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7-30 12:41:35作者：荒原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本年度高考一篇名为《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的仿古体长诗，与郭沬若后期文风相承，竟被多位作文阅卷老师一致评为今年高考语文“最牛满分作文”。
与之相对应，也出现了数篇“思想不健康”，但写作功夫并不“差”的“零分作文”，其中以《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为最。
就“满分长诗”《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和“零分作文”《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而言，任何稍有知识的人都能从中看出一些端倪：不是因为“长诗”写得比“作文”多么好，或者说“作文”比“长诗”写得多么差，而仅仅是因为所谓“思想性”，“长诗”是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在身陷逆境之时尚能题外生意，涌感恩戴德之情，因媚上而得赏。“零分”作文则是隐晦批露严酷之现实，在针对最让人敏感的“网”事上尤其如此，因言而招罚。如果说“满分长诗”是走“主旋律”，“零分作文”则贵在真实和朴素，属于“变调”并自成一体。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敢拿明天青春换正义的勇气，有着独立思考本能的品质，不但不应为人所弃，反之更应赞扬有加。
不同于当年张铁生实在是胸中无话可说，加当时流行的反判精神所致的“交白卷”行为，“零分作文”们到是有话想说了，但因不合乎党的胃口，更不甘落于党事先设下的意识圈套，所以才不具备“满分长诗”那种“思想实力”，进而被无情地打入“冷宫”并处以极刑，说是“生不逢时”，或许更符合事实。——其中《翅膀》面世，正与当局强势推行网络监控工具—绿霸的时间相重合，故有人草木皆兵地以“此文章别有用心”为由，横行鞭挞乃至刑侦追杀之能事。
在一种意识判定标准之下，二者最终结果一正一“反”：思想“正确”了，丑小鸭也可以披上美丽的天鹅外衣，合归主流，成为“精英人”和“天之骄子”，就可以在主人的恩典下尽享富贵与荣华，成为苟且顺从的奴才。“错误”了，如《翅膀》者，金子也会被弃若
泥沙，则只能甘于寂寞和贫穷，或是在铁拳的打压下支离破碎沉于海底，“永世不得翻身”。
在一个以谎言立国的社会中，“真实和朴素”的命运，是人人皆知的。但从人类的普世思想性和“文以载道”、“言为心声”的为文标准来说，“文道”从不以分数论英雄，更不以党性定优劣，所以其历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以《翅膀》的文笔功夫设想：将来哪怕远走江湖或归隐山林，若还能继续坚守“不合作”的独立精神，必当自成一家之学而留芳后世。
评分背后的“党文化”魅影
本年度高考作文的评判标准不是文学性和艺术性，而是思想性即党性也即兽性加奴性。高考的目的则明显是在选奴才，而不是选人才。标准中有“感情真挚，思想健康”一项，其中“思想健康”说，在其背后有一股巨大的推力并暗藏杀机，就是“党文化”为了考验一下考生对“思想健康”的理解和态度的正确与否。——当一种唯我独尊的“党文化”意识标准成为道德主流时，也成为人们为人行事的标杆和天平，符合即正确，违背即错误，甚至反动，二元的标准，霸王的哲学，就这样形成了。
关于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中国圆明园兔首兽首事，也有一个高考写作主题，在6月9号的《江南都市报》，报道了江西省的评分标准，强调只要能将蔡铭超在国际上以不诚信、不守法、不择手段的无赖行为让中国大失脸面之事，写成是爱国的、智慧的、勇敢的义举，就可以得到一类高分。
这就明显地是一种利用国家公权力以出卖道德和信义来误人子弟，而行一党之私事的政治讹诈和流氓行径，再一次证明了“党文化”的无理霸道及其末世情怀。这也可以说明，思想不能解放，学人精神不能独立，才是中国多年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一直不能有所成就的主因。
从古至今，本当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取仕，至今却扭曲成为年轻学子们在喝了近二十年三聚氰氨毒奶之后，在刚刚步入社会人生之时，即必须面临人生第一次的政治表态考试，也成为决定此后是汇入“精英主流”，还是终被边缘化的一次良心抉择，何其悲哉!
