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60年代初期，台湾媒体多次报导说，大陆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当时无人敢相信，认为是台湾在进行反共宣传。西方一些媒体也有中国大陆发生饥荒的报导，而中共当时一概视为“恶毒攻击”和“造谣诬蔑”。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曾说：当时饿死的人数要精确统计的话，应在4千3百万到4千6百万之间。在文革时期各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批斗时曾被机关干部和红卫兵揭发出他们任职时造成饿死人的数字。随着国家档案的逐步开放和海内外民间研究者搜集到的地方档案资料，1959至1962年饿死人数为四千万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回顾一下：
天府之国的四川省在迫害狂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统治下饿死人数全国最多，当时上报中央的饿死数字是812万，现有文件可查的实际饿死数字至少是1000万；当四川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官升一级，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事就不了了之。
河南省是全国大跃进的红旗，当时上报中央的饿死数字是200多万，实际饿死700万。其中信阳地区1958年有800万人口，5年后有人口400万，当时的信阳事件震惊了党中央，中央查出了到60年4月信阳地区就饿死至少一百万；其中息县639村死绝，饿死达11万人；固始县400村死绝，饿死10万；遂平县全县走成空村；正阳县饿死8万；新蔡县饿死10万……以省委书记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应负主要责任。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当时上报中央的饿死数字是200万，实际饿死250到300万之间；仅1960年一年，安徽省就有192万人饿死。其中凤阳县8400户全家死绝，发生600多起人吃人事件，饿死10万；赤壁县饿死12万。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还拒不认账。
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何承华竟然在电话中欺骗周恩来说甘肃有余粮，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结果粮食外调造成甘肃至少150万人饿死，到最后甘肃实际饿死至少250万，大量出现了人吃人事件。
湖南省当时上报中央的饿死数字是86万，实际饿死200万；宁乡县是刘少奇的老家，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饿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山东省当时上报中央的饿死数字是335万，实际饿死700万。
河北省委当时提出了“吃四两晒太阳”的口号，实际饿死170万。
贵州省实际饿死100万。其中“革命圣地”遵义最严重，农民成批成批的饿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大量的人吃人事件发生。1960年7月中央收到了贵州的报告，才知道了“遵义事件”。
广西在第一书记“左王”韦国清领导下，于1959年9月开始“反瞒产”运动，他亲自坐镇桂林地区指挥，使搜粮运动遍布广西，留给农民的口粮每人每天不足四两。韦国清自己承认的饿死数字”是三十多万，当时广西上报中央的饿死数字是50万，实际饿死60万。
富庶的江南水乡江苏省饿死50万，其中高邮县饿死37000人中，17000人是儿童。
鱼米之乡的湖北省当时上报中央的饿死数字是40万。
广东省当时上报中央的饿死数字是10万，实际饿死27万。
云南省向毛主席报告说省里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云南省实际饿死30万。
辽宁省实际饿死近40万，其中沈阳郊区饿死6万人，有5.5万人是新民县农民。
新疆白城地区，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当几千名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宁市的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大街上至少有几百具尸体。随后约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1961年新疆伊犁地区爆发的那场全民暴动，真实起因是饥饿，而中共官方至今还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暴乱。
1959年之前，西藏从未发生过饥荒，更没有饿死人的记录。1959年，中共强行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大跃进和公社化的那一套搬到西藏，而且把西藏粮食大量运往内地支援内地，严重时连种子都不剩，造成34万藏人死于饥饿。曾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的十世班禅喇嘛，给周恩来写《七万言上书》，提到藏人因断粮而成批死亡，有些全家人死光，他悲愤道：“从前西藏讨饭的，还有一个碗；如今讨饭的，连一个碗都没有。”因为上书，这个在西藏地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活佛班禅喇嘛，竟被中共投入监狱，关押10年！
饿死人数相对较少的省：福建省实际饿死17万；吉林省16万；浙江省11万；青海省，陕西省，江西省实际饿死均10万；黑龙江省6万；山西省4.5万；内蒙古2万；宁夏2.4万；北京市郊区农村饿死4万，上海市郊区农村饿死2.2万，天津市郊区农村饿死3.5万。
当时全国各处的劳改所及监狱里关押了1000万犯人，包括政治犯与右派份子们，他们当中究竟饿死了多少，没有得到准确数字。
写完上述数字，我的眼泪止不住地落到了键盘上。当年有26个省曾上报给中央饿死人的数字，所以连中共中央党校内部文件都不得不承认饿死有2500万，这是当年上报的有档案可查的总数。
我说这四千万冤魂永远不能安息，原因在于：
一至今中共不完全彻底地承认错误，不还原历史真相。中共把大饥荒的原因说成是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加上苏联政府撕毁合同并且逼债，使我国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
