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是民族主义对改革的死刑判决。民族主义和改革教干上了。 改革站在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了。改革带来的腐败已经成民族崛起的绊脚石。改革是买办主导的，他们吃肉又喝汤，连骨头都不给留下，那么就是民族主义的对面。改革已死，中国出路在于何方，又需重新探索，中国人不高兴。我们准备出一本书，名字叫做《中国人不高兴》电子书。让我们"中国不高兴"的同时，也"中国人不高兴"。《中国不高兴》是中国人对外面不高兴，内忧是最大的外患，而《中国人不高兴》是自己不高兴，内患就是外忧。
文革专制残留下来的毒药三聚氰胺，已经融入改革的奶粉之中，已经不在有独立的文革三聚氰胺，而是当我们谈到毒奶粉的时候，三聚氰胺就是组成部分。我们所身处的改革，我们所吃的奶粉，就是毒奶粉。文革遗留的专制问题，已经内置到改革，已经是作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没必要独立地再提，而是一并在解决改革毒奶粉的时候，一并解决。有一首歌《往事没必要再提》，我们就说文革往事没必要再提。
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对老一代人说，你们文革的事情，你们自己承担，别来烦我们。要拿来烦我们，那是要这一些事情进行回忆阐述，可以给我们指引方向。可是这一些事情，与当下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们骂你们的文革，我们骂我们的改革。
并不是敌对国家的所有人，都是敌人，也并不是外国国家有敌意，其人民就一定有敌意，民族国家时代，最头疼的问题，就在于国家意志往往是特权阶层的私人利益，然后捆绑整体国民，进行侵略。弱小民族国家的国民遭遇这种情况更惨，例如伊拉克，明明是特权阶层个人野心在作祟，挨到子弹的往往是人民，而且如果在战争中处于劣势，特权阶层一投降，性命也保住了，特权也保住了。
所以人民自身要清醒，知识分子更要清醒，不要故意挑起划分敌我，制造矛盾，鼓吹战争，也不让人民成为牺牲品。为了如此我们出版了《中国人不高兴》电子书，让我们"中国不高兴"的同时，也"中国人不高兴"。
其实很多爱国人士的本意和你我一样的，我们爱的是我们脚下的土地。从历代平民的观念出发，公民社会的视角出发，就会发现上层的权力之争，对平民的破害是多大的。爱国并不是为了参与上层的权力之争，服务于权贵官僚的利益，而是自己。生活在水火之中的平民，他们想要的只是一块能吃饱的土地。这就是他们爱国的主要内涵。
我不鼓吹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吸纳引导，例如宪政爱国主义的说法。对已有的，进行引导，法律化宪政化，变为理性的。我觉得维权与启蒙比较，维权就是不去主动创造民怨，而是在现有已经有的民怨中展开行动，然后造成理性化与宪政化。老一代的逻辑有一点是有问题，只要给与正当性论证，只要肯定，那么就是鼓吹。这就是没有权利思想，例如李银河说有性自由，并没有鼓吹放纵。权利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性论证，而不是一种道德上的鼓吹。我丝毫不否定自愿地牺牲自我的正当性，但我反对鼓吹，在当下语境下，有人为之辩护，采取消极的立场，我同样也消极，不赞成也不反对。
我昨天在乌有之乡看到一篇《<中国不高兴>和我们的大时代》，这是一篇非常有启发性的文章。而我在"《中国不高兴》∶烂人手上的烂书，牛人心里的牛书"中，把《中国不高兴》副标题中的"大时代"给删除掉。我觉得署名"北京人"的"《中国不高兴》和我们的大时代"，可能在于回应我这个删除。所以我和"北京人"，还是要谈谈关于要不要鼓吹自愿地牺牲自我的部分利益，以换取整体的利益。这是左右派冲突的最重要的心结所在。
我觉得单纯从一种对民族国家的公民效忠与政治服从的义务来谈，即使一部分右派通过把自己认同为"世界公民"，也并没有排除效忠与服从的义务。容易造成冲突的是，在一种被腐败政治统治阶层垄断，变为家天下和小集团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还应该不应该鼓吹自愿地牺牲自我的部分利益，以换取整体的利益，这时候整体的利益还能不能彰显出来。
"大局解小局"有两种历史面相，一种韦伯的帝国政治，另外一种是摧毁权贵，重整内政。
韦伯的帝国政治
王小东写的一篇《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这是王小东对孙忠山毛泽东在民国之时，已经探索展开伟大政治的复活。活过毛泽东时代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试图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这种感觉是不会忘怀的。毛泽东通过他的政治启蒙，把民国少数立法者的伟大政治目标，让每一个人中国人都种植在心中。我看朱学勤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就记录者他年轻时候，被毛泽东伟大政治理想激动过，自己探索过。我曾经写到，伟大政治目标在改革时代中延续，并且希望在改革时代，通过改良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
