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2-25 06:10:00作者：萧三郎
四、教育
据官方消息说，目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年前，参加一场婚礼，酒席上与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年龄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认识，喝酒，开始聊天。
桌上一个人，掏出一款手机，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计价格也就几百块钱左右。另一个人问：刘主任，这又是从哪里搞来得新手机？那个叫刘主任的说是某某送的，校长一个，他一个，后勤主任也有一个。
那个问话的人，笑着大声说道：腐败啊，党都是让你们给毁了的，看来我要退了。
然后众人继续喝酒，吹牛，我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一个中年老师，刚做过手术（据推测，估计是痔疮一类的），说自己前几天喝酒，只能站着，说“我现在就像孔乙己一样，站着喝酒”。众人大笑。
孔乙己，这个词让我当时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农村也许常有，而鲁迅却没有。
这些就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老师，我有一些高中同学，后来去读了师范专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师的，大多出去打工。当然，没有关系农村的这些学校也很难进。
后来我放开了和他们喝酒，肆无忌惮地说着一些粗俗的话，最后我醉了。
虽然，农村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基本上，这些都是空谈。大量的农村孩子辍学，或是熬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个邻居下的一个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的，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我问她，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她说不一定。有时候都到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麦子后她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5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抱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才15岁，头发也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的像个老人一样。都是伤口和茧子。
15岁的年龄，所谓的花季雨季的岁月，所谓的青春，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让她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农村，经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
很汗颜和惭愧地说，我是我们村上这十年来，也可以说是自78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第一个读研的人。可就这样的一个诺大的村庄，近十年内，算我在内，考上大学的（本科）也才三个人而已。（说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铁屋子里，没有醒来的人一样）
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了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XX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底，很难想象，估计是安徽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是80多万，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我是2000年高中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一直复习到2004年，才考取一个省内本科，）
小学教育差，导致初中教育差，然后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竞争中，完全没有实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学的，也都基本上是县城的孩子）
我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县里一个高中当老师，今年带高三毕业班，年后，去和他喝酒，他说，班上70人（文科班），学校给他的基本指标是一个本科，三个本科是超额指标（只要分数够三本就行），我问他估计能考上几个，他说最多也就五六个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子
因为是高三，初四就开学了，初四上午，我同学非得让我去给他班上的学生们说上一些什么。让我给那些孩子勉励一下。
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孩子，我无法给他们说启蒙，说自我救赎，只能给他们描述大学的美好生活，勉励他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学习。
目前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了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就将他们输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
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我对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说，我不期望你们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我也不希望你们沦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们能够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时候也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布的观点。
五 农村低保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就如低保来说，刚才百度了一下，看到这样的官方消息：
通过个人申请、评审评议、审核、报批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制度在实施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由乡镇、村委会具体受理。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却没有低保。（当然，以我们家的状况，赡养爷爷奶奶不成问题，但这件事，让人委实很生气。）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所谓的申请、调查，公正都成为了纸面的笑谈。
低保成为了权力这个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大队书记想给谁就给谁，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为了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我家没有，虽然，我爷爷今年85、奶奶80了。
我写这些并非是品头论足，而只是想写一下我所见的农村情况。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没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农村痕迹的意思。无论面对谁，我都坦言，我是农村出来的。
此外，我也并非说是要让农民全涌入城市（某些学者所谓的在城市形成贫民窟的观点，实在是笑谈），但你也不可以坐视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然后被咀嚼一番、榨干了青春之后，成为渣滓。
没有人有权力，有何正当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说，农民就应该为这场国家现代化运动做出牺牲。
他们生而为农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农村的政治问题
“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们村一个70岁的老人站在我们家门口，所说的话。
他什么职务都没有，连党员都不是，经常热衷于参与村上的事情，诸如核查村委会的帐，去县里上*访等等。
我父亲说这个人现在还经常在家里写东西，我问都写的是写什么？
——还能是什么，都是那些大道理呗。
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列的书，但他经常会把马克思挂在嘴边，说起话来振振有词。
“农村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问题，这个社会已经变了80%”，我拿出手机，将他的这些精辟的语言记录下来。
从县城里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的一个村口，赫然挂着一个大红条幅，在冬日的村口，显得特别醒目。条幅上写着：村民直选，是建设乡村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这样的条幅，我哑然而笑。民主，直选，多么诱人的字眼。
