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内地媒体报道，今年三月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去年就已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由副局升为正局；而对三鹿毒奶粉案负有直接责任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也调任河北邢台担任市长。看来，三鹿毒奶粉案不仅未能阻挡这两位被问责官员的仕途，反而官运亨通，让人莫名其妙。
三鹿毒奶粉案影响面之广，受到伤害的婴幼儿之多，举世罕见，早就有媒体形容这是一次相当于南京大屠杀的惨案，而且受害者清一色是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幼儿。
但外界没想到，三鹿毒奶粉事件尚未平息，受害者家属还没从悲痛的阴影中走出，受到处分的官员居然还能异地上任，且照样带「病」提拔，这无疑给那些受伤者的伤口上撒了把盐。如果官员问责都是这样带病复出、异地高升的结果，国务院制订的官员问责条例岂不成了一纸空文？
带病复出异地高升
其实，匪夷所思的官员问责在中国大地上是经常发生的。因轰动全国的「黑砖恷事件」被撤职的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已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贵州瓮安火烧县衙事件中，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悄悄「复出」，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曾派人进京拘捕记者的「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曾带「病」复出，但幸好被媒体发现而拦阻成功。
问责变成隔靴搔痒，主要是因为内地官场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在发生作用，每当有官员需要被「光荣问责」，为整个官场作出暂时、局部牺牲时，他们的退路、他们的后路，有关组织早就考虑筹划好了。你这边严肃处理，我那边光荣升调，既能平抑民众之怒，又能平复官员之心，两全其美。
所以，问责制如果不与民主制度相结合，并对在位官员产生一种政治威慑，那么它很有可能质变为体制内部惹祸的官员「避风头」甚至位高权重者「丢卒保车」的借口，也有可能质变为官员们的一种「互保」手段，而在外观上，它则是行走在法治舞台上的一种「政治时装秀」。
三鹿毒奶粉案中被问责的最高官员，一是质检总局前局长李长江，一是石家庄前市委书记吴显国，如今他们的下属都异地升官了，他们的「光荣」复出想必也是指日可待了。
来源:太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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