确实"大局解小局"，对权贵也是一个机会，而且概率更大。虽然王小东没有考虑到这一层。但是"大局解小局"，也给民间提供了机会。风险与机会并存，政治是一个与狼共舞的事业。所以我想的是，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符合中国的"大局解小局'。
" 大局解小局"，并不是独创，而是屡见不鲜。在希腊城邦政治秩序瓦解崩溃的苏格拉底时代，确实涌动着一种帝国主义冲动来解决内政危机的思潮。受过苏格拉底影响的伊索克拉底，一方面提倡雅典回归古代民主并放弃它的帝国残余，以此来整治它的混乱。另一方面，他感到，真正能够治疗内部混乱的，是外部的东西，实际上只能从外交政策着手。他相信，一旦希腊各城市国家在征服东方的宏伟蓝图下结成联盟，混乱就会从他们内部自动消失。
德国崛起的时候，韦伯就是当时的伊索克拉底。有一套很有说服力的政治理论。1911年之前，韦伯说，唯有德国力量的扩张，才能确保德国人民在国内的永久维持生计和进步改善的可能。对韦伯来说，德国国内政治的自由化和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然而我们要关心的是，这种办法的效果。德国力量的扩张，并不能确保达到韦伯的目的。世界第一次大战前夕，根据德国外交政策的经验，韦伯重新思考了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因果关系。他认识到，领土扩张往往只能提高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威望。而且它与垄断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与以私营企业和经济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制结合的可能性。第二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倾向于和平交换，而第一种类型只能榨取超额利润，其增长来自对被占领地区的剥夺。这种战利品-资本主义与韦伯在1890年年代最初与帝国主义冒险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家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它恰恰产生于资本主义利益与韦伯试图加以阻止的专制主义国家之间的结合。而不幸的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很容易受到爱国主义之类的情绪影响而摇摆不定（也就是有文化承认或者政治认同的渴望）从而忽视他们的真正利益。帝国扩张胜利，只能为专制德国这样一个低劣、贫弱的政权，提供虚假的尊重。
帝国扩张，是帮助官僚体制进一步恶化。造成的国家间的敌对，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保障公共财政而装备和维持一直常备军的需求，为官僚制的兴起和癌化了最强有力的支持。韦伯对官僚统治的前景，极为沮丧。他早年对古代对古代世界的研究表明，罗马和埃及的衰落，是由于官僚制的失败，因为它摧毁了其臣属所有的经济与政治首创精神，并抑制了他们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韦伯认为当时德国更糟更紧迫。摆脱曾经困扰古代伟大文明的官僚制度僵化和奴性，是现时代所面临的最为紧要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到阿伦特那里寻找启迪。阿伦特说，帝国主义的扩张，使由于阶级分立而分裂的民族，重新感受到共同的关心，甚至可以到重新统一的希望。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会给他们整个民族提供共同的利益，正是这个原因，欧洲的民族主义简单而迅速地帝国主义化了。
为帝国主义提供大量人力资源、使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人浑然一体的，最卖力的是官僚权贵，因为他们从中得到最大的利益，这样在国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米，格局继续延续。官僚主义是帝国的政治支配形态之一。
官僚制支配，成为一种世界观，也就是一种主义，也就是说，权贵专政这个致命癌症，不可能在帝国扩张的大局中解决。权贵专政是政体的溃烂，而帝国扩张是进一步溃烂。
