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15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 介绍在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后，对毛派势力大兴问罪之师时，善于转向的周恩来 同毛划清界限。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中共宁都会议之前, 周恩来在给中央局电报中这样说到：
" 前方每遇商榷之事，......，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下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信中所指，周恩来虽未明言，但很显然说的就是毛泽东，因为活脱脱地勾画出了那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毛：为人恣肆不羁，做事大而化之而又反复多变，谈问题往往不着边际，其中"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一语，更是点睛之笔。
顺便一提的是，对于周恩来的这封信，目前大陆中共学术界不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刻意为周遮掩，但舍此就无法对宁都会议的前因后果作出解释，因为它实在是导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撤换的一个由头。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本来就不甚放心对共产国际路线有抵触情绪的毛泽东指挥军队，认为"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对周恩来力主由毛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事也很有意见，但苦于找不到撤换毛的理由。周的这封信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做文章的题目，而且他们也刚好抓住了毛违抗中央，不积极执行"进攻路线"的把柄。因为朱德、毛泽东在九月二十六日联名发布了红一方面军关于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而训令是与当时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中关于"以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背道而驰的。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诸领导人说："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与此同时，他们又单独向周恩来提出撤换毛泽东的动议，声言要对一切违背积极进攻路线的消极等待观念进行"无情的打击"。撤换毛一事早在宁都会议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以任弼时为首的后方中央局成员以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为尚方宝剑，集中火力批评了毛泽东的，"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清算了毛一贯右倾的老账，提出把毛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周恩来左右为难，事情闹到这一步，是他始料不及的。起初他只是想借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机会，解决前方作战指挥的形式不能专责的问题，即便需要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也不必展开这样的党内斗争，如此大动干戈：尽管他在会上试图缓和批毛的火力，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替毛作了不少解释，但无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撤换毛已成定局，无可挽回。不得已之下，周只好提出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负全责，毛仍留下来作助理；二是由毛负责作战指挥，而由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当然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在能否执行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问题上，他们更信任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不过，他们也看出并体谅周执意挽留毛在前方的用心，用他们的说法是"我们鉴于他(指周恩来)对领导和指挥战争尚缺少自信心，最后后方同意他负主持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办法"。应该说，后方中央局成员对周这种心理的揣测还是基本上准确的。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回顾自己这一段的心态时也说："我个人有实验之心，但又无把握且亦有团结之意，是实情。"
毛泽东可不是逆来顺受之辈，同时也明白周恩来挽留他的用心，因此并不买他这点"团结之意"的账。相反，既然不能取得后方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后方去"养病"，也决不肯委曲求全，留在前方戴罪立功，帮周一把。当然，毛也并没有把事情完全做绝，还是刻意为自己预留了转圜的余地，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在这里是故伎重施。他看出周恩来的胆怯，不是主持大局的帅才。他的如意算盘是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被重新请回军中来收拾残局，就像当年红四军九大时一样。因为在自视甚高的毛看来，红军是他一人创建的，离开了他，谁也指挥不了。然而，毛未曾料到的是，此举几乎铸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他由此被完全排除在处理军机大事之外，无人理睬，整整坐了两年的冷板凳。而妨碍毛重返军中的最大障碍便是周恩来。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的日子也不好过，承受着内外夹攻的双重压力。在外部，国民党调集了四十万大军，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骨干，分左、中、右三路，对江西中共根据地实行分进合击，大军压境。一场兵力悬殊的大战已经迫在眉睫。偏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宁都会议又决定临阵换将，毛泽东也不愿留在前方作帮手。于是周恩来只好硬着头皮，独立承担起前方作战指挥的重任。
周恩来深知自己被推上背水一战的境地：第四次反围剿一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一旦作战失利，其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次他在主持战事中更是事必躬亲，一直坐镇在前方指挥所中，不分昼夜处理军机，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在指挥红军强攻南丰不成后，周恩来与朱德临机应变，采纳林彪的建议，改强袭为佯攻，用大兵团伏击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接连在黄陂和草台冈打了两个胜仗，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
与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相比，前三次只是消灭了国民党的杂牌军，而这次则是围歼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并创造了以往红军从未使用过的大兵团伏击战法。对此，蒋介石深为懊丧，称："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就连原先准备在一旁等着看笑话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这一胜利使周恩来如释重负，一扫心中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郁闷之气，而且也令他在红军中的声名大震，一时间在大会上作胜利报告，接受红星奖章，风头甚健。
相形之下，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毛泽东则黯然失色，备受冷落。毛此刻内心的不平之气可想而知。更令毛窝火的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不仅使他迅速东山再起的希望成为泡影，而且长期以来在红军中所形成的地位面临着周恩来的挑战。周不仅已在名义上取代了毛，成为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总政委，而且凭借以往在军中的广泛人缘脉关系加上新近的大胜，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成为红军中新的政治中心。而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驯顺屈从，凡事总是委曲求全的态度，又使得他成为在党内掌权的王明教条宗派刻意拉拢的对象。这两股力量在政治上联手使毛的复出更加渺茫。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帮衬，吃莫斯科洋面包的王明派连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尽管他们气势汹汹，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国际路线"压人，但他们在党内缺少根基，并不是自己的对手。而周恩来则不然，在党内颇有人望，在军中也有深厚的根基，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周为人圆滑，善于在党内斗争中左右逢源，从来不会站在失败者一边。而且正是由于周在政治上随风倒，甘心为"洋房子先生"抬轿子，卖力打天下，那帮人才得以在党内军中立足，令毛想很快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更让毛泽东不能原谅的是，这时周恩来对他的态度世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果说，周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之初，对毛还是敬而远之的话，那正当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后，对毛派势力大兴问罪之师，以反"罗明路线"，斗"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来肃清毛在党内军中的影响时，善于转向的周就开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曾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但是周后来却一直未于理睬，把毛晾在一边，而一头倒向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王明教条宗派一边，为他们跑腿办事，支应局面。这一点是毛始终不能宽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