请大家读1989年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灾荒史》；1997年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水旱灾害》和《中国水利年鉴》；读王维洛的《天问－－“三年自然灾害”》；读金辉的《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至1960年气象水文考》；再读各省各县的水利统计年鉴。这三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全国约10%的农田受旱灾洪涝灾，即便是在受过灾的地区，也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灾而已；而且出现的旱灾程度远未构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更谈不上是“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说两年来，全国大部份地区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于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个中共建政以来的最大谎言便年年讲下去，成了真理，而流氓领袖毛泽东和中共政权集体性的罪孽被彻底掩盖了，你说那四千万冤魂能安息吗？
1960年７月１６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专家，并撕毁专家合同书，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毁约发生在大跃进已经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1960年上半年已经饿死上千万人了。苏联毁约停止对华援助主要是军工项目和工业方面；撤走在华专家，主要是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这不直接造成饥荒，与饿死几千万毫无关连；苏联的“逼债”被过分夸大了，所谓逼债其总数目十亿元上下，谈不上是造成我国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的原因。三年大跃进中，全国没有效益的计划外建设投资245亿，全国报废的工程折合人民币达150亿元。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说：“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逼债十亿的数字小得不值一提。
再看看当时的二则外贸消息吧，一是《中苏贸易会谈公报》，公报说，“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见196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其二则是《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经济会谈公报》，“中国政府同意对阿尔巴尼亚在建设化学、冶金、电力、建筑材料、轻工业等二十五个项目方面，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同时，中国还同意向阿尔巴尼亚供应粮食和其他主要食品。（见1961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就这样，国库的银子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虽然中国人民当时正在饿肚子。看过这二则外贸新闻，你说那四千万冤魂能安息吗？
1961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苏联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饿死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而中共严密封锁消息，不让老百姓知道苏联借粮给东北度荒的事，煽动老百姓的反苏情绪，使老百姓误以为中国的“困难”来自“苏修”破坏。中共说谎加栽赃，你说那四千万冤魂能安息吗？
二.大饥荒是十足的人祸。
大饥荒是毛泽东与中共的一连串政策失误造成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事实上是十足的人祸。
1.粮食减产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各地青壮年农民都炼钢铁和修水库去了，大跃进时九千万农民参加了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好农田，各省播种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
2.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使党内无人再敢讲真话，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于是错误政策一直走下去。
3.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干部都吹牛皮，谎报粮食产量放卫星，于是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向农民高征购粮食，使农民严重的口粮不足，甚至刮走了种子，导致1960年春农村大面积饿死人。
4.1959年底，错误地发动了“反瞒产私分运动“，再次夺农民的口粮。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在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河南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河南信阳地区在追逼粮食的过程中拘留、逮捕了一万余人，其中七百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安徽凤阳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农民遭受过刑罚，被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甚至活埋小孩；被迫害人数达2万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千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运动中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口号是“农民饿死可以外逃不行”。从1959到1961年，周恩来连续三年签文件不许农民要饭，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全国开始大抓“盲流”。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价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中共不许农民逃荒寻活路，将他们困在家中活活饿死，这是中国历代王朝从没有过的做法。而有幸活下来的人也因为饥饿而无力操持农活，继续荒废了农作物。
