（一）
什么叫集体性欺骗？就是由执政者操办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而所有的人也都不负责任，事后也不会追究罪错的那种欺骗，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现实的一切方面。大家想想，多少次政治运动，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杀了多少，坐牢多少，发配多少，戴帽多少，入另册的又有多少（权且不计受牵连的父母妻儿老少），哪场运动不是先制造谎言，蛊惑人心？他们采用指鹿为马、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等等手段，让人像吃了迷魂药一样，不辨黑白，不明是非，或揭发或检讨，最后则总是专政的大棒一次次挥舞起来，把几十几百万的无辜者扔进泥潭火坑。为什么？根本是为了保他那个"万世基业"！我们在非人的地狱里挣扎煎熬了几年几十年，终于侥幸活了下来，而他们为了自己不致 "死路一条"，被迫宣布（给你）"改正"、"平反"或者"无罪释放"，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们依然正确，依然英明，君不见上上下下那些衮衮左公，谁的顶带花翎动过一发一毛？他们实实在在说出过事情的真相了吗？真诚地地表示过一次忏悔了吗？以及，哪怕是口头上承担过罪责了吗？（从最高当局到各级官僚，或许有极个别的例外）。六十年了啊，整整一个甲子，在花那么多银子举国"大庆"的时候，怎么就不该把这六十年的是是非非--至少是其中主要的若干事件，对老百姓作个符合历史真实的交代呢？对此，我既寄以希望又不抱希望，我三十年前亲历的经验告诉我：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没有这样的雅量更没有这样的气魄。那年，我走出大牢去见"单位"领导"讨个说法"时，就领教过他们的傲慢和无礼，领教过他们的语言暴力："某某某，工作给你安排了，工资给你补发了，这么多年的饭钱都没要你出，你还不满意个啥？"在他眼里，我永远只是个工具只是个贱民，我直觉应该立马三叩九拜谢恩才是！
这种集体性欺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点最具"中国特色"：往往既是受骗者（此时此地）又是骗人者（彼时彼地），既是加害者（此次运动）又是受害者（下次运动），甚至在同一运动中，先整人再被整，先被整再整人，一面整人一面被整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鄙人，做了人家27年的"喉舌"，被骗了27年，也骗了别人27年），这种一身二任的特色，这种角色不断转换的体验，让说谎和造假在潜移默化中渗入了几乎所有人的骨髓，甚至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混迹于官场的（即各级各类公仆）可谓已经修炼到炉火纯青，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理直气壮地说假话，他们为了掩饰真相和逃避罪责，甚至可以责问、驱赶主持正义的传媒记者，他们没有人再会觉得造假的卑鄙与虚伪，当然更没有人感到羞耻。许多年历练下来，如今诚实守信往往被看作"无用"、"傻冒"，以假掩真以假乱真则受到夸奖，曰"拎得清"；对讲出实情的反而会被提醒要"多长个心眼"，连我们孩子也熏陶得不说皇帝光屁股了！这种真善美同假丑恶的完全混淆和颠倒，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最深刻的灾难，更是我们民族不知需要花多少年的功夫才能够治理的顽疾，而这正是长期集体性欺骗结出的恶果。这里刚好有个最新的资料可以佐证：据2009年8月5日上海市政协座谈会上披露的《上海社会诚信现状与评价调查报告》称：市民为上海诚信水平打分：5.78分，满分为10分，也就是说，不及格；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吃亏"；只有54.8%的人认为社会诚信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好转"，而44.2%的人认为相比五年前，诚信度下降了。我们无法证明这个报告本身的诚信度，但是，即使完全是真实的，那么，报告中显示的绝大多数人对诚信只是一种期待而并不准备身体力行，这样的情况肯定离现代文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发生并蔓延的？我想无论历史的或者现实的，不外两条：一是宣传（领导人的言论、学校的教育、媒体的灌输等）和行为（在细微末节中感受到的现实的实际状况）的彻底脱节、背离和分裂；而更为重要的和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长期以来执政集团无处不在的谎言和造假。这两种情况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我们民族原来那种重然诺、守信义的传统只是在飘摇的风雨中挣扎，而一次次政治运动更是对它一次次的集中打击和摧毁。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我们同北面那位老大哥的情况"何其相似乃尔"！其实也好理解，原本就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这里不妨把本人了解的一些情况同各位作个交流。
俄罗斯曾出版过一本画册，是研究专家从搜集的图片中精选的斯大林时期表现苏共历史的记录，书名叫《政委失踪了》，这是一册揭露独裁者利用手中权力篡改、伪造历史的书。其中有一幅摄于1919年列宁、托洛茨基同群众在一起的照片，原照画面上，当时任红军总政委的托洛茨基站在列宁左侧，正举手行军礼，可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照片上的托洛茨基不见了。
