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见证-六四经历者张健访谈录（组图）

【看中国记者陈成报导】一年复一年，又是一个六月四号，弹指间八九年那个鲜血横流的初夏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二十年后的今天，那残缺的肢体依然在痉挛作恸；那天安门母亲依然在流淌思念的泪滴；那形单的妻子依然在梦中守望；那长大的孩子依然在寻找永失的爹娘；那不屈的头颅依然面对着锈垢的铁窗；那流亡者孤单的背影依然执着坚强；那惨死后的灵魂依然无法安息，而那用鲜血凝结的历史却竟然变得褶皱黑黄。

<!--[endif]-->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之际。笔者专访了八九学运经历者张健先生，请其为当时的历史鉴证。张健时任天安门学生运动纠察总指挥。六月四日凌晨，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天安门清场时，他被一位解放军中校连开三枪。二十年来张健隐姓埋名坚韧地活到今天。八九年时张健仅仅十八岁，今天已年近不惑的张健平静地追忆着历史，他的证词和他右腿上的枪弹，再次将我们带回到那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悲情。

张健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担任纠察队总队长的职务

张健：我叫张健，弓长张，「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健。我一九八九年加入了天安门广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我那时只有十八岁多一 点，我是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当时我在北京体校主要练习国术和田径项目。运动中期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柴玲曾任命我为天安门纠察队总队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了保护广场的学生，维护广场营地的治安，外围十几个队主要是堵截戒严部队的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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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您讲一下有关您腿上的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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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我现在右大腿宏骨干上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这个腿伤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以后(2：00－2：30)，被由西向东的戒严部队为首的一名中校军官，他在距离我十米的范围之内，向我连开三枪把我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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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他当时为什么向你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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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当时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带领所有的纠察队员坚守各个路口，全力堵截进攻的戒严部队。六月三日晚我先到崇文门，布置好此处的纠察队。当我返回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有一个纠察队员告诉我说：我们在西线的学生纠察队和市民组成的防线已经被戒严部队突破，且死伤惨重，我当时并不完全相信这个说法。于是我亲自带领二三佰人向西面冲跑过去。此时我们已经看到远方火光，我看到许许多多枪弹飞向天空，当时我们还以为是信号弹，实际上是货真价实的枪弹。在我们向西冲跑的时候，许多远距离失效的子弹飞溅到地上。我们是后来才知道这是子弹。那时情况已经危机。我看到退跑下来的群众和远远的戒严部队闪亮的钢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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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向前冲到五百米左右，也就是新华门向西五百多米的位置时，我们已经看到有戒严部队冲过来。我们又向前冲了一点。看到前面的市民和我们的同学在向后撤退。在两边的人行道上，我看到许多市民和学生抬着一个个浑身是血的人。我跑向前去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同学们很激动的对我说：他们向我们开枪了，他们在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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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侯戒严部队渐渐的推进到我们附近。我看到他们一边走，一边姿意的拿着冲锋枪到处扫射。我被他们脸上那种若无其事地杀人的表情激怒了。他们把冲锋枪端在胸前，随便就这么一抬手，前面的一排士兵同时开枪，子弹啪啪啪的打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音。之后有些子弹平打出来，在我附近有两个纠察队员刹那间就扑倒在地上。这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杀人。大家的情绪都被激怒了。我们向着戒严部队高喊：人民军队爱人民。这时他们射击稍微停止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又开始射击。我看到情形非常危急，我就让大家向后撤。这时从前面撤下来的市民和学生大概有上千人。我们抬着伤员走一步，停一步地向后撤。一直撤到天安门东观礼台再向东一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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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广场有人跑过来找我，告诉我说指挥部叫我有事情。我对他说：前边这么紧张，我下不去。可是他说有紧急的事情。我就赶紧跑到广场指挥部。当时我看到柴玲、李禄、封从德、吾尔凯希等人。他们都在那里。后来大家决定让广场上的学生都聚集到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之后，我又冲到天安门东观礼台。此时戒严部队和市民﹑学生仍然僵持着。戒严部队进攻的队形是这样的：最前面都是拿着冲锋枪的士兵，他们做直立射击状。在这排士兵后面是一架带支架的摄影机(一个 军人操纵着)，士兵的后面是一个军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一名中校军官。前面的市民和学生同声高喊：人民军队爱人民……话音未停﹐戒严部队的士兵又向前面的群众开火。不过此时他们的枪弹好像是往地上打。