回家之后，问父亲，在选举的时候，拉选票的现象特别严重。“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上面让谁干，就是谁干”，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大队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占据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戏称其为“胡书记”，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此外，还有农村的发展党员问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了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也就意味着其无法进入政权，再这么折腾，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捣。而当权者随便安排一个罪名，就可以将其搞定。
当年我们村有个光棍汉，特别地仗义执言，经常一个人去县里和市里上* 访，反映问题。他在路边的沟渠里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时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里取水打农药。别人都给用，就是不给大队的几个干部家人用，为此还打过一架。后来，他领养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一个光棍汉领养一个女婴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村里硬说其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还让镇子上的派出所将其带走了。不知道其在里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来后，变得老实多了。
“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这是父亲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说一些稍微愤慨的话时。
七、土地问题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每亩660个平方），95年的时候，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95年动过土地的时候，说是30年内不再动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来，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方，这次回家，和村里的一些人谈到此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土地兼并。（我和他们说，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买卖了，他们说，那很快就有人卖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实，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的热情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们家曾经就种过近10亩的棉花、也种过近十亩的薄荷，和三五亩的西瓜），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
虽然没有土地买卖，但在农村可以租土地来耕种（300元/亩/年），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
再说一下，去年的卖地问题。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貌似是从许昌到宿迁的），修路要占用农田，这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
前一种的价格是18000元/亩，后一种的价格是12500元/亩（价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后的水塘还可以用来养鱼获利等，但我怀疑这个差价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我们家的土地被划了4.5亩）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至于说土地抛荒的现象，我们那里没有，因为自己不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戏吧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这次修路卖地的问题。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
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于是就有人提议说要把这些卖地的款拿出来村上平分，然后再重新分配土地。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呢？还是集体主义时期思想的残留呢？
这样的提议当然不了了之，但的确很吊诡，值得反思。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了农民的束缚，成为了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而如今，这块土地也许正在沦为鸡肋。
据官方消息说，目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年前，参加一场婚礼，酒席上与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年龄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认识，喝酒，开始聊天。
桌上一个人，掏出一款手机，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计价格也就几百块钱左右。另一个人问：刘主任，这又是从哪里搞来得新手机？那个叫刘主任的说是某某送的，校长一个，他一个，后勤主任也有一个。
那个问话的人，笑着大声说道：腐败啊，党都是让你们给毁了的，看来我要退了。
然后众人继续喝酒，吹牛，我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一个中年老师，刚做过手术（据推测，估计是痔疮一类的），说自己前几天喝酒，只能站着，说“我现在就像孔乙己一样，站着喝酒”。众人大笑。
孔乙己，这个词让我当时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农村也许常有，而鲁迅却没有。
这些就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老师，我有一些高中同学，后来去读了师范专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师的，大多出去打工。当然，没有关系农村的这些学校也很难进。
后来我放开了和他们喝酒，肆无忌惮地说着一些粗俗的话，最后我醉了。
虽然，农村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基本上，这些都是空谈。大量的农村孩子辍学，或是熬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个邻居下的一个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的，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我问她，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她说不一定。有时候都到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麦子后她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5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抱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才15岁，头发也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的像个老人一样。都是伤口和茧子。
15岁的年龄，所谓的花季雨季的岁月，所谓的青春，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让她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农村，经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
很汗颜和惭愧地说，我是我们村上这十年来，也可以说是自78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第一个读研的人。可就这样的一个诺大的村庄，近十年内，算我在内，考上大学的（本科）也才三个人而已。（说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铁屋子里，没有醒来的人一样）
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了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XX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底，很难想象，估计是安徽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是80多万，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我是2000年高中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一直复习到2004年，才考取一个省内本科，）
小学教育差，导致初中教育差，然后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竞争中，完全没有实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学的，也都基本上是县城的孩子）
我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县里一个高中当老师，今年带高三毕业班，年后，去和他喝酒，他说，班上70人（文科班），学校给他的基本指标是一个本科，三个本科是超额指标（只要分数够三本就行），我问他估计能考上几个，他说最多也就五六个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子