说斯大林手上沾满鲜血，这不是艺术的夸张而是历史的真实。据已经披露的历史资料，至少有70%的中央委员被他"清洗"，有人甚至在完全不知情的懵懂中便已经倒在了内务部的枪子下。有一幅斯大林和其他三位苏共领导人的合影，从左至右是安特波夫、斯大林、基洛夫、什维尔尼克，这是1926年庆祝粉碎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反党集团"胜利的合影。照片从四人而三人，而两人，最后只有斯大林一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中苏蜜月期，我曾经有过这张"伟大导师斯大林"的单人照，当时谁能想到，这张照片竟然隐藏着一个残酷的整肃过程。
还有一张照片叫《斯大林是儿童的朋友》，我印象更深，记得在半个多世纪前，在我生活过的那个城市曾经广为张贴，照片上，斯大林抱着一个五六岁的女孩，笑容可掬，画面前方是一束斑斓的鲜花。原来，照片的右面还站着一个人，他叫俄班诺夫，是某省的"第一书记"，而这个女孩的父亲正是"第二书记"。不久，"第一书记"被整肃，自然也就在照片中消失了，后来女孩父亲也被指为"日本间谍"和"企图谋杀斯大林"而被处决，甚至连她母亲也未逃过一劫，连带被秘密处死了。于是我不禁要想，照片的标题是不是应该改为这样：《斯大林是儿童父母亲的刽子手》？非常精彩的是斯大林一死，他的继承者如法炮制，先是马林可夫1953年上台后从集体照的边缘"走"到了中心，站在斯大林的身旁，以显示"亲密战友"的毋庸置疑性；接着，非斯大林化时期，那幅著名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油画上，正在向士兵讲演的列宁身后的斯大林也"失踪"了。历史就这样成了他们任意搓捏的一团泥巴，善良的老百姓怎么能想到这些好话说得满天飞的家伙竟会无耻和伪善到这等地步呢？
现在，经历血与火洗礼的平民百姓心里都很清楚了：专制统治者们在文献、图片乃至绘画上弄虚作假早已不是新鲜事，《开国大典》上的"元勋"们曾经象走马灯似地换过来换过去，《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也让朱德和林彪忙了好一阵，更别提"文革"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换头术"了。当下的情况又如何呢？令人扼腕的是，竟然一切都"与时俱进"了，比起他们的前辈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且看8964之后，谁还曾在媒体上见过曾经是他们"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无论是名字无论是形象，他们都彻底的"失踪"了，漫漫十多年的中共历史变成了这样：由一位既非"主席"又非"总书记"的人做了"第二代"的"核心"，可是，那个"第一代"的"核心"去世时，他不是还背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吗，怎么一下子又成了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三任领导的"核心"了呢？而且到了"第三代"，虽然有了一个新的"核心"，但他依然是 "核心"中的"核心"，这只要翻翻那位"江总"的任何一次讲话记录便洞若观火了。其实，就以他们定的1935年为界，那么此前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还有王明、李立三等等，算什么？这自然只是问题的一点表象，谎言帝国无处不谎言，其中的奥秘，从大洋彼岸来的高官也好记者也罢，恐怕是难以触摸到褶缝深处及其内里的。我不免常常会想，将来，不知需要多少专家花多少力气才能为我们的历史"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呢！
（二）
制度性邪恶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长期的无孔不入的"洗脑"。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专政，其终极目的是使之丧失正常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实现人对自身的异化，以利无产阶级专政江山永葆青春！
我这里也讲个故事。五年前读到一本书叫《中共历史的见证》，作者复姓司马，大名璐，此人1937年即是共产党的人，但是入党又脱党，这也不稀奇，他呢，脱党又孜孜研究党，这本书就是他研究的大作。从书中看，他认识共产党许多领导，包括胡耀邦、潘汉年、滕代远、曾希圣等，而对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王明、刘少奇等人的分析则更显特色。但是一下子插入我记忆深处的是这样一段话，那是他初到延安时候，负责接待的一位干部给他上的第一堂"党课"：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到一切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岗位上去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以后，就像自己是一块木料一样交给了党，党今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椅子就做椅子，党明天需要把这块木料做成桌子就做桌子，当党需要建造大厦的时候，你也可能变成栋梁，但是，党如果需要造一个马桶，那么你就得尝尝臭气......
