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有意思。它们不是对联，对仗却相当工整。
不过，稍微推敲一下就更有意思了。其一，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看来终究是未能救得了中国。从"社会主义救中国"到"资本主义救中国"，即使间隔着30年，这样完全倒转过来的转换，也够大的了──也许，应该想想其中未列出的两个年份，即1959年和1969年，那是"社会主义"两次把中国带到了很荒唐的境地，弄得终于有必要请出一度被中国共产党踩在脚下的资本主义来救中国。
其二，1979年中国被资本主义救了一把，那么1989年的中国怎么来救"社会主义"，以及后来怎么再来救资本主义，就大有文章了。
■求助于资本主义
不得不求助于资本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自然是十分尴尬的事情，那么，就要尽量回避，绝口不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搪塞。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社会主义改造"而中断了新民主主义，从而放弃了非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实践。这一变化，致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这一完整公式，从中间断裂开来，这就使得"社会主义救中国"成了一句空话。
然而，中共当时赎买了资产阶级，拒绝了资本主义，毕竟还是无法完全取消市场经济，只得容忍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存在。倘若中共建立的以行政命令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能够争气，能够显示其"优越性"，那倒也没什么，对付"资本主义尾巴"应该不成问题。可是，经济的活力偏偏不在行政命令和计划那里，而在企业之中。企业产权不清不楚，企业家的位置上出现的是一群听命于上级指示的干部，"螺丝钉"精神取代了企业家精神，缺乏创新冲动，缺乏支撑创新的体制，这样的企业，只是计划支配下的一部机器，自然没有活力。
行政命令型的中央计划经济因为其排斥企业家、压抑自由创新而先天不足，要寻求出路，就只有向市场化发展，于是，计划体制下的企业，倾向于"利润挂帅"的动作持续不断，就象农民争取承包土地的努力持续不断一样。这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而它自发地趋向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也难以限制。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以对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改革浪潮，坚持了十年也未能成功，终究以失败而结束。"继续革命"激情消退，中共不得不顺应潮流，实行改革开放。共产党人喜欢说"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他们自己在市场经济面前，也只得低下头来。
只是，非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性机会早已错过，因为中共本身早已在其执政位置上官僚化，暮气日益深重，而开创一条新路，则非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左翼政党不可，就象北欧诸国那样。即使"文革"那样大规模的折腾，毛泽东说是"吐故纳新"，其实也只能是打倒一批旧官僚而换上一批新官僚，无济于事。
改革开放以市场化为导向，那么，要说是"资本主义救中国"也可以，但实际上是大打了折扣的。中共之变，不仅在于它突破其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更在于它放弃了"节制资本"，对"节制权利"却不肯放松，而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却是离不得权利的，首先便是物权，或财产权。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不足，表现在官权压制民权──西方社会中民权逐渐与资本对立起来，而在中国，它们仍都是以"民权"而对着官权。
这样来看，资本主义究竟是否救得了中国，其实还很难说，因为官权很顽固，不愿意把它那垄断资源、控制市场之手缩回去。特别是，依恃权力而成长壮大起来的权贵集团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气候，愈益桀骜不驯，而官权越是强势，它们越能够呼风唤雨，当然就要竭力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名义维护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还要把民众也拉来绑在它们的战车上，表现出一种重演当年"文革"之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架式。
但是，尽管中共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包装权贵资本主义，然而它悍然动用武力镇压本国民众，比当年苏联纠集其华约盟国镇压"布拉格之春"，更为鲜明地表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则实际上加速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所谓中国"救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神话，其实质，是中国成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最后堡垒之一。
那么，中国"救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呢？
■特殊的资本主义形态
德国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认为它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而民众在资本主义占有制度下的相对贫困，致使生产相对过剩，周期性地出现经济危机。英国人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则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作用下，则使得投资需求不足，这样，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解决失业和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这两位学者的理论体系完全不同，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看法也不同，但在"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经济危机这一点上，则有其共同点。