不论是“零分”还是“满分”，若是在一个理性而公平的环境中，显然都是不会轻易出现的现象，但在中国却意料之中，更出乎其外地出现了，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此事以09年为始，恐怕还会出现更多，此后成为一种高考评分“习惯”和现象，也极有可能。
高考求学已成鸡肋
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说，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名，比去年约减少40万，应届高中毕业生834万，其中参考生为750万，这意味着中有84万人弃考。
面对高额求学费，使中国高等学府中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从1980年的30%下降到2008年的18%，这是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又一个例证。
虽然主流专家说出如“人口增长减缓”等说辞来，但却回避了中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国人对高考的兴趣正呈下降之势，回避了正是因为高考不公平引发诸多作弊案的残酷现实。
“‘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的朴素愿望到今天的84万学生弃考，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悲壮？”——来源：凤凰博报
科考在中国人的眼中，传统认为是为了求取“功名”。这功名者，既是务实的，也是抽象的，既有个人追求荣华富贵的私利，但也含有高尚的救济天下苍生，“赢得身前身后名”的家国情操。“显”则达济天下，“穷”则独善其人，求“功名”之虚，是明显要高于求
“功利”之实的。退一万步说，最起码要坚守“不去害人”的底限。
时至一党天下，党理念压倒一切，教育体系成为工业化生产模式下的奴才制造机器，人性的高尚被压抑，人生的理念逐渐萎缩，多数学子的求学目的，已沦为“谋生术”和“手艺活儿”(如有的学校竟推出“摆地摊”专业)，沦为党文化下的意识奴才，生产出来的除了信仰脑残，就是眼高手低的“啃老族”。进入社会后，混好了穷奢极欲尽享荣华，“点”背了则拉别人做垫被，成为社会公害。
值此高考与打工前途并无二致的情况之下，不用穷父辈一生的巨大投入求学谋生，另择通过劳动直接见效的打工之路，虽是无奈的，却也是“明智”的。——既然通过走自己的路也可以自由自在到达理想的彼岸，何必又非得作茧自缚先做奴才后发财呢？
“党文化”与“国学回归”的苟合
传统文化流传了几千年，一瞬间却被“党文化”彻底革命和颠覆。打烂了道德，扰乱了规则的“党文化”教育，实质是流氓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强奸。“党文化”长期通过强制和诱导的行政手段，来潜移默化地替换中国文化和人格方面美好的传承，使学术只能仅限于“党文化”的类宗教学范畴之内，使道德沦为只要党性不要人性的兽性层面。中国人从此习惯于从娘胎到入殓，全程时时受到“党文化”的“关心呵护”(可中国人却没有这方面的全程福利享受)，成为一个个“斯得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近年来，梦幻的共产主义天堂理论在物欲的冲击现实面前彻底走光和穿帮。为挽救意识破产的颓势，又祭起了所谓的“国学”，用“新儒家”的面具和既有品牌影响力，以儒家的瓶子装“党文化”旧酒，行名为“回归”实为“复辟”之实。在全国各地大搞古人古像重修重建和例行公事的祭祖政治，在世界各地大力推广“孔子学院”，大肆宣扬“国学”外衣之下的“党文化”内核。
于是，新儒家，新墨家，新… …家纷纷粉墨登场(当然不排除其中有极少数真学问家)，乱花迷眼的学家流派，竟有点精彩纷呈之感，新的“诸子百家”竟也应党运而生了。但仔细观之，则不外乎还是“明君贤臣”那一套“辫子戏”理论，与“党文化”的“精髓”丝毫不差地相暗合着。其来势汹汹，显示出霸道的“党文化”气息，证明了“新国学”外衣下的伪劣之实和司马昭之心。
传统语文教育不仅是写作技巧和修辞方法论，更是教人以道德，授人以规则的素质培养过程。但在“党文化”下，中国的语文教育同样不能幸免。若“从本年度高考表面看，仅是一个作文考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专制问题”。
三尺之冰确非一日之寒，难怪中国近年来道德滑坡，贪腐横行，其因原来在此!