这让人想起刘宾雁在他的自传里说及的一件事：他参加革命后，不断接受这种愚昧之极的洗脑，他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一次，他斗胆问他的领导：如果党要我去杀人呢？他得到的回答是：那你就得去杀人！
是的了：先是把那个"主义"和传布他的教主神灵化，然后是把那恰如蒙汗药一样可以使所有教民愚昧和疯狂的教义"灌输"给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几亿人，乃至十几亿人，而且硬是让所有的黎民百姓都必须遵奉它为"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变成国家大法，假如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依然清醒甚至表示不愿尝"臭气"更不愿去"杀人"，那么其后果已经无须多费笔墨，焚书坑儒、充军发配之类的一幕幕大戏，大家都看见过，许多人（当然包括司马先生和宾雁先生）而且都经历过的了。什么叫邪教？一曰造神，二曰造假，而欲达到此目的，必先洗脑，洗脑成功，邪教便盛行于域中矣！
回望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史"，想想有多少精英做了"椅子""桌子"乃至"马桶"而依旧不得安宁，最终竟倒在"革命"的枪口下，真是让后人不寒而栗。那位司马先生幸好早早逃到了香港，然后才可能按照他的思路去"研究"共产党，否则，在煎炸炖炒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中，他那付老骨头还能支撑到今天（他现在美国拿养老金过日子）？
我在 "洗脑"前用了两个副词：长期的、无孔不入地，想必我们这些过来人都不会有异议。在"阶级斗争"年代，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是整人（政治运动），一是自整（思想改造），整人时也需自整，这叫联系自己"活思想"，向党交心；自整时也包含整人，即揭发检举，其中当然有"卧底""告密"之类的事，后来所谓的"斗私批修"其实也就是这样两个方面，都是洗脑。由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以洗脑的事是"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有时时有"。这样不断地拔白旗插红旗，最后你不仅心甘情愿去做马桶尝臭气了，而且不以为臭反以为香了，那你就是"组织"信得过的"好同志"了，当然，你还是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必须"继续革命"，否则，左派是可以转化为右派的，弄得不好，仍然可能跌入修正主义的深渊。
人之异于动物者，根本在于人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头脑。而专制独裁制度恰恰不允许你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你是"工具"，你是"喉舌"，你是"齿轮"和"螺丝钉"，不仅"口"不能有"异言"，连"心"也不许有"异念"（许多右派的帽子正是在向党交"心"之后戴上的），久而久之，你觉得自己无须思考，甚至也已经无须发声，你只须跟领导保持"绝对"一致，名誉、地位、财富、荣耀，还有女人, 便应有尽有了。
我给大家介绍位名噪一时的人物，他就是在8964时在"新闻发布会"上理直气壮说天安门没有死人的那位"发言人"。此公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同山东《大众日报》一位女记者相好，那时，他风度翩翩，真诚而且多情，常有新作在党报频频露面，或许是做人家的"喉舌"太久了，就象学步邯郸一样，最后竟不知自己的声带何在，自己的脑袋何在？恰好是8964前夜，当年那位女记者去世，他发来了"唁电"，我算算他应该正是忙得不可开交时，可他还是顾上了此等区区私事，于是转念觉得此公毕竟还算是个有情之人，可一夜醒来，我简直不相信就是同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把假话说得比真话还真，他怎么有那么高超的撒谎造假的本领，他更怎么有了那么一副铁石心肠？曹雪芹说得好啊：假作真时真亦假！夫复何言！
最近看到媒体上报道，正紧锣密鼓地在举办各种类型的"读书班""训练班"，你新做了"人民代表"，就会有参加"培训"的荣幸，你是民主党派的头儿，也不会把你忘记，会请你参加什么"学习班"，此外，还有诸如"理论班""骨干班""提高班"等等，眼花缭乱，精彩纷呈，用当下时髦的话说，这是为继续实现集体性欺骗 "夯实更加强大的思想基础"。别小看了他们的本事，君不见连旅游、歌舞这样以审美为目标的活动也已经被涂抹成为"红色"，（其中又有多少欺骗和蒙蔽），你说，还有哪个角落是干干净净的呢！
（三）
一面是谎言，一面是洗脑，正所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把你那个脑袋"洗"迷糊了，岂不正可以接纳谎言了吗？多年前，我听过一位基层干部说过一句话：啥叫迷信？就是叫你"迷"上眼睛去"信"。怎么办？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只有两样东西了，可这是两样非常珍贵的东西：回忆和思考，就是刊头语那句话："拒绝遗忘，正视历史"，它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武器，是我们走出"迷信"，抵御制度性邪恶最可靠最有效的防线。
第一是正视历史。"正视"必须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我们许多人正是在思考中逐步看清了历史的真相，继而勇敢地冲破精神牢笼，一步步从迷蒙觉醒，走出"乌托邦"的。鄙人是觉悟得很迟的一个：1957年，共产党就不要我了，我还爱他；1962年，共青团也不要我了，我连肚子也吃不饱了，还卖命地在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1967年，把我捉进官府了，铁窗里我还"抬头望见北斗星"；1976年他死了，我涕泪横流，第二年，竟然再次以"恶攻"打成"反革命"，坐牢600个日日夜夜.......就这样，直到过了"不惑"之年才开始"惑"起来，想想也真惭愧，都是狼奶喝得太久太多了啊。
以我个人的体会，多听多看之后，自然就会多思。一个正常的有健全人格的知识人，独立思考原本是我们的天赋，大家想想，许多"天经地义"的东西在我们心里是如何轰然倒塌的呢，首先是真相的逐步被揭露，然后才有新思想的萌生。这个过程大体是这样的：事情（道理）真是这样的吗（疑）--为什么说（弄）成这样了呢（思）--原来隐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喔（醒）。
举个鄙人切身的例子："恶攻"文革中名言--"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
1、真是这样吗？--太夸张了，怕不是吧--疑
2、如果真是这样，那这理论也太短命了吧--思
3、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宣传呢？有人想造神？--那为什么要造神呢--......
