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自汉代始，华夏便自称"中国人"。此一自我称号，意味着"居于四方蛮夷环绕之中的文明人"。因此在自称中国人的华夏眼中，那些居住在边疆的非汉族是"异族"，他们就像是华夏心目中"我群"的边界。强调这些异族的"异类本质"，也是在强调在此"边缘"之内的华夏间的"同质性"。数千年来，华夏一直以描述这些非我族类的奇风异俗，以及从事并记录华夷间的战争，来维持并强化这个族群边界。
近代华夏边缘的再造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国族主义"、相关的"民族"（nation）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随着欧美列强的势力传入中国，并积极争夺中国及其周边"藩属"地区的资源。在忧心西方列强的扩张，并深恐"我族"在"物竞天择"下蹈黑种与红种人受人统治之后尘，中国知识分子结合"国族主义"概念、民主改革思想，极力呼吁"我族"应团结以自立自强。这个"我族"，特别是在革命派人士心目中，指的是"汉族"。在较能包容满族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心目中，我族则包含满、蒙等族。后来，在欧美列强积极营谋他们在西藏、蒙古、东北与西南边区利益的情况下，结合"中国人"（核心）与"四裔蛮夷"（边缘）而成"中华民族"的我群想像，逐渐成为晚清与民国初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族蓝图。
这个国族建构，主要赖于建立这个大民族的"共同祖源记忆"（民族史），以及因此建构新的"华夏边缘"（少数民族）来完成。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以及"边疆民族"调查研究，可说是这"华夏边缘"再造运动中最重要的一环。
由蛮夷成为少数民族：羌族的例子
由清末到民初，岷江上游地区"羌族"与"藏族"之间的分野，并不是一直都很明确，而是有一个由模糊而渐清晰的过程；这就是"民族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外人"－－如中国边政官员、西方学者与传教士、从事西方新学术研究之中国学者－－与不能算是外人的土著知识分子，带着新的"民族"与"文化"概念深入观察、理解土著。他们对土著的新理解，包括分类命名及其历史与文化，透过文献、口述等社会记忆媒介成为民族知识，而影响中国官方对岷江上游土著的识别与分类，也影响土著的自我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