摧毁权贵，重整内政
以大目标来化解内政内忧，放在党国体制这个问题上，信心很小很小，未必能够达成目的和现实约束能够和解。有人评论著名学者汪晖，有一种政治思路，那就是发挥国家未变为制度的的其他空间。国体与政体之间，有复杂的张力，甚至有冲突。国体长存，而政体循环。国体观念复兴，可以解决政体的腐败。
中华民族奠基的时候，走的确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这个政治神学，要比严复提出来的"富强"更高，更复杂。1913年之后，党国体制是用来解决这问题，达到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并非目标，而是可以废弃的手段。我们来读毛泽东《卜算子》的时候，就和毛选说的一样，共产党只能做绿叶，而不是红花。
然而要命的是王小东提出来的问题，中华民族没有"圣城"观念，用来承载超越党国体制之上的有一种力量。没有很伟大很强大的形而上学，或者现实的"神圣时空" 来承载，也就是国体观念的肉身，虚无缥缈。没有"圣城"，那就找"圣人"" 圣王"。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国王作为世间必死上帝，就是这样一种象征符号。孙中山与毛泽东是可以作为这样的象征。当然有争议。伟人只应该在死之后，才能被当作"圣人"" 圣王"，而且这种荣耀，不能被他的子孙继承沾光。
政治宗教或者国体，及其载体，是非常重要的。党国体制，是吏师合一，政治宗教与政治组织合一。那么马克思尤其强调，只要一种秩序是通过制度化的政治服从来组织，政治便不能与特权分离。马克思说，国家的统一，同样这种统一的意识、愿望和活动即国家的一般权力，也注定作为统治者的特定私人事务而出现。就变为党天下，家天下。
1949年之后的政治崇拜，或者政治宗教，是毛泽东为教皇的政治宗教。可能就是1937年的抗战的战争宗教。抗战文学中的紧张感，有战争带来的民族国家的信仰。史华慈把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宗教，讲得很清楚。这种政治宗教，是民族国家的，与只有"天下"的儒家，不知道有什么关系，还是用甘阳的鼻涕粘上去的。这种政治宗教，不管是日本的神道，还是儒教，都是在模仿基督教。例如洗脑与忏悔之间的相似。
1949之后政体来自国民党，中央集权方面进一步，社会改造也是民国和国民党的延续。1949之后仅仅是国民党的继承人，执行者。但是还自己吹牛的"时间开始"了。
我一直提倡回归民国。回归民国才能把大目标或者伟大政治，复活起来。复活起来，才能用来评估执政者起的历史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三七开，还是二八，或者一团糟。我们过去评价执政者，基本上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猪笼里面，被人家划定思维方式。例如毛泽东是否是建国呢，不是，是夺权以后的新朝。执政者的每一次好政策，坏政策，都是伟光正，造成很巨大灾难，把它反过来，连反的措施，也是伟光正。
当对执政者的异议或者抵抗力量很小的时候，那么只能跟风。80年代之后，有一些力量了，但是也仅仅是摆脱的渴望，也就是说，不管他们描述为多复杂的思想体系，但是也仅仅是要摆脱意识形态控制。而 1956年之前的自由主义批评，有一些不同，那不是摆脱，而是用根本目标来批评，在政治态势平等或者不会差很多。80年代之后是意识形态猪笼，想破猪笼而已。所以他们的思维方式离不开猪笼，没有了猪笼，她们就不知道如何想事情了。
一个根本的价值评价体系，需要伟大政治目标复活起来，才能再次站起来。伟大政治目标的复活，就是你还在圈内，但是你做出来的圈外的思考，你在五行之中，但是跳出五行之外。
政治宗教与政治组织的分离，就像美国。政治宗教以宗教信仰和道德教育的力量，来获取民众的服从，甚至生命的献身。这是一个国库，不能完全掌握在没有监督的政治组织手上，必须由人民和监督在场。政治组织每一次领取，都要足够成分的合法理性，不能想要就要，不要任何理由，并且用于他们自身。
政治宗教与政治组织合一，当政治组织丧失正当性合法性，成为强盗掠夺集团，这时候，连政治宗教本身也遭到否定。这就是自由右派恨屋及乌的原因。这时候，应该首先避免政治宗教及其复兴，被政治组织继续掠夺，造成进一步恶化。而更换改造政治组织，成为首要的问题。如果这个使命无法做到，而宣扬政治宗教及其复兴，确实有一种再被政治组织利用的危险。
然而更换改造政治组织，必须通过政治宗教及其复兴来唤起共识，然后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力量，采取革命的或者其他温和方式。不通过政治宗教及其复兴，这个进程就是破碎的，进一步造成混乱，不讲责任，不知道后果如何。不是整全的。所以在宣扬政治宗教及其复兴的时候，必须不被政治组织再利用，而是用来遏制它。因为担心被再利用，而放弃宣扬政治宗教及其复兴，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没有出路的。宣扬政治宗教及其复兴，并不是一定就会被再利用。