许多老革命称自己是"两头真"，这主要是针对主观世界而言的，两"真"稍有不同的是，先头的"真"是指参加革命时的一腔热血一番真诚（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则未必是"真"的，颇多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后期的"真"则是对世界的认识剔除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种种虚假和伪饰，复归为它的本态本相，这时的认识已经趋于主客观一致的那种"真"了。那么这个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正是"看"--"疑"--"思"--"醒"的过程。所以我主张要尽可能地多看点真人真事真相真情的文章，当然，即使这样的东西（包括其中的观点）也不能迷信，需要纵向横向对比思考，不要都信以为真。
正视历史有个敢不敢的问题，以前跟着说假话，很多情况是因为不敢说出甚至不敢相信事情的真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这个问题应该不大了（据说即使让有人不高兴了，也属"七十八十打招呼"这个尺寸）。我们正视历史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明白"，比起林昭、顾准，比起许多先知先觉的先辈，我们已经是"后知后觉" 了，我们希望自己不要到死也"不知不觉"，糊里糊涂，那恐怕是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了。
第二是拒绝遗忘。正视历史必须拒绝遗忘，拒绝遗忘方能正视历史。
有段时间我非常纳闷，二代"核心"关于文革、关于伟人不是都说过应该如何如何了吗，有的不是都已经写进什么"决议"了吗，怎么在实际生活中还有那么多的禁锢那么多的忌讳呢？比如，我在报刊上看到这样一件事：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有位叫卢雪松的女教师，配合教学放映了一部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是个右派分子，后来又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文革中被枪决在上海龙华（她应该和"五烈士"同在），这个女子生得堂堂正正死得轰轰烈烈。按正常的思维，既然文革已被否定，林昭也已平反，老师在相关课程的课堂上放部关于她的片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中国特色"就是如此吊诡：文革可以在我的文件里被否定，却不可以让你在文章里去研究，更不允许建立什么"文革博物馆"；毛泽东可以在我的什么"决议"里批评他的"严重错误"，却不可以由你去说三道四；右派可以由我来给你"改正"，反革命也可以由我来给你平反，但是决不允许再对那段历史评头品足尤其不允许再去探求什么"历史教训"......于是，这位卢老师被告发（这个学生怎么有如此高度敏感的政治头脑？），校方立即停止了卢老师的职务，听说还有后续故事，只是又因某种需要而被遮蔽了。
什么道理呢？反复思考，又经高人林贤治先生指点，可能是这样：他们的"否定"和我们的"否定"，其用词虽为一而其深意却大相径庭。我们已经看到的种种"否定 "统统是政治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具有权宜和定向的特点，因之往往是半截子半封闭的；而我们要求的是历史性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出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具有必然、公正和彻底的特点，因之往往表现出全开放的态势。他们不可能全部公开历史文档，不可能对历史和历史中人物言论行为的是与非做到不偏袒不避忌，甚至连不造假也做不到（毛著的不断"润饰"以至与原讲话面目全非，便是一例）。总之，他们的"否定"丝毫没有触动专制极权，丝毫没有触动意识形态专政，也就是没有从根子上否定制度性邪恶。为了"政治"，为了"稳定"，说到底为了维护专权统治，历史照样任意涂抹，人物照样任意出没，他们甚至可以规定什么是必须牢记的，什么是必须遗忘的，你忘了必须牢记的固然可能招来麻烦，如果你硬是拒绝遗忘必须遗忘的，那可能更会大祸临头。这不是理论，也不是设想，这是血腥的现实。
回到本文开头，我说那两句刊头语振聋发聩，就是因为它始终遵守"拒绝遗忘，正视历史"这个宗旨，那些看似纯个人的记忆，其实是社会的记忆、历史的记忆，它们提供的非常生动具体的历史细节，将比官书正史更具价值，这个价值就在于它为我们民族保留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瞬间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我想，发掘这些记忆，应该是我们这些老人可以也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在思考和记忆的过程中，一定会使自己的人格更健全，心灵更充实，老哥们, 让我们在精神上挺直腰杆，真正站立起来！
20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