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这一点的一个重要线索，是哈佛大学的佛格森教授近年对世界发出的警告。2005年，也就是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许多国家的房价达到疯狂顶点的那一年，佛格森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会沉的全球化"在文章中，佛格森发出了一个极为不祥的预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化可能会和我们祖辈所经历的那次全球化一样遭遇崩溃。"
正如佛格森本人所料，这个世界并未对他的警告做出任何反应，而是会继续享受眼前的"非理性繁荣"，因为没有人能预知，沉船的那一天何时到来。2008年9月14日，这一天终于不期而至∶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这一轮全球化的高潮嘎然而止。
佛格森之所以能预见这一轮全球化难以为继，是因为他洞察到，这一轮全球化出现了与上一轮全球化极其相似的几个重要后果∶霸权国家的过度透支运行、大国对立及联盟的不稳定，反资本主义的恐怖组织兴起和出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当然，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佛格森也注意到，这一轮全球化与上一轮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上一轮全球化终结时，资本主义强国，特别是大英帝国是全球的债主，而这一次呢，一些穷国反而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债主，其中尤其是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主。
2007年，佛格森等人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一现象给出了解释。文章认为，2003至2007，全球资产市场出现了一次不寻常的繁荣，导致全球资产价格暴涨的真正原因，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是流动性过多和资产短缺，而是以中国为主的巨量廉价劳动力投入全球贸易，极大提高了全球资本的回报率，与此同时，中国的过度储蓄又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压低了美国和全球资本的成本。文章还特别强调，中国的过量储蓄，并不来自居民节衣缩食，而是来自中国低估汇率给大公司带来的暴利。
佛格森举出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比较容易理解∶低成本劳动供给大量增加，提高了资本回报率，难以理解的是第二个原因，那就是资本回报率上升，成本反而下降。文章指出，关键是中国大量的国内储蓄不追逐高收益投资，反而大量购买低收益的美国政府债券，直接压低了美国和世界的利率。文章指出，这种难以用逐利动机解释的资金流动，通常不会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因此，文章发明了一个新词 Chimerica来描述中美经济已形成一个联体怪物。用直白的话说，没有中国政府白白送钱给美国人，资本的价格不会那么低，资产价格的泡沫也不会那么大。
因此，真正令全世界难以理解的问题，是中国当局为什么要干把资源白白送人的傻事？而这个问题的答案背后潜藏着中国对美国乃至世界稳定的严重挑战。
中国投入世界贸易的劳动大军，主力是所谓的"农民工"。农民工是什么？是从集体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农奴。中国当局发现，把大量农民工提供给海外资本盘剥，获得一石双鸟的好处∶既回避了改革国有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困难，又增加了官僚资本的机会。正因如此，中国当局才不惜扭曲汇率，不惜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输出资本，维持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当局绝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策略加剧了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失衡，加速了这一轮全球化的崩溃。
失去出口制造业的大量就业机会，中国正在被迫进行重大调整，靠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全面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国即将被迫进行的变革，其深刻程度不亚于当年美国废奴，其规模则史无前例。问题是中国的当权者已经习惯了搭西方经济的便车，对中国的变革并无准备，更没有决心和领导能力。因此，奥巴马任期之内的中国，将充满变数，从社会动乱，政局突变，到极端主义上台，以至台海战云重新密布，都有可能发生。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由于多年来中国向美国大量输送资源，美国商界、政界和学界都有一批精英和中国的当权精英一样，从中国扭曲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他们是中国"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自觉和不自觉的受益者，这使得他们对中国的脆弱性一直缺乏足够的认识。面对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美国精英和中国当权精英的共同利益，就是尽量推迟中国危机的爆发。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对奥巴马专心应对其他挑战有利，但如果做不到，中国就有可能成为奥巴马面对的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