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认清毛泽东系列节目的第12集。这集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怎样压榨陕甘宁边区的民众，以及种植和贩卖鸦片的情况。本次节目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二十六章"革命的鸦片战争"。
延安被叫做中国革命的"圣地"，以共产党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著称。真正使延安能够生存发展，靠的是什么呢？
延安有两项重要外援。一是国民党政府(在头几年)的接济，二是莫斯科的大量秘密援助。一九四零年二月，斯大林亲自把援助规格定在每月三十万美金上。这相当于今天的四千五百万至五千万美金一年。
来自本地的主要收入是农业税，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救国公粮"。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公粮数字年年直线上升。有记录在案的头五年的官方数字是这样的(以石计算)：
一九三七年 一万三千，八五九石
一九三八年 一万五千，九七二石
一九三九年 五万二千，二五零石 ；
一九四零年 九万七千，三五四石 ；
一九四一年 二十万石
一九三九年的急剧增长，是因为那年毛泽东开始大规模扩展军队和根据地，需要钱粮。征粮常常靠强制与暴力，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提道，征粮有"逼死人，的。谢觉哉地位既高，跟毛又是几十年的老关系，所以胆敢一直记日记。一九四零年天灾歉收闹饥荒，公粮仍增加了近一倍。一九四一年，收成减少两三成，可是公粮却再次翻一番。
当地人怨声载道，毛也知道这一点。他后来对高级干部讲了个故事，说一天雷雨中某县长被雷电击毙，一位农民就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声称他了解到农民的反感后，决定减征公粮。事实恰恰相反。那个雷雨天和农民的诅咒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而四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日，毛的政府宣布了史无前例的高额公粮。也就是说，毛得知农民的怒气后反而加倍向他们征收，甚至还添上一项新的税收：公草税，即马料。
另一次，毛提到一个"装疯的人"冲过来打他，"对我有义愤，原因即那年公粮负担重。"他没有提到其他悄悄流传的故事，其中之一说一个农民买了张毛的肖像，把像上的眼睛挖出来。审问他时，他说："毛主席不长眼睛。"真实的公粮数字此后不再公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陕甘宁政府宣布的公粮数字比实际上起码少说了两成。
中共宣传说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得多。可是谢觉哉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记里写道：边区的农业税跟国民党地区比并不轻，有的人 "交公粮后没得吃，所交公粮之数几乎和全年收入之粗粮相等．"，"如白玉宾全家四口，收粗粮五大石，须出公粮四十六斗六升。"甚至有人"实际收的粮不够交公粮"。
能为陕甘宁边区带来收入的还有盐。盐很容易生产。根据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边区有七个大盐池，"产盐方法靠天，夏季太阳一晒，水面结晶，稍微下点雨，融去硝质，打下就是。过去只要盐有销路，产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占领头四年，没有产新盐，把几十年的存盐都用光了，致使"西北各地都闹盐荒。"报告说这是因为"我们缺乏远大计划。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终于看到了这个赚钱的宝贝，开始产盐。盐成了本地收入的第二大来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出口中，盐占了百分之九十。中共宣传说延安处在蒋介石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事实上，它跟国统区之间贸易不断
盐产在边区的东北边，出口口岸在南边，运输全靠农民做义工，跋涉在七百公里的崎岖山路上，称之为"宫督民运"。谢觉哉等人向毛上书，反对这个"人民赔累，荒废农时，强所不愿"的严酷政策。但毛告诉他们："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第二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着"特货"。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当张戎女士问毛泽东的秘书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 接着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一九四二年八月，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邓发替他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英亩。
鸦片的主要种植地跟国民党将军邓宝珊的管辖地接壤。邓将军是中共的"老朋友"，他有个中共党员作秘书，女儿也是中共党员，女儿住在延安。他不时造访延安，还把黄河上的两个要紧的渡口拱手交给中共，使延安跟其他根据地的来往畅通无阻。