注：文章内容参考来源——《中国聚焦》栏目，李元华教授——高考零分作文评析
2009-7-12
本年度高考一篇名为《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的仿古体长诗，与郭沬若后期文风相承，竟被多位作文阅卷老师一致评为今年高考语文“最牛满分作文”。
与之相对应，也出现了数篇“思想不健康”，但写作功夫并不“差”的“零分作文”，其中以《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为最。
就“满分长诗”《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和“零分作文”《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而言，任何稍有知识的人都能从中看出一些端倪：不是因为“长诗”写得比“作文”多么好，或者说“作文”比“长诗”写得多么差，而仅仅是因为所谓“思想性”，“长诗”是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在身陷逆境之时尚能题外生意，涌感恩戴德之情，因媚上而得赏。“零分”作文则是隐晦批露严酷之现实，在针对最让人敏感的“网”事上尤其如此，因言而招罚。如果说“满分长诗”是走“主旋律”，“零分作文”则贵在真实和朴素，属于“变调”并自成一体。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敢拿明天青春换正义的勇气，有着独立思考本能的品质，不但不应为人所弃，反之更应赞扬有加。
不同于当年张铁生实在是胸中无话可说，加当时流行的反判精神所致的“交白卷”行为，“零分作文”们到是有话想说了，但因不合乎党的胃口，更不甘落于党事先设下的意识圈套，所以才不具备“满分长诗”那种“思想实力”，进而被无情地打入“冷宫”并处以极刑，说是“生不逢时”，或许更符合事实。——其中《翅膀》面世，正与当局强势推行网络监控工具—绿霸的时间相重合，故有人草木皆兵地以“此文章别有用心”为由，横行鞭挞乃至刑侦追杀之能事。
在一种意识判定标准之下，二者最终结果一正一“反”：思想“正确”了，丑小鸭也可以披上美丽的天鹅外衣，合归主流，成为“精英人”和“天之骄子”，就可以在主人的恩典下尽享富贵与荣华，成为苟且顺从的奴才。“错误”了，如《翅膀》者，金子也会被弃若
泥沙，则只能甘于寂寞和贫穷，或是在铁拳的打压下支离破碎沉于海底，“永世不得翻身”。
在一个以谎言立国的社会中，“真实和朴素”的命运，是人人皆知的。但从人类的普世思想性和“文以载道”、“言为心声”的为文标准来说，“文道”从不以分数论英雄，更不以党性定优劣，所以其历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以《翅膀》的文笔功夫设想：将来哪怕远走江湖或归隐山林，若还能继续坚守“不合作”的独立精神，必当自成一家之学而留芳后世。
评分背后的“党文化”魅影
本年度高考作文的评判标准不是文学性和艺术性，而是思想性即党性也即兽性加奴性。高考的目的则明显是在选奴才，而不是选人才。标准中有“感情真挚，思想健康”一项，其中“思想健康”说，在其背后有一股巨大的推力并暗藏杀机，就是“党文化”为了考验一下考生对“思想健康”的理解和态度的正确与否。——当一种唯我独尊的“党文化”意识标准成为道德主流时，也成为人们为人行事的标杆和天平，符合即正确，违背即错误，甚至反动，二元的标准，霸王的哲学，就这样形成了。
关于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中国圆明园兔首兽首事，也有一个高考写作主题，在6月9号的《江南都市报》，报道了江西省的评分标准，强调只要能将蔡铭超在国际上以不诚信、不守法、不择手段的无赖行为让中国大失脸面之事，写成是爱国的、智慧的、勇敢的义举，就可以得到一类高分。
这就明显地是一种利用国家公权力以出卖道德和信义来误人子弟，而行一党之私事的政治讹诈和流氓行径，再一次证明了“党文化”的无理霸道及其末世情怀。这也可以说明，思想不能解放，学人精神不能独立，才是中国多年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一直不能有所成就的主因。
从古至今，本当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取仕，至今却扭曲成为年轻学子们在喝了近二十年三聚氰氨毒奶之后，在刚刚步入社会人生之时，即必须面临人生第一次的政治表态考试，也成为决定此后是汇入“精英主流”，还是终被边缘化的一次良心抉择，何其悲哉!