我心想我们都喊出这样的话，你们居然能抬手就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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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辆大型的公共汽车冲过人群直接开到戒严部队的前面。戒严部队向这辆车万枪齐发，把这辆车打的象筛子眼一样。我不知道这辆车里是什么人。 随后士兵冲到车上，揪着那些浑身是血伤毙的人的头发，把他们拽下来。在一瞬间我清楚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就是北高联秘书长郭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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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部队那种肆意射杀暴虐和对生命的蔑视激怒了我。士可杀不可辱，一个人受污辱和死没有什么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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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现场的纠察队员、市民一起喊：(不准打人！不准打人！你们放了他！)他们开始举枪射击﹐又有几个人倒下。这时我的情绪非常激动。当晚我穿着一 件白色的T恤衫，白色的长裤。T恤上印着一只黑手的图案。我撩起上衣直至胸前，向着那位军官高喊：(我们都是学生，我们没有武器，人民军队爱人民。如果你们想杀死我们的话﹐我就是你现在看到的纠察队员的头儿。要杀你先杀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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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名军官离我只有十米远，他举起一把五四手枪向我瞄准，连开三枪。其中一枪打在地上，一枪打中我的右膝盖，一枪击碎我的肱骨干。我托着这 条腿看了他将近三十秒钟。然后我又向他喊了一句：(你再开一枪，你再来！你没有给我打倒，你再来！)但是我说完这句话实在是支撑不住，我翻倒在天安门广场 东北角。这时纠察队员们勇敢的冲上来救我。戒严部队的枪又向成一片，又有几个人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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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时候大约凌晨两点多了。我那时的头脑还比较清楚，我向再欲上来的人喊：(不要过来！)这时我又听到急速向前的脚步声，也听到有女孩的哭声，许多女学生冲了过来救我。戒严部队没有再开枪。她们哭着把我抬到纪念碑附近，大队学生聚集的地方。我要一名纠察队员告诉柴玲说我不行了，你一定要和同学们在一起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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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上一辆救急车都没有了，只有一辆被打怀的121型号的汽车。我看到在我旁边躺着三个人。其中一人胸口中了三枪，剩下两位一个被子弹穿进了鼻子，另外那一位我忘记伤在什么位置了。我当时由于出血疼痛头脑已经有些不清醒。纠察队员马上把我抬到121车上。一路上百人接替推着这辆车，一直把我推到同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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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按照您的说法﹐怎么和中共当局讲的截然相反﹖因中国电视上说在天安门广场没有开枪﹐至少沒有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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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他们说的纯粹是谎言！我用我的人格，作为一个基本人的人格来担保，他们说的是谎言。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开枪了，他们第一个打倒的就是我，之后还有我们的其他学生。我到同仁医院以后，在同仁医院抢救室里，看到许许多多被军警伤毙的市民和学生。当时我的情绪实在是控制不了。因为我们同车拉来的四个人(除我以外其他三个已经死了)，其中一个在打开胸腔的手术过程中死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经过多年调查，已经确认可以公开姓名的三名学生是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死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北京农业大学学生戴金平就是在戒严士兵的乱枪扫射中倒下的，程仁兴倒在了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杆下。六四死者家属团 体至今已查证二千多人死于六四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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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几个纠察队员在我旁边，到处为我找医生。追着一个刚下来的医生说这是我们的总队长，你们先给他治。医生说现在已经没有医生了，仅有的几个医生现在正做更大的手术。之后他们将伤腿弹口处用针缝上，又打了两针吗啡含量高的止痛药。第二天上午的九点左右我才做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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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一直到凌晨五点左右的时候，从天安门广场陆续下来的学生满脸是血。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学生在撤离的过程中，有一些很坚决的学生集中在纪念碑的西南角，落在后面。戒严部队的士兵用三角铁的铁棍子，带着钢钉的木棍子，和枪托，往死里打我们的同学。其中许多人被打的头破血流；有的被打 得颅骨塌陷。其中有两个从广场上拉下来的人，医生看到他们的这种情况后说，这已经不能治了，颅骨塌陷不能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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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他们说一枪未放﹑一人未死的时候，我不禁要问：既然，一人未死，请问学生伤多少人，你们怎么证明他们是受伤还是死亡。天安门广场可以 容纳一百万人，戒严部队是突破层层学生市民纠察队的人墙障碍才完成对天安门广场的包围，难道不是靠开枪杀人才通过的吗。戒严部队发言人张工，将天安门广场范围压缩到纪念碑周围，时间限制在凌晨5点以后没有开枪没有杀人，那么五点以前呢，有没有杀人。他不是在制造谎言吗，你们既然敢杀人，为什么不敢承认呢？我们不是你们所指定的「暴徒」吗？你们为什么不敢承认呢？不就是杀人吗？历史上你们从来拿杀人都不当一回事！

