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亲之痛
今天早晨八点过，丈夫进来房间，我正与友人在互联网上聊天，接着听他问﹕「给家里打个电话吧﹖」看见我在忙，他就自己去挂电话。这时，我的耳机也在响，我却依旧听到他说妈爸之类的，过了一会儿，我听出不寻常的意思，一眼望过去，他，显见是听到了什么，只见他缓缓﹑深深的把头埋下去，我不敢去猜测却又不得不预感到什么，接着不知什么时候，他说﹕今天凌晨，我爸已经……。其实究竟怎样说的，我已记不清了，原来，和我丈夫通话的是他的大姐，从德国赶去中国深圳看望病中的老父。只知道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刚刚买了房子，去年十二月，我也考到了驾照，前两天，丈夫还在说，我们照了照片，寄回家去，让老人高兴高兴。然而此时子欲养，而亲却不在了。
夜幕已临，客厅里，他独坐在地板的垫子上，蜷曲着身子，静静的，他竭力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我知道，从此，这个男子汉的爸爸没了，他必须和我一道走过那一切的苦乐，有难同当，出郭相扶将。一天下来，我越来越颓丧的感到﹕我没有公公了。我的亲人离去了。泪水，再一次滑落。
我们的苦难
二零零零年，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之事闹的已是人心惶惶了，五月，我和当时的未婚夫，现在的丈夫准备结婚，清楚的记得，他对我说，「结婚要告拜天地﹑要父母承认的。」于是拉着我去见未来的公婆，他的妈妈跟我差不多高，瘦瘦的，我总是觉得她年轻的时候一定长的很精神。公公当然也甚是高兴，除了祝福，还是祝福。婆婆说，我早就断言了，我的小三会找个跟自己一样(炼法轮功)的人。
五﹑六月间，鉴于良心，我们先后双双第二次去京上访，接着他在北京失踪了。那天，他半开玩笑﹑半鼓励的对我说，「走，我们一起去」。因为有事要办，我摇了摇头。中午的时候，我收到他打来的电话，他天真的说，「我把上访信交了，他们收了我的身份证，要我等在这里。」收了电话以后，我突然生起一股要他快回来，快离开那里的冲动。艰难的岁月里，谁也来不及去细想这细微的真切感受。原来，他交了身份证，便如同领了一张「入狱通知单」，直接让广东办事处领回，关在地下室，这一关就是十二天，隔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我怎么也接不通他的电话，见不到他的人。
在丈夫被拘押两个多月后，千辛万苦回到深圳的我去见了他的父母。因为爱子心切，公公心急摔了一跤，摔成骨折，探监时，见到儿子光着脚，这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遂指责当局﹕没有人道。然而可笑的事情发生了：老父探子摔伤一事，竟被《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深圳法制报》等媒体扭曲成老父关心「误入歧途」的爱子以致心急摔伤。人被抓了，全家哭诉无门，公公摔伤一事使家人倍感焦急。然而这篇荒唐可笑的报道使本已受创的家又被砸上了一块重石。
丈夫的家庭，其父亲是国家的老干部。然而在这场浩劫中，即使是“老干部”的光荣称号也是无济于事的，最后只能用金钱打通关口，丈夫出来后，家里又花了几千元钱打发了这些“公仆”一场饭局，不仅如此，还必须给他们每天一百元的收费，旨在监视丈夫的行踪，当然，是没有收条给我们的。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我被迫开始了3年的牢狱生活，就在被抓的当天，我要求将这个消息告诉公婆，然而却被无情的拒绝。当警察互相商量要「抄家」时﹖我就要求一起去，好再见一见我年迈的双亲。结果，连这个念头也成了泡影。
相见时难
一别三年多，作为独子的丈夫被迫避难在美国。二零零四年，我回家后，亲见楼下莲花北小区保安队队长向手下交待了「看护」我的任务，楼上，听公公婆婆讲，丈夫大概就是在二姑姐生孩子的当天，二零零一年的正月十六，就离开了中国。其实老人也不太清楚，他们只是知道，孩子远行了。
二零零四年六月，我设法踏上美国。从此与亲人遥隔万里。公公婆婆年事已高，几次电话里，公公都说，「我还盼着要孙子呢。」善良的家人一点一点的捱着，指望着岁月无涯，指望着美好的相聚。今晚，家人告诉丈夫，本来老父打算过年后到香港去和儿子见一面。只是一切都变了，五年来，骨肉分离至今，生性孝顺的丈夫眼里心上痛哀无遗，他一再说，「生命是多么脆弱啊。」哀伤不止。计算机里储存的公公和外孙女的合影，笑笑的，站着的我没有哭出声来，泪掉到坐着的人身上了。水烧开了，这时站在水壶边的我听到嚎啕哭声，相识七载，结婚六载，分离三载，彼此尝过那么多的苦，我头一次听到他的哭声，我不敢看他，我默默的拿过桌上的杯子，倒上水，静静的，他的苦我都知道。
公公走了，只婆婆一人，这样的日子，谁又能料到呢？
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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