因为是高三，初四就开学了，初四上午，我同学非得让我去给他班上的学生们说上一些什么。让我给那些孩子勉励一下。
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孩子，我无法给他们说启蒙，说自我救赎，只能给他们描述大学的美好生活，勉励他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学习。
目前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了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就将他们输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
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我对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说，我不期望你们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我也不希望你们沦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们能够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时候也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布的观点。
五 农村低保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就如低保来说，刚才百度了一下，看到这样的官方消息：
通过个人申请、评审评议、审核、报批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制度在实施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由乡镇、村委会具体受理。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却没有低保。（当然，以我们家的状况，赡养爷爷奶奶不成问题，但这件事，让人委实很生气。）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所谓的申请、调查，公正都成为了纸面的笑谈。
低保成为了权力这个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大队书记想给谁就给谁，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为了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我家没有，虽然，我爷爷今年85、奶奶80了。
我写这些并非是品头论足，而只是想写一下我所见的农村情况。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没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农村痕迹的意思。无论面对谁，我都坦言，我是农村出来的。
此外，我也并非说是要让农民全涌入城市（某些学者所谓的在城市形成贫民窟的观点，实在是笑谈），但你也不可以坐视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然后被咀嚼一番、榨干了青春之后，成为渣滓。
没有人有权力，有何正当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说，农民就应该为这场国家现代化运动做出牺牲。
他们生而为农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农村的政治问题
“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们村一个70岁的老人站在我们家门口，所说的话。
他什么职务都没有，连党员都不是，经常热衷于参与村上的事情，诸如核查村委会的帐，去县里上*访等等。
我父亲说这个人现在还经常在家里写东西，我问都写的是写什么？
——还能是什么，都是那些大道理呗。
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列的书，但他经常会把马克思挂在嘴边，说起话来振振有词。
“农村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问题，这个社会已经变了80%”，我拿出手机，将他的这些精辟的语言记录下来。
从县城里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的一个村口，赫然挂着一个大红条幅，在冬日的村口，显得特别醒目。条幅上写着：村民直选，是建设乡村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这样的条幅，我哑然而笑。民主，直选，多么诱人的字眼。
回家之后，问父亲，在选举的时候，拉选票的现象特别严重。“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上面让谁干，就是谁干”，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大队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占据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戏称其为“胡书记”，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此外，还有农村的发展党员问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了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也就意味着其无法进入政权，再这么折腾，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捣。而当权者随便安排一个罪名，就可以将其搞定。
当年我们村有个光棍汉，特别地仗义执言，经常一个人去县里和市里上* 访，反映问题。他在路边的沟渠里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时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里取水打农药。别人都给用，就是不给大队的几个干部家人用，为此还打过一架。后来，他领养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一个光棍汉领养一个女婴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村里硬说其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还让镇子上的派出所将其带走了。不知道其在里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来后，变得老实多了。
“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这是父亲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说一些稍微愤慨的话时。
七、土地问题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每亩660个平方），95年的时候，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95年动过土地的时候，说是30年内不再动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来，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方，这次回家，和村里的一些人谈到此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土地兼并。（我和他们说，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买卖了，他们说，那很快就有人卖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实，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的热情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们家曾经就种过近10亩的棉花、也种过近十亩的薄荷，和三五亩的西瓜），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
虽然没有土地买卖，但在农村可以租土地来耕种（300元/亩/年），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
再说一下，去年的卖地问题。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貌似是从许昌到宿迁的），修路要占用农田，这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
前一种的价格是18000元/亩，后一种的价格是12500元/亩（价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后的水塘还可以用来养鱼获利等，但我怀疑这个差价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我们家的土地被划了4.5亩）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至于说土地抛荒的现象，我们那里没有，因为自己不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戏吧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这次修路卖地的问题。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
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于是就有人提议说要把这些卖地的款拿出来村上平分，然后再重新分配土地。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呢？还是集体主义时期思想的残留呢？
这样的提议当然不了了之，但的确很吊诡，值得反思。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了农民的束缚，成为了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而如今，这块土地也许正在沦为鸡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