伟大政治与国体复兴联系在一起。国体要在政治中在场，也就是人民，或者政治神学，或者国家目标。美国的做法是革命权作为政权的根基，然后日常状态，就用宪法法院、议会、还有政治自由、报纸等等，代表人民在场。
改革阵痛应转由权贵承受
其实老是说别人不理性的四五一代或者后文革共识，其实已经很不理性，甚至根本上与现实条件脱节，成为严重迷信，例如改革邪教。我把政改呼吁派，命名为"呼喊派"。这就是一个基督教中变异出来的邪教。
大部分财富集中少数人，不让共同分享。大多数人就如野狗抢骨头活命，穷人对穷人手起刀落更快，更残忍。在我看来，如果一定要流血，那就流少数人的血，少数吸血鬼权贵的血，要大多数穷人流血。如果少数吸血鬼权贵不放血，一定要弄到必须流血的地步，我认为流吸血鬼权贵的血，是非常正当的。你不仁不义，首先给自己送到油锅里面，穷人不过是点了一把火。
这近百年来，流的大多是穷人的血。这种大地的格局应该改变了。绝对不能让吸血鬼权贵，进一步延展流穷人血的格局，让穷人对穷人手起刀落，发动法西斯内战，或者以大国崛起的方式，让穷人打海外战争去，替吸血鬼贵族流血。
这个替人卖命已经干过很几次，从1921年开始，例如解放战争白替人卖命过，建国后几十年的生产建设积累还是白替人卖命。不能老替人白卖命，流血也要有报酬。
发展是必须螺旋式的。到了今天需要一场均贫富，然后依此作为起点。改革三十年中的扭曲结构，造成发展是不均衡的。所以需要一个比较和谐的结构作为再次发展前提，这个和谐的结构，包括起点平等和共同富裕。
改革三十年中的扭曲结构，例如政治决定财富支配没变，城乡二元没变，再次分配没变。所以需要洗牌重来。如果要承认市场经济是不可阻挡的，那么现在所谓的，被改革派认为反市场经济的力量，例如不公平带来的怨气和仇恨，都是市场经济理念的表达，因为爱而恨。有怨气和仇恨，说明认同了市场经济的理念，但得不到其中应有的正义。
搞市场经济已经带来的好成果，都不会在共同富裕中而丧失。如果以市场经济的名义，拒绝共同富裕，这不仅仅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滥用，而且是捍卫恶的成果。好的东西，人们如何都不会抛弃，至少可以打折的存在下来。而只有坏的东西，才会裹挟所有美好的名义，来巩固自己的邪恶，并且欺凌美好的东西。反对共同富裕，不外乎替自私的，放弃责任的权贵进一步解除人类文明底线以下的负担，看家狗而已。
文革的打击，搁资本主义尾巴，都没打掉发财致富的欲望和企业家精神，那么不要害怕，共同富裕会造成这二者的丧失。发财致富的欲望是天生的，阉割不掉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企业家精神也一样。
过去几十年鼓吹发财致富的欲望和企业家精神，已经走过头。发财致富的欲望和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自然的东西，只有当受到极权的压抑，鼓吹才是正当的，这是一种解放。可是如今已经非常过头，而且也与极权融为一家人，这时候就不能陷入在过去受极权压抑的记忆里。这时候再鼓吹，就是在杀人放火。
企业家的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可以作为一种燃料，但是绝对不能作为目标。我们可以轻易的发现，在鼓吹和启蒙中，本来是作为解放的因素和燃料的，被转变为人生目标。这时候劳资关系就变为不可调和的，这时候贫富内战就出现了，敌我之分就出现了。可以说经济启蒙运动和极权的一次配合，就一夜醒来回到解放前。
除非与极权能够分离，并且趋于良好，否则，我赞同遏制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这时候，必须兴起市场经济的国家伦理，恢复实业救国精神。企业家搞实业，并不是在太空中搞的，而是在一个结构扭曲，民众总是被牺牲的政治结构中，国家剥削的结构搞的。毫无疑问，即使按照改革派的阐述来看，在没有政改之前，企业家搞实业，是对国家剥削的参与和分享。这是改革三十年实然的层面，还有一个层面是应然的。那就是从改革的总体社会契约来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共同富裕。也就是说，企业家搞实业，激发发财致富的欲望，是为了整个中国，而不单纯为了自己。这就是实业救国精神。过去民国的实业救国精神，并没有在改革总体契约断裂，而是延续，而今天却被发财欲望浇灭了。
回归到这层国家伦理，回到搞市场经济的本来面目，就会发现共同富裕正是搞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而吸血鬼权贵"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用市场经济的名义搞死市场经济，是对市场经济的歪曲。与贪污腐败一样，都是用人民的名义搞人民。
