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生开枪连北洋军阀也不如
与血腥镇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民众空前的众志成城。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道德水准，在那些个日日夜夜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净化。这个从来没有真正欢笑过的民族，在那些日子里，开怀而笑。就连男女老少的眼神和表情，都跟往昔大不一样。不再是猥琐的，可怜的，东张西望的；而是开朗的，祥和的，从容不迫的。习惯于互相仇恨的中国人，一下子变得友爱无比。不止是游行的学生感觉到了什么叫做尊严，所有的民众，都在那些日子里体验了有尊严的时刻。中国人从来没有如此充实过，如此自豪过。鲁迅嘲笑过的国民性，在那些日子里荡然无存。可以说，此乃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最大奇迹。
但反过来说，敢对这样的民众开枪，也算是一大奇观。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面对这样的民众，就算在利益考量上不能接受，也难以悍然屠杀。因为这是与整个民族为敌，向整个民族开枪，并且杀死的不仅是无辜的平民，而且更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灵魂，通常见诸这个民族的伟大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之于盎克鲁撒克逊民族，曹雪芹《红楼梦》之于中华民族；很少有机会通过一个非常的历史事件，见诸整个民族的民意民情。当年北洋政府为什么不向五四学生开枪，因为他们看出学生运动含有民意在其中。以邓小平及其元老权贵的文化根底，莎士比亚和《红楼梦》自然无缘相识，也看不懂。但他们难道连北洋政府的榜样都学不了？倘若连北洋政府的人文水准都及不上，那当年还闹什么革命呢？满清入主中原之后，还知道学习汉人文化。共产党执政之后，怎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丧失殆尽？
杀人邓小平杀了改革邓小平
六四开枪，打掉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人民军队的谎言从此完全戳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六四血案而告终结（随后的苏东波并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共产党的烈士鲜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许是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开枪屠城。其实，那些元老权贵未必不明白，这毕竟是在作孽；血案过后，一个个躲得远远的，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邓小平最后独自一个，出来接见屠城部队。身高与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差不多的邓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组成的元老集团里，却鹤立鸡群。在政治赌桌上，所谓赢家，有时不过就是敢于担当的同义词。
赵紫阳面对的权贵集团，看上去张牙舞爪，实际上只有邓小平才是劲敌。邓小平接见屠城部队的亮相，与其说在庆祝胜利，不如说在承担失败。不仅是共产党的失败，也是邓小平的失败：作为人权恶棍的邓小平，枪杀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将来的史学家论及这段历史及其邓小平，最公允的论断也只能如是：他虽然向学生开了枪，毕竟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他虽然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毕竟屠杀了学生和无辜平民。八九年的邓小平，以一介屠夫形像，扮演了一个悲剧人物。正如袁世凯一世英名，毁于称帝闹剧；邓小平改革开放，折于六四血案。
就政治博弈而言，六四的屠城，其实也是邓小平与邓小平的自相残杀。先是人权恶棍击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然后是总设计师通过南巡讲话向人权恶棍扳回一城。经过这两个回合，邓小平算是对重建和维护党天下，履行了鞠躬尽瘁的义务。倘若说，当初胡耀邦倒台后，元老权贵推出李鹏实施白痴治国，邓小平还只是打脱门牙和血吞；那么六四除掉赵紫阳，换上江泽民，邓小平却实在难以下咽。结果，邓小平错上加错地隔代指定江泽民以后的接班人。倘若说退休制是向党内民主进了一步，那么指定接班人却又朝后退了半步。六四后的邓小平，有如林彪事件之后的毛泽东，已然迟暮。好在他还能走动，走了个南巡，向元老集团发难。只是今非昔比，邓小平早已失去了胡赵时代的权威。南巡讲话只争得了继续改革开放和增加了一个朱镕基。邓小平属意的李瑞环，始终无法取江泽民而代之。江泽民以韦小宝式的油滑，在邓小平面前把个身段做到软得不能再软的地步，终于保住摇摇欲坠的权位。由此可以想见，假如八九年赵紫阳为了学生和民众，也能够在邓小平面前以柔克刚一下，结局将会是如何的不同。
在共产党的革命史上，毛泽东以消极抗战拯救过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执政史上，邓小平以六四血祭，完成了党天下的重建和维护，给了共产党一张当政末班车的车票。至于这张车票能够乘到哪一站，唯有天知地知共产党知老百姓知。中国的老百姓有如一川河水，被愚弄的时候很混浊；但一旦警醒，又会像八九年那阵子一样的清澄明亮。关键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有没有本事把这条被六四开枪弄得混浊不堪的河流，重新变得清澈如初。不是如共产党当政之初，应该是如清末民初。更为遥远的，是如商周之交之初，如《山海经》之初。
邓后中国如末世比满清还不如
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与慈禧太后归西后的清朝末年，不无相像。专制集权在日渐一日地式微，半梦半醒的改革开放朝政，比满清的新政还要有气无力。清末民初，尚有一派欣欣向荣。邓小平之后，整个国家呈现出的，是一幅人欲横流的末世图景。举国上下，没有人活得有尊严，没有人生存得有安全感。处在权力顶峰的人君，有如坐在火山顶上。权贵们一面沉缅于骄奢淫逸，一面惴惴然民众怨恨。整个社会有如撞上冰山的沉船，不知什么时候，纸醉金迷的良辰美景，会突然烟消云散。而在这巨变发生之前，又像是眼下的一切被什么魔法停格了一般。想要变革不知从何变起，想要造反又不知从哪里着手。甚至刻意讨好官府的混混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拍马溜须究竟拍在了臀部，还是拍上了马蹄。一会儿说不，一会儿含泪；一会儿牛皮哄哄要崛起，一会儿假装不高兴。如此的语无伦次，折射出朝廷已然步入老年痴呆。所幸的是，国际环境倒是空前有利。外患重重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只是国运虽好，国家却依然匍匐在日暮途穷的专制集权底下。
清末民初的变局，其实是对商周之交的历史回应。当年历史是如何从诸候联盟变成中央集权的，此刻正在重新变回去。基于时间和空间的旋转性，历史的循环是很容易的，一如河水打个旋涡。不要以为人类从洞穴时代进化到日新月异的电子时代之后，再也退不回去了。只消一场原子战争，就可以让人类重新回到洞穴里。历史说漫长很漫长，说短暂又很短暂。既然昨天是从诸候联盟一步误入中央集权的，难道明天就不可能从中央集权走向民主联邦？毛氏家天下说倒就倒，邓氏重建的党天下难道真会世代相传？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没能实现民主，却已经闻到了自由的芬芳。而自由，乃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人文前提。能够将民主作为政治程式而操作自如的，必定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自由思想的人们。乐观也罢，悲观也罢，历史的这一页，早晚要翻过去的。
二○○九年五月二十日于纽约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