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惭愧之余，又看到《南方都市报》采访"邓玉娇案"案发地的公安局长，局长大人在解释为什么从开始的"按倒"到了后来的"推坐"、从"特殊服务"到了"异性洗浴服务"的措辞变化时，一口否认曾经有人那么说过："是从哪里来的消息？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不清楚，但我相信是没有的。"言犹在耳而视频、音频记录尚在的情况下，做掩耳不闻状否认。
另外，局长大人还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弄得这么复杂。因为邓贵大有一个公务员身份。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当中，从整个情节看，确实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这件事公众、媒体角度要把它定位为一个悲剧，对死者、生者家人来说，也是悲剧。"
确实这是一个悲剧，至于是不是死者的悲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这种状态下，快变成一场丑剧倒是很有可能。是不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我也不知道，但如果普通到打瞌睡的程度，相信我们的社会还真是太经不起挑逗了。在局长大人眼中如此普通的命案，竟然被如此的关注。
我想，大多数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确实没有学习过法律方面的课程，对于某些事情的判断无非是出于常识与生活经验，以及我们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或许其中有所偏颇的地方，但这个并非关键所在。
关键的地方在于，在什么状态下民意会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从局长大人闪烁不定的措辞、不断变化的情况中，以及原来没有出现、现在作完证就消失了、连局长大人都不知道去向的旁观者中，我们作为民意如何进行判断？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判断这件事？
记得有个冷笑话是这么说的。某有钱人向一个正在大吃肥肉的乞丐说：这样不好，不健康。该乞丐冷冷地说：我快饿死了。如果没有向公众披露真相的话，扯什么民意干预司法，就大致相当于那块对于富人来说是胆固醇杀手、对于穷人来说是救命良药的肥肉了。
换句话说，通过这么多的所谓精神病鉴定、"爸爸，他们打我"、更改了数次的案情通报，民意对于司法并无意见了，根本质疑之处是至今模糊不清的真相。而质疑这种真相的心理，是出于对当地司法机构的不信任。
民意这件事从来不是妨碍司法的武器，倒往往是被司法所利用或者损害的对象。记得在我小的时候，住宅区的墙上总是会出现一纸带着红印的公告，上面说某些人"民愤极大"，所以判处了死刑。至于他们民愤到了多大是我不知道的，但根据这个表述，我也在"民愤"当中。
而现在民智渐开的时候，民意又被某些人转换成了妨碍正常司法的工具。如果这是真的，确实我们应该警醒。但民意是否真的改变了什么？嫖宿幼女还是嫖宿幼女、官员复出还是官员复出，就连我们想追问一下邓玉娇到底为什么一会儿被送进医院"保护性"捆在病床上、一会儿又被押回警察局都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谈什么影响专业的司法判断，未免让人无语凝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