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不但把大批粮食、物资运给阿尔巴尼亚，同样也运给朝鲜、越南......[2]
雷兹*于迈尔*马利列60年代任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据其《我眼中的中国政要》一书披露：1962年，在阿方的要求下，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几艘满载着运往中国的小麦轮船，改变了航向，驶抵阿尔巴尼亚港口并卸了小麦。就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中国的慷慨援助，度过了因干旱再度加重了的缺粮危机。[3]
时任驻阿大使耿飚说："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4]
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1959年，中国征购粮食674万吨，出口粮食高达415.75万吨。1960年，中国仍然征购粮食510万吨，出口粮食272.04万吨！
要说自然灾害，中国哪一年没有？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再次提出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5]
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林海云："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一九七○年。"[6]
至于苏俄逼债更是无稽之谈。1961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7]
1961年4月中苏在莫斯科举行贸易会谈，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这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 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8]
秉持人道主义的国际社会从未施行粮食禁运，美国甚至主动提出愿向中共出口粮食。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口粮食，中共都得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根据中共历年预算决算报告，1959~1963年对外援助支出高达23.62亿元。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以及在统一战线方面的投降主义，在国际问题上宣扬"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要少）。他们用这些资产阶级观点、修正主义观点，来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对外政策总路线相对抗。[9]
真是恬不知耻！
由于缺乏新闻自由，饿死3775万人的真相直到数十年后才得以浮出水面。惨剧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大跃进"、"反瞒产私分、高征购"等一系列政策失误，和独裁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想当国际共运老大，不顾大陆人民的死活疯狂援外等等人祸所酿成。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毛泽东得知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难过得把最喜欢吃的红烧肉都给戒了。事实上，毛泽东的骄奢淫逸、浪费无度，堪比帝王：
1956年~1966年，毛泽东是杭州饭店、中南海等舞会上的常客。一个女演员回忆："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 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夜宵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每顿饭只买半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10]
1959年，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别墅，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据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竟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 6月回韶山时，毛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毛只于 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1]
毛六十年代初一度喜吃西餐。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员会同厨师给他订制的一份西餐菜谱中，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毛泽东喜吃色虾，鱼虾的制作方法也丰富多彩：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12]
毛泽东对西菜中鸡的做法很是推崇。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列出了一般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13]
工作人员考虑到毛泽东不大喜欢牛羊肉，特别为其安排了小乳猪，这样便能做到肥瘦适中，面面兼顾。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有下列猪肉类：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中的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14]
毛泽东喜欢喝汤，几乎每顿饭菜中都有一小碗汤，各具特色风味：奶油汤、牛尾汤、红菜汤、鸡杂汤、腰子汤、葱头汤、红花鸡汤、饺子汤、红鱼汤、卜菜泥汤、巴粒米汤、什锦汤、鸡蓉鲍鱼汤、鸡汤蓉汤、意国面条汤、龙须菜汤等等。[15]
呜呼，红烧肉，想起来真是辛酸！有个笑话说，叫花子说他发了财，就买两大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在老百姓和乞丐的想象中，红烧肉、豆浆已经是了不得的佳肴了。
人相食、饿浮遍野的年代，毛泽东等中共大佬依旧酒池肉林、夜夜笙歌！不是选票选出来的领导人，不对民众负责，又怎能真切地感受民间的疾苦？！
饿死那么多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封锁消息、严禁民众逃荒。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厉制止农民进城，由交通部门严格检查，民政部门负责遣返"盲流"，公安机关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粮食部门不得向"盲流" 供应粮食；用人单位一律不得擅自招收工人和临时工。1959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还要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有了严厉管制"盲流"的尚方宝剑，中共各地大小官员有恃无恐，以饿死上百万人的河南信阳为例：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断粮停伙，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16]
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留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17]
河南省当时至少有二十五亿斤粮食库存，而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亿斤粮食库存。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即使在信阳，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当地的粮库里就存有粮食。信阳的饥民看着粮库里的粮食，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18]
瞧，饿得奄奄一息，出外乞讨都没门，黑洞洞的枪口和暗无天日的收容站等着你。粮食倒是有，但不是给屁民吃的！
大饥荒的真相深刻地揭示了中共的惨无人道，缺良心、自由、民主，啥都缺，就是不缺钱和粮：钱多得可以每年买几十万两黄金并大量无偿援外，粮食多得每年都在出口。
注释：
[1]《"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档案解密死亡原始数据3755万》，《争鸣》，2005.11。
[2]王洪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炎黄春秋》，2008.10。
[3]星星索《令人欲哭无泪的报导》，天益社区，2001.4.26。
[4]王洪起《"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1.1。
[5]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6。
[6][7]《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2。
[8]人民日报《中苏贸易会谈公报》，1961.4.9。
[9]周恩来《196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64.12.31。
[10]徐宝凤《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华夏》，1998.11。
[11][12][13][14][15]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毛泽东遗物事典》，红旗出版社，1996.11。
[16]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隧道》，sd9710c。
[17]杨继绳《墓碑》，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5。
[18]柴子文《专访：〈炎黄春秋〉副社长、大饥荒研究者杨继绳》，亚洲周刊（二十二卷 二十九期），2008.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