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假如一切"属实"--难道这样一个事实，"父母出卖女儿"，不比执法中可能的失当，更应让人心战栗么？首先抵达的情感，难道不是悲伤而是愤怒么？人们会愤怒，是因为一个少女的纯真受到了伤害。可是别忘记，在此之前，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在人性上早已被伤害乃至被"泯灭"了。难道真会有人相信，为人父母者出卖自己的女儿，只是因为"穷山恶水刁民"，或是好逸恶劳的人性之恶？
法律与理性当然是必须的。我诧异的是发出的声音比例会这么不协调。舆论好像全没觉察，事实与日常宣讲听闻的"道理"多么背离。哪怕仅仅问一问，这个家庭真实的生活景况，还有多少家庭与他们境遇相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人们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并不觉得他在诲淫诲盗，读了《渴睡》中困倦的小保姆为了好好睡一觉而掐死她照看的婴孩，也不觉得契诃夫是在鼓吹犯罪？就因为他们是"大文学家"吗？
那只是因为，除了法律和一般的道德约束之外，人类永远还需要以另外一种触觉来关怀自身的命运--那是弹性十足，充满悲悯和感性的触觉。解读本案，不仅需要法理，也需要文学乃至信仰。
要重申，我绝不贬低理性、法律的价值。需要的是不同的背景声，声源可以是知识精英的浅吟低唱，也可以是市井小民的窃窃私语。可惜，我们听到什么呢？"含泪劝告"、"做鬼也幸福"......更遗憾的是，这样的声音不是被遮蔽，而是被遗忘了。
会有人说，难道每个人的罪错都怨社会吗？是的，每个人都决定同时"被决定"着，无辜有罪常常只隔一纸。怎么去区判责任？
有一个笨办法：个人的责任随社会给予个人自由度增减。在个人自由度大的社会，个人应为自己的罪错担负更大的责任。而相反的"父权社会"，当公民们更多"被"决定，他们的责任可以相对减少。只有父性的权威，而缺少母亲的怜惜悲悯--就像俄罗斯作家常呼喊着的"俄罗斯母亲"一样，这样的社会和制度，只会培养病态的成员。比如一个社会或制度，已让身份固化成为阶层壁垒，让阶层向上流动困难万分，人们的所为，有多少能算"选择"的呢？
仅仅是法度的标准更严格，将过去的无罪判为有罪，仅仅是执法的力量更强大，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找到犯罪的证据，然后将犯罪错者像垃圾一样清扫掉，像害虫一样消灭掉，行使着淋巴细胞对癌细胞的职能，却缺少预防、呵护的行动，甚至缺少呵护的声音，能说今天比100年多前的俄罗斯，在所有的维度上都进步了吗？
悲悯，也是社会的一种软实力，而我理解，软实力当然主要不是对外的。悲悯也是救赎，而救赎，其实不是拯救别人，而是拯救自身。
"人有病，天知否？"如果不能认识到苦难不仅施于受害者，也加诸我们每个人身上；罪错不仅来自施加者，也出自于我们每个人手中，那么真应了大学生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句话："人这种卑鄙的东西，什么都会习惯的！"
最后，我愿意承认，也许人们急于辨明真相、诉诸理性，乃是对眼前另一种现世威胁的恐惧，压过了对未来的关怀。不能说这是一种错误，它只是，更加值得悲伤。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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