邓将军本人也种鸦片，号称"鸦片大王"。他跟毛互相开方便之门。蒋介石曾经考虑让邓宝珊换防，毛一听说就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蒋停止调动，否则他要"用武力"，把调来的部队"消灭之"。蒋只得打消换防的念头。毛对邓宝珊的感谢从他在"七大"上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两次特地提到邓，一次与马克思并举，引得苏联驻延安代表孙平发问："邓宝珊到底是个什么人哪？毛泽东居然把他跟马克思相提并论！，但毛并不信任他的这位恩人。中共掌权后邓留在大陆，也挂上一连串头衔，但当他提出想出国看看时，他却未能如愿。
一年的工夫，鸦片解决了中共的困难。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毛电告周恩来："边区财政难关已度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这个数字六倍于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二年的政府预算七千九百万元。据苏联人一九四三年估算，中共卖了四万四千七百六十公斤鸦片，价值二十四亿法币(相当于今天六亿四千万美金)。到一九四四年，用秘书长谢觉哉的话说，中共很"富" 了，而 这"无疑是由鸦片"来的。
延安干部的生活大为好转。王恩茂日记里描述了一顿不算特别的饭局："开始吃了一些糖、油煎花生和面块、梨子、枣子、花生等，然后吃了几十碗菜，每个桌都剩了很多的菜吃不完。"从其他根据地来的人常常惊呼延安吃得太好了。"延安党校伙食，每天都是四菜一汤。大盆四方块红烧肉，让你吃个够。王恩茂问他们是不是"七大"代表都是吃这么好？答覆的是你来已减少了一半，过去是八个菜。
"毛主席发胖了！"邓宝珊将军一九四三年六月与毛重逢时恭喜他说。
直到 一九四四年，中共才停止种鸦片。鸦片带来的财富并没有用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准-据谢觉哉记载，共产党吃大灶的，每年也吃肉二十四斤，而老百姓平均每人吃肉仅五斤。毛一面储备巨额财富，一面不放过机会搜括人民。一九四三年六月，他称蒋介石军队要打延安(其实蒋并没有要打)，要陕甘宁边区人民"自愿捐献"柴火、菜蔬、猪羊、存款。
贫困给陕甘宁边区带来高死亡率。这使中共高官也感到不安。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的日记写道，志丹县"今年上半年出生率百分之三，死亡率百分之十四"，死亡率是出生率的五倍。财政部长李富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说边区是"财旺，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
中共还编造另一个故事：说毛在延安搞"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实际上，毛泽东要征服中国，需要更多的干部，更多的兵，精兵简政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这是个有利于宣传的口号，他便接了过来，利用它把老弱病残和政治上不可靠的"落后分子清理出干部队伍，送去"参加生产"。为了防止他们寻机逃跑，有特别规定说，对这些人" 须安置在较中心地区，一则能使他们安心生产，再则免遭边境顽固分子之破坏挑拨与勾引。"
即使算上这些被精简的人，从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机密文件《各级政府及参议会整编办法》可以看出，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总数是"较前增加"。增加的大多在基层，目的是加强控制。毛也以精兵简政为名，合并最高层的部门，便于自己一手掌控。
人们熟知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有所不知的是陕甘宁边区毫不逊色。据谢觉哉日记，一九四四年跟中共初来的一九三七年比，盐涨了二千一百三十一倍，清油涨了二千二百五十倍，棉花涨了六干七百五十倍，火柴涨了二万五千倍。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娶不起老婆"。里面说：过去娶老婆费钱是几十元至一，二百元，现在要花数万元边币才能娶到个寡妇。
中共在抗战中的政策是"减租减息"，但陕甘宁边区高利贷盛行。原因是政府发放的贷款太少，要靠私人贷款来弥补，利率"听任民间自行处理"。谢觉哉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记载："一般放帐利率，去年月息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更可怕的还有"每集(五天)每万元出利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即五天之后就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为了筹款而被迫卖青的农民，有时要价只相当于收获时粮价的百分之五。毛统治中国多年后，延安像其他老根据地一样，依旧穷困不堪。
一个对红色中国热情澎湃的瑞典人米尔达(ō．Myrdal)一九六二年跟毛有这么一段对话：
米尔达说：我刚从延安地区回来。
毛说：延安是个贫穷、落后、不发达的地方......
米尔达又说：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我想学习农村的变化......
毛回答说：那么我认为你不应该去延安。延安又穷又落后，你不该去那里的村子......
从1937年到1962年中共统治延安地区已经25年，延安仍然又穷又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