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学潮的定性，是他调集几十万军队的唯一根据，是他下令向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发起进攻的唯一根据，是他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的唯一根据。
邓小平对学潮的定性，后来又反过来，成为被党国领导年复一年背诵的结论。在某些可以回避的场合，当局宁愿韬光养晦；遇到无法回避的场合，当局就只好「明确」宣布，对学潮的血腥镇压，是「英明果断」的决策，「稳定」的源泉，「繁荣」的保证。
事实上，连邓小平亲手组织的专案审查，也只能不了了之。──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指出：以王任重为首的专案组，从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二年，进行了三年审查，编写了三十个「问题」，但审查报告始终没有拿出来，非但没有向全党全民公布，甚至没有向政治局和中央全会报告。不了了之，必有说不出口的苦衷，什么苦衷，可想而知。於是，「六四」镇压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黑箱。
赵紫阳的质疑，从事实和理性的制高点出发，具有鲜明的现实性。
「六四」以后，邓小平理论入宪，在它的示范下，中国出了一批批的「小邓小平」和「小天安门事件」。上行下效，此乃官场之常情。大邓小平冲锋，小邓小平为什么不能跟进？中央以出了大邓小平而自豪，为什么省级、市级、县级、乡级、村级自己的小邓小平，不应该应运而生？凡是随意动用武力来对付老百姓的各级党政领导人，人人都是小邓小平。凡是被武力镇压下去的群体性事件，件件都是小天安门事件。二十年来，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边陲，小天安门事件难道还少吗？在每年爆发的八万至十万起群体性事件中，靠武力和权力镇压下去的到底有多少，党和政府本来应该有义务如实公布。但二十年来的小天安门事件，和那个大天安门事件一样，都是党和国家的机密，都是不可以告诉全国全民的。
当局捍卫「六四」镇压的王牌叫做「党和政府已经有了结论」。微微有点不同的，过去说那个结论是「正确的」，今年改说是「明确的」。明确，可以正确，也可以未必正确，随你去琢磨吧，不过倒是更像一面求饶的免战牌：「不争论」。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六四」不翻案，只要军警镇压民众仍然是「天经地义」，小邓小平和小天安门事件就一定会不断地生产再生产，万岁万万岁。同样，只要小邓小平和小天安门事件层出不穷，赵紫阳的质疑就必然始终存在於老百姓的心中，挥之不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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