不论是“零分”还是“满分”，若是在一个理性而公平的环境中，显然都是不会轻易出现的现象，但在中国却意料之中，更出乎其外地出现了，并且可以肯定的是，此事以09年为始，恐怕还会出现更多，此后成为一种高考评分“习惯”和现象，也极有可能。
高考求学已成鸡肋
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说，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名，比去年约减少40万，应届高中毕业生834万，其中参考生为750万，这意味着中有84万人弃考。
面对高额求学费，使中国高等学府中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从1980年的30%下降到2008年的18%，这是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又一个例证。
虽然主流专家说出如“人口增长减缓”等说辞来，但却回避了中国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国人对高考的兴趣正呈下降之势，回避了正是因为高考不公平引发诸多作弊案的残酷现实。
“‘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的朴素愿望到今天的84万学生弃考，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悲壮？”——来源：凤凰博报
科考在中国人的眼中，传统认为是为了求取“功名”。这功名者，既是务实的，也是抽象的，既有个人追求荣华富贵的私利，但也含有高尚的救济天下苍生，“赢得身前身后名”的家国情操。“显”则达济天下，“穷”则独善其人，求“功名”之虚，是明显要高于求
“功利”之实的。退一万步说，最起码要坚守“不去害人”的底限。
时至一党天下，党理念压倒一切，教育体系成为工业化生产模式下的奴才制造机器，人性的高尚被压抑，人生的理念逐渐萎缩，多数学子的求学目的，已沦为“谋生术”和“手艺活儿”(如有的学校竟推出“摆地摊”专业)，沦为党文化下的意识奴才，生产出来的除了信仰脑残，就是眼高手低的“啃老族”。进入社会后，混好了穷奢极欲尽享荣华，“点”背了则拉别人做垫被，成为社会公害。
值此高考与打工前途并无二致的情况之下，不用穷父辈一生的巨大投入求学谋生，另择通过劳动直接见效的打工之路，虽是无奈的，却也是“明智”的。——既然通过走自己的路也可以自由自在到达理想的彼岸，何必又非得作茧自缚先做奴才后发财呢？
“党文化”与“国学回归”的苟合
传统文化流传了几千年，一瞬间却被“党文化”彻底革命和颠覆。打烂了道德，扰乱了规则的“党文化”教育，实质是流氓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强奸。“党文化”长期通过强制和诱导的行政手段，来潜移默化地替换中国文化和人格方面美好的传承，使学术只能仅限于“党文化”的类宗教学范畴之内，使道德沦为只要党性不要人性的兽性层面。中国人从此习惯于从娘胎到入殓，全程时时受到“党文化”的“关心呵护”(可中国人却没有这方面的全程福利享受)，成为一个个“斯得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近年来，梦幻的共产主义天堂理论在物欲的冲击现实面前彻底走光和穿帮。为挽救意识破产的颓势，又祭起了所谓的“国学”，用“新儒家”的面具和既有品牌影响力，以儒家的瓶子装“党文化”旧酒，行名为“回归”实为“复辟”之实。在全国各地大搞古人古像重修重建和例行公事的祭祖政治，在世界各地大力推广“孔子学院”，大肆宣扬“国学”外衣之下的“党文化”内核。
于是，新儒家，新墨家，新… …家纷纷粉墨登场(当然不排除其中有极少数真学问家)，乱花迷眼的学家流派，竟有点精彩纷呈之感，新的“诸子百家”竟也应党运而生了。但仔细观之，则不外乎还是“明君贤臣”那一套“辫子戏”理论，与“党文化”的“精髓”丝毫不差地相暗合着。其来势汹汹，显示出霸道的“党文化”气息，证明了“新国学”外衣下的伪劣之实和司马昭之心。
传统语文教育不仅是写作技巧和修辞方法论，更是教人以道德，授人以规则的素质培养过程。但在“党文化”下，中国的语文教育同样不能幸免。若“从本年度高考表面看，仅是一个作文考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专制问题”。
三尺之冰确非一日之寒，难怪中国近年来道德滑坡，贪腐横行，其因原来在此!
注：文章内容参考来源——《中国聚焦》栏目，李元华教授——高考零分作文评析
2009-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