记者：听说您是08年11月才取出子弹，请问为什么近20年之后才取出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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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我当初在同仁医院，医生就是为我接骨头做骨牵引手术。没有时间取子弹，另外子弹一部分在骨头里，无法取出，到法国后没有时间。2008年，一个法国外科医生，有为二战老兵取子弹的经验。为我进行手术，取出的也是骨头外的子弹，骨头里面三分之一的子弹还是取不出来。因为向我射击的 枪是五四手枪，且只有十米多的距离，所以子弹撞击力和破坏力很大。当初我的肌肉骨头也是大面积损伤，但是还好，我还顶得住。在国内取子弹是需要报案和证明 的。否则是过不了公安的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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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初没有取子弹的原因就是怕人常常好了伤疤忘了疼。我留它这么久也是自勉不要忘记六四的原因。

<!--[if !supportEmptyParas]-->

<!--[if !supportEmptyParas]--><!--[endif]--> 记者：有人说六四学生过激有错，政府有罪但不得已而为之。

张健：我反对以上说法。首先我们讨论六四是否过激。观看中国历史以来任何一场运动，五四运动烧了外交部长的房子，也没有什么反革命暴乱。六四运动中，学生市民秩序井然，就是小偷都罢偷了。从开始至被射杀前学生一直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所以不存在“政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说法。只有在戒严部队大开杀戒之后，才发生市民抗暴的行动。六四镇压后，被打死的军人一条命要有两到三条所谓“市民暴徒”的命抵上。而且所有被判死刑的人中，没有一个学生，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对此都没有否认，所以说学生中并没有所谓的过激行动。学生有错吗，何错之有？

如果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就是党指挥一切，党的总书记和部分政治局委员支持学生，希望在法制和民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结果他被非法关押，软禁至死。这不是反党吗？如果说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胁迫人大委员长到上海，审查当时的人大委员，这不是反人民吗。再退一万步说当局有弹压的权利，学生有示威的权利。动用25万以上的国防军，数千量装甲车和坦克车，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军阀政权，蒋介石政权都没有中共如此做法。甚至毛泽东说过，只有反动军阀才镇压学生。可是反动军阀段祺瑞团长杀了一些学生后，立即被枪毙。

记者：有人说如果当初中共当局不采取果断行动，就没有改革开放伟大成绩，假如学生取得政权，天下大乱等等，您如何看这些观点？

张健：历史不相信假设，相信事实。至于说“如果没有当时政府果断行动，没有…伟大成绩…”,是不是伟大成绩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

六四是一场民主运动，主要参与学生皆为20岁左右。学生目的就是要求中国政治上民主，经济市场化，具有很大的公车上书的味道。甚至跪在人民大会堂请愿。学生没有取得政权的野心。所以得到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支持。所以这个假设不成立。我们不妨做另外一个假设，假如当初六四运动在法制民主的轨道上得以解决。中国人民会更加扬眉吐气，民主又富强。

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一定成绩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全世界都取得了进步，除战乱未息国家。如果屠杀六四学生可以富强一个国家，那么至少我奉献自己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看见的是另外一个景象。计划是让一小部分人富裕起来，然后就是带动多数人共同富裕，结果是少部分人富裕却更加盘剥穷困的人。六四屠杀民主，民主大门关闭了，腐败的大门却敞开了。六四之后人们看清了执政党是枪杆子刀把子主人，不是人民亲爱的妈妈了，所以不和他一般见识，低头赚钱去。整个社会都是物欲横流道德败坏的状态，即使有些成绩也是执政党只不过做了一件一切正常政权起码都会做的事情，就是容许老百姓劳动赚钱不是政治折腾。

再者说学生当年绝没有篡权谋政的想法，只是针对当时贪腐，希望在现有政党领导体制内改良而已，说“学生谋取政权”是无稽之谈。

记者：您对当年学生领袖柴玲的看法如何？

张健：柴玲当年在广场坚持到最后，国内记者刻意地断章取镜地只展示她做为一个女孩所存在的真实的软弱，然而她在镜头之外所表现出来的刚强，并没有客观的地反映。柴玲和同学们在一起为六四坚持到最后这就是事实。所以柴玲是勇敢的，软弱也是真实的，那是人性，最后是勇敢的就足够了。但是她不是听见枪声就跑的孬种，她或许有缺点，但就历史来说她是做出了贡献的。我想她应该可以做的更加多，但是她却没有，这是令人遗憾。

一些学生领袖所犯的错误和现在的表现不是六四运动的主旨，他们甚至不能够引导什么。当年海外媒体将他们抬得很高，以及他们错误分析海外形式，面对荣誉鲜花头晕脑胀导致跌倒很重。

记者：当今关心六四和民主的中国人似乎不是很多了，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张健：20年了，如同马健写的北京植物人，死去的六四人面对今天的现实不会再想要活过来。为什么呢，不是痛惜一些学生领袖没有倒在天安门广场，而倒在西方的土地上，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们太多感动。不是痛惜中国人如何的遗忘，不是痛惜20年来国民对历史的淡忘和社会的道德缺陷，因为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永远都是少数，民意有时是那么的如流水。

今天能够坚持下来、继续支持民主的朋友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是英雄，未来民主共和国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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