5.大量出口粮食又没有及时进口粮食。中共在1959和1960两年里共出口粮食680万吨，买了几十万两黄金。当时有人建议应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毛泽东在1960上半年拒绝批准进口粮食，面对粮食减产农民大批饿死，到了1960年底毛才同意进口粮食，1961年3月进口粮食440万吨，太晚了！只要不出口粮食或1959年底马上进口粮食，那四千万人会饿死吗？当时毛泽东与中共想造原子弹、导弹，好扬威世界，急需用大量黄金与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两弹一星”升天了，四千万生命入地狱了。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人因战乱死亡2000万，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中共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短期内饿死人数的最高记录！中国在无内忧.无外敌入侵情况下，无全国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情况下，由于毛泽东的独裁专制和全党几百万干部的配合，使错误政策一直走下去，最后酿成了人祸，走向了大饥荒。中国农民是帮助共产党打天下的主力啊！你说那四千万冤魂能安息吗？
三.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在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大谈饿死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有些地区规定饿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毛泽东不吃肉是事实，但毛泽东开始在全国各地大修行宫。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改成了毛泽东专用的“118会议室”，里面的装潢、家具、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的规模。庐山管理局为毛兴建了一座巨型别墅，比原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大几倍，于1961年8月完成。湖南韶山滴水洞是在中国老百姓最饥饿的1960年下半年开工的，直到1962年底才完成，耗资一亿二千万元，有人计算了一下，如果1960年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那样湖南就不会饿死200万了。同时建造的另一个行宫是上海的西郊宾馆，连同园林占地一千多亩，上海市委称之为“四一四工程”。当时各省市竞相为毛泽东建宾馆、建带游泳池的“水晶宫”。大家要知道毛泽东的行宫多数是在这期间建的，不是建于个人崇拜盛行的文革期间。你说那四千万冤魂能安息吗？
中共党天下的地方官只对上负责报政绩，不用管老百姓的死活。像四川李井泉这样的饿死上千万人的地方官，甘肃的张仲良和何承华，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广西的韦国清，河南的吴芝圃，新疆的王震等等，一个也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你说那四千万冤魂能安息吗？
饿死四千万也没使毛泽东与中共进步，接下来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再次使中国走入了浩劫。毛泽东的思想仍是“指导”还在“坚持”，他的僵尸还在北京的中心，他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你说那四千万冤魂能安息吗？
四.中共至今不允许人们纪念与反思大饥荒。
上海的人口理论学者金辉，只因写文篇探讨大饥荒真相，就被抓起来；张艺谋反映大跃进的电影《活着》被定为禁片；丁抒全面真实的介绍大饥荒的著作《人祸》被定为禁书；大陆内的电脑网络与刊物严禁刊登有关大饥荒的真实报导；不许拍揭露大饥荒的影视片；更谈不上建大饥荒纪念馆与纪念碑了。你说那四千万冤魂能安息吗？
中共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已经给大饥荒做结论了，这个“党”是不会错的，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于是对大饥荒不许人们公开地进行学术研究，也没必要研究了，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嘛。谁再坚持研究，发出不同的声音，现如今就是“泄露国家机密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了。四千万血债不许被提及，你说那四千万冤魂能安息吗？
那些80与90年后出生的大陆“爱国愤青”们，你们对大饥荒了解多少呢？中共60年来就是靠着垄断新闻媒体掩盖真相，对全民实行洗脑教育来维持其独裁暴力统治的。如果全民知道大饥荒真相，人民会逐步认识到中共政权的本质，看透其执政的非法性。
等中国真正走向了民主宪政之路，要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所有历史事件的真相。即便到了那时，这四千万同胞本人也不能得到国家给与的赔偿，他们多数又没有后代，谈不上由后代来领取国家赔偿，你说那四千万冤魂能安息吗？
海内外全体中国人都不要忘记大饥荒遇难的四千万同胞！
2009.04.17于新西兰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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