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大清"是以"满清"自居的，满人说"满蒙回藏汉"就像今天大陆人说"56个民族"一样顺口，武昌首义成功，追求"博爱"的革命政权为了体现民族平等，在自己的教科书中用"清朝"取代了"满清"，那边的"中央电视台"落户台北后，看多了里面的"清宫戏"，没想到这"大清"竟也不知不觉生根开花，流之于笔端。
昨天，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聊天，喝着扯着，话题自然而然地聚集到那个大陆青年身上了。朋友突然问：应台，你说清政府为何不杀汪精卫？让我的思绪顿时飞向了旧时的星空。
旧时京都十景之一的"银锭西山"，如今已经变成高楼林立的庞然怪物。银锭桥是当年汪精卫埋炸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地方，汪精卫如果当时被清廷杀了，估计在后来的教科书里，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将与《与妻书》同为不朽。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汪精卫，没有被清庭杀害，有人说是缘于他与肃亲王善耆、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的父亲的狱中对话。这是有出处的，当年两人确实在狱中有过言语与思想碰撞，多年后，汪精卫还用"杰出的政治家"来比拟肃亲王。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就算肃亲王被那位28岁的青年打动，有意救他一命，能否说动摄政王载沣也是一个大疑问。有道是"时势造英雄"，真正救了汪精卫的，用今天的术语，应该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民意。
汪被抓后，连革命党人也以为必死，但当汪的"绝命诗"传出，特别是陈壁君自投监狱与汪精卫"同生死"的消息传出后，大清民间舆论陡然为之一变，呼吁释放汪精卫等"刺客"的声音甚至在北京也不绝于耳，并演变为对革命党人的同情与支持，时人形容为"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对这一切，清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大清统治者肯定还知道，杀掉汪精卫虽能增加民众的恐怖，但也必然增加民众对清政府的厌恶，在这个历史的"机遇期"，我们还是要感谢清政府作出了"刀下留人"的选择，至于汪精卫后来的所作所为，则另当别论。
我是个反对死刑的人，但我也知道这一极刑在长时间内，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还将"客观"存在。有时我只能强迫自己，退而求其次，转而希望每一个死刑的判决都要经得起民意的检验，这个民意检验，用中国人的惯常的一句话，就是必须在"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情况下才能作出。记得前不久，大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先生曾提出"判不判死刑的三条标准"，其中一条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想必也是此意。法律应该就是这样，只有得到民众的信任才能指望民众遵守它。
然而，这一天，在台海两岸民众的期待中，就这样滑落了。从此以后，凡是经历过这一历史的人，在他们的心底里，肯定知道：有一个算术符号从此有了姓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