让单纯挣钱成为人生目标，而且是掠夺型挣钱成为人生的目的。那么中国改革三十年，真相上夜幕下的绿林江湖，土匪掠夺的历史。穿上西装革履，手上拿着法律的强盗，比手上拿枪的强盗，更无从躲避。
来一个平权法，实现共同富裕，再来重建平等竞争的起点，这是当代的使命。维权时代的经济发展，在共享中再次发展。分享的时候，是短暂的痛苦，决不阻碍，也不会不变为革命。不分享反而变为革命。我认为，改革三十年中，一直由民众来承受的改革阵痛，应该转由权贵承受。而且请记住，而民众微薄的财产来承受，这些与他的身体密切关系，也就是其生产生活资料。
由民众来承受的改革阵痛，是邪恶的，不正义的，应该清算的。而由权贵承受的，仅仅与其放纵的，罪恶的奢侈有关，并不影响其生活生命。所以由权贵承受的，是极为正当的。当然现实与道义相反，让由民众来承受，无比容易，让由权贵承受，无比艰难。
即使回到改革原初方案，改革改到今天，就剩下一个既得利益特权集团，需要攻坚。这时候的办法，改革派给出的，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就两种，一种是给与权贵讲理，晓之大义，促进改变。另外一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既然90年代推到改革的是权力的资本化，那么不惜一切代价，再掏血本贿买。没有政治对抗，没有拳头，权贵白眼都不会给你一个。看起来比较有效的，是第二种，而第二种绝对是中国的剖腹自杀。
以改革意识形态的名字，展开的一切，只会有利于权贵，造成民众反对。所以必须让改革死，在维权的时代里，包裹在维权运动中展开改革遗嘱。必须进入维权时代的逻辑，终结改革，才能理顺改革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依此拯救改革的理想。只有在维权时代的逻辑里，才能扭转现实与道义相反，让权贵承受"阵痛"。
避免伟大政治目标的失踪
敌对肯定意味着敌我之间发生关系，这种关系有没有可能在特定阶段，有一定交叉的公共利益。我一直想的问题是，两种敌我分化之间，一种共同体的内战的敌我之间，有没有共同利益。例如对左右之争之上有没有公共利益。另外一种是外战。施密特说，因为你是我敌人，而成为我的兄弟。实际上敌我之间，即使敌对总体性到了最极端的状态，那也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在命运的裁决之下。
然而内战中最薄的共同利益，依赖于一种宪政均衡，也就是对贵族权贵进行压制。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可以很好的领导英国人民，是因为一开始13世纪被王权压制，被迫学习政治、参与政治，获得政治经验。到了19世纪，又被压迫，实行济民法，也就承担对民众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英国贵族之所以成为全球典范，也是被迫的。如果单纯美化贵族，给予特权，而不是加在其项背上重压，那么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一样贪婪，无耻堕落。英国伯克津津乐道的宪政均衡，取决于压制贵族权贵，这样造成王权、贵族和人民之间的共和，互相牵制，互相抵抗。
所以在民众为中华民族崛起过程中，做出巨大牺牲之后，应该轮到权贵了，应该强迫权贵承受改革成本，如果去打战，应该让权贵子弟站在前头。以色列的军事法规规定，军官必须带领士兵冲在前面，其军官的牺牲率是30%，比士兵高多了。
所以当民族生存危机紧迫时，从大部分国民来说，确实应该宪政爱国主义，暂时屈权利而去成就主权。对内的权利、民主服务于对外。战争中，没有财产权，甚至人身权利都没有，每一个公民都是士兵。可是必须强调，这仅仅是暂时，而不能把战时状态永恒化，不断制造例外状态出来。 当民族生存危机不是首要问题时，就必须主权服务于人权，对内为主，对外为辅。而且对外必须服务于对内。例如大国崛起应该是民主共和式崛起。
民族主义本来就有一个自由平等的内涵。民族国家相当于一个兄弟朋友共同体。同等的人是平等；不平等的人，是不平等的。当初从清末救亡开始说，为了民族生存，对权利作出一些克制，到了现在，应该恢复了。如果说在救亡要牺牲权利，那么崛起必须是共和式崛起，如果崛起还要牺牲权利，那么下降的时候，那更要牺牲权利。整个循环，终极目的消失了。
所以在这样的"小时代"里，我认为，不应该鼓吹牺牲自我，而是应该鼓励公民不服从和抵抗，这样才能形成宪政均衡，以及贫富官民共和，再次形成民族国家的同一质，或者兄弟姐妹同志感。在中国电信垄断乱收费的时候，鼓吹消费爱国，那其实是破坏国家。在中国房价高涨，掠夺财富的时候，鼓吹买房爱国，那其实是卖国。在我看来，没有"干涉内忧"的鼓吹，就是可耻的。对于和内忧没有关系的保钓爱国运动，我是不赞成也不反对。
中华崛起的成本，不应该完全被转嫁到人民头上，应该轮到权贵来流血牺牲了。
（陈永苗∶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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