资本主义对付"有效需求不足"，先是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共产党理论家面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很是不以为然，不遗余力地批判，却难以否认它对于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财富》1999年10月发表Andy Serwer的文章，作者写道，"无论是好是坏（或是富是穷），我们正在迅速地成为股票商人的国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几代人以来掌握在纽约城一个小岛上几千名白人男子手里的权力，现在转到了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手里。事实上，这种从华尔街到普通人的权力转移，是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趋势之一。它不仅改变着我们的投资行为，还改变着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当然，对华尔街的震动也非常之大。"这个变化的关键，是中产阶级的成长，而民众手中积累起资产性财富，信用基础扩大，金融业也受到刺激。这就造就了一种以消费拉动增长的模式，同时，市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消费与投资以及要素流动的全球化。这样，在一国范围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大为缓解，它要在全球范围内才能更为深刻地显现，乃至激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要是履行监管的职责，而全球化的效应，则往往削弱政府的调控功能。
政府干预经济，适应着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以制约资本的自由发展，同时也得到经济理论的支持，它就成长起来，形成了它自身的运行逻辑。它的一大发展，是福利国家，这对于消费需求会有刺激，对投资需求却有抑制。福利国家体制在欧洲较为发达，在美国则阻力较大，然而在美国却有所谓让中低收入的人"居者有其屋" 的追求。但是，这与"人民资本主义"却大不相同。在政府推动下，这一追求极度放大，结果，伴随着金融创新的潮流，"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深深地藏在政府那 "看得见的手"与金融衍生品五光十色的表象之下，人们对于全球性严重危机的酝酿难以觉察，事到临头则大骂金融业唯利是图，政府干预经济反而进一步显示其正当性。
于是，沧海横流，中国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大师，这时似乎更显其英雄本色。
其实，在中央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就已经形成了高投资低消费的局面，那是以特殊形式展现出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常态。到了改革开放之时，市场化是大势所趋，而政府却趁此机会，将其自身的职责也尽量地推了出去，从而造成了一种极其独特的"有效需求不足"格局。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高消费"背后有政府在兴风作浪，而中国"低消费"背后，也同样有政府的身影。对比起来很有意思：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是强迫金融机构不能因借款人种族、肤色、年龄、性别、宗教信仰、原国籍和身份差异而有任何信贷歧视，大开高风险贷款之门，中共及其政府，则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支持权贵，垄断土地、垄断能源与金融等行业，同时也遏制股市，最大限度地阻断了民众取得资产性财富的可能。
"左派"们指责说，改革放弃了"社会主义方向"，成为资本主义改革，才造成了种种的恶果。实际恰恰相反，乃因为市场化改革迄今未能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束缚，才走上了绝路。
这个过程中，中共及其政府的手腕可以说相当高明。
在东方社会，治水历来是政府职责所在，而现代社会，政府提供的公共品集中体现为社会保障体系，而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即使推行市场化改革，政府也不能完全放弃责任。"左派"们批评土地承包，一大罪状是农田水利基本设施逐渐荒芜，实际情况却是，政府在土地承包之际无法再继续指挥农民种田，就把治水等职责也一并放弃，致使承包土地的农户难以抵御天灾。同样，"左派"们怪罪教育、医疗的所谓"过度市场化"，对政府垄断医疗卫生资源视而不见，而政府垄断实际上造成了医务市场和药品市场畸形发展，严重扭曲了医疗卫生事业的机制。
社会保障体系是更大的问题。有分析指出，中共推行国有化，它对民众的基本承诺就是提供社会保障，但是改革开放之际，中共却背弃诺言。计划体制下的福利大打折扣，适应于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也因为缺乏财政支持而迟迟不能到位，而其财政力量仍主要集中于国有经济的建设，要投资新项目以增大国有资产份额，要支撑国有企业以使其在竞争中处于特殊地位。这样，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民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急剧增大。
改革开放30年，中共及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于经济自由的控制与束缚，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是，经济增长实际上体现着企业的活力，而中共及其政府却毫不客气，将经济增长作为功劳全记在自己的帐上，而它对于提供公共品的失职则尽量加以掩饰。别人的功劳是它的，它的过失就怪罪于"市场化"。财政缺钱时是如此这般，财力雄厚时仍是这般如此，"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之类的漂亮口号，如今已成为中共及其政府之"假大空"的绝妙写照。
林彪集团批判毛泽东专制，指责其造成了"国富民穷"，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其实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且类似于资本主义初期时的状况。改革十多年后，这种 "国富民穷"状态即再度明显起来。看得出来，市场化改革对它的否定相当短暂，而它能够扭转局势，造成"否定之否定，则相当强劲。
不过，可以看到，"人民资本主义"其实已经在积蓄力量，对"国富民穷"状态的意识也逐渐清晰起来，连极力庇护权贵集团的中共，也不得不在其正式文件中正面肯定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的正当性。那么，就是说，"资本主义救中国"走了30年，已经走成了一种趋势，其中的关键是，中产阶级正在出现──尽管还很模糊，然而它毕竟是在出现。
在这个大趋势面前，中国共产党要救它的"社会主义"，或者要"救"资本主义，表现得很强硬，对别人的批评甚至骂出"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的话，倒也不奇怪。"吃饱了找事干"，体现着全球性的大趋势。中国人"吃饭问题"一再地被宣扬是"基本解决"，且一直保持在"基本解决"的状态，于是国富而民穷，至少是未富。这样的状态要是长久地拖下去，当然难免中国人自己也要"找事干"，也要站起来"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这不是挺可怕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