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
1911 年初，那一场发生在东北的大鼠疫，是那个夹缝时代的产物，中西交汇的结果，并以一个不会说汉语的中国人为主角。
1910 年 12 月 30 日，在『中东铁路』哈尔滨站附近的一所旅馆里，持有英国护照的马来西亚归侨、年仅 32 岁的东三省鼠疫防治总医官「伍连德」起草着一份电报。
他字斟句酌、异常慎重，他在陈述着一个惊人的结论：蔓延两月有余、已造成千万人死亡的瘟疫，并非日本学者「北里柴三郎」所定义的典型性鼠疫（即腺鼠疫）；它不是通过跳蚤在人鼠之间传播，恰恰相反，它是“飞沫传染”、在人际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产物。他说，这种鼠疫是《肺鼠疫》。
这个论断异常耸人听闻！当时，按照典型性鼠疫也就是“腺鼠疫”的防治方法，沸沸扬扬的灭鼠运动已进行了一个多月。在【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 、【由就近巡警发给】的激励下，仅奉天一城即已灭鼠25，347 只，奉天全省更达到了 80，972 只。
与此同时，北京【每活鼠给铜元二枚，死鼠给铜元一枚】，天津不论死活，【每头给予铜子一枚】。这股风潮的蔓延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几千里外的汉口，官厅也颁布了【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的法令（《申报》，1911 年 2 月 6 日）
换而言之，倘若「伍连德」的结论成立，此前的防治工作不过是劳民伤财之举。更重要的是，满洲鼠疫牵连着紫禁城最敏感的神经。
俄国人盘踞在哈尔滨，日本人控制了小半个奉天省，中途改弦易辙的话，万一防治失败虎视眈眈的北极熊，和贪得无厌的日本人，会不会趁机要求接管东三省呢？
这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连中国话都不会讲的“假洋鬼子”，到底靠不靠得住？这场愈演愈烈、令人谈虎色变的灾难，会不会演变成纷争四起、动摇邦本的人祸呢？
然而，对自己的结论伍连德异常自信。这一天，在发给防疫大臣、外务部右丞「施肇基」的这份电文里，他洋洋洒洒地提出了九条防治意见。
他主张:立即停止捕鼠，而将防治重点改为隔离患者、封锁疫区、控制交通、禁绝行人。一句话，他主张“封城”，以切断任何人际间的流通。这份电报，让压力巨大的「施肇基」深感为难、坐立不安。
肺鼠疫
这份电报，后来被视为“人类防治鼠疫的转折点之一”；它并促使“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陈邦贤，《中国医学史》）。
那么，伍连德是怎样得出“飞沫传染”、从而大胆地进行“肺鼠疫”分类的结论呢？
传播源头提供了第一个佐证。1910 年 12 月 25 日，也就是伍连德抵达哈尔滨的次日，他立即拜访了哈尔滨最高官员、时任吉林省西北路兵备道道台的「于泗兴」。
这一天，以伍连德助手「林家瑞」为翻译，「于泗兴」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满洲鼠疫的病源不是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边境草甸、近年来被疯狂捕杀的一种叫“旱獭”的啮齿类小动物。
几年来，旱獭皮毛制品风靡欧美，被视为堪与貂皮媲美的服饰。1910 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 1907 年猛涨了 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从 70 万张增加到了 250 万张”（《20 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在暴利的驱动、官府视为利薮的推波助澜中，千万满洲流民以捕猎旱獭为生；一时之间，山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边境草甸的千年隔绝，就这样被打破了。更要命的是，在人类到来之前，染病旱獭总会被同类驱赶出巢穴，从此自生自灭。而本地有经验的猎人，也绝不会捕捉那些失明、失声、行动迟缓、症状鲜明的病獭，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灾祸。
然而，成千上万外地捕猎者蜂拥而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当年 10 月上旬，一名捕猎者走进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几天后，该处工棚【忽有七人之暴死】。
俄国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由分说，将该处工棚全部华工驱逐出境外，【并将棚屋、衣服行李等尽行烧毁】（《东三省疫事报告书》）。
10 月 19 日，其中的 2 名华工辗转来到满洲里，并于 6 天后在旅馆里相继暴毙。后来，当地官吏上奏说，【是为满洲里发现鼠疫疫症之起始】。
紧接着，与 2 名华工同院而居的店主、房客纷纷身亡。11 月 8 日，哈尔滨出现首例传染者；4 天以后，疫情蔓延到了长春。
此后 1 个多月，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呼兰府、海伦府、双城府、绥化府、阿城县、双阳县…六、七十个州县先后发现病例。
以哈尔滨华人聚居区傅家甸为例，起初每天死亡一、两人，进入 12 月份后，
日毙者七八人，继而十余人】。无一例外地，这些传染者的病势都异常凶猛，【先发烧，次咳嗽，继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
如果说，迥异于典型性鼠疫的传染源，以及极短暂的潜伏期、闻所未闻的可怕症象，已经让伍连德心生警惕的话，那么，它在跳蚤冬眠季节的肆虐爆发，它的沿铁路、大道、轮船航线不断扩散，乃至它在隆冬冻原、鼠迹罕至之地的渐渐蔓延，都让伍连德质疑起了传播途径。
是的，从两名华工走进满洲里开始，它始终经行在“交通要道”上；难道典型性鼠疫能够解释这一切？难道以跳蚤为媒介、疫病在人鼠间传染的理论，能够回答这些现象？更重要的是，发生在“傅家甸医院”的惨剧，佐证了疫病扩散另有途径！
傅家甸发现几名传染者后，医生们束手无策，【应对的手段不过放血和针灸】。然而，众多患者纷纷暴毙后，参与救治的几名医生也先后死去。
在满城哗然中，地方官厅只得将新增传染者，安置在一处公共澡堂内，【除将病人隔离，规定死亡后酌给埋葬费外，并无具体防治办法】。伍连德由此追问：在几处医院挖地三尺、老鼠跳蚤踪影全无的情况下，这些医生因何染病呢？真正的传染途径到底是什么呢？
伍连德断定，这绝非典型性鼠疫！12 月 27 日，在傅家甸的一处平房，他解剖了一名日裔死者的遗体。
在抽取两管血液、割取心、肺、肝、脾等部做成标本切片后，在显微镜里，他清楚地看到了切片上的鼠疫杆菌；而三天以后，以死者血液为培养基，鼠疫杆菌团蠕蠕而动。伍连德得出了结论：它的确是鼠疫，但却是另一种鼠疫！
这一天，也就是 1911 年新年元旦的前夜，伍连德明确提出，这是《肺鼠疫》。
在致电施肇基，建议封锁疫区、隔离交通之余，他拜访了各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呼吁群起防治。然而，除美国领事「罗杰.格林」外，几乎没有人肯听他把话说完。他们不仅质疑这个年轻医生的奇谈怪论，他们更无法相信这个老大帝国的防治能力。而在各国领事之后，学界的异议声也出现了。
梅尼斯之死
几乎是疫情刚刚发作，日本细菌学家 ─ 《肺鼠疫》理论创始人之一「北里柴三郎」，立即派出一名学生前来哈尔滨调查疫情。
与此同时，他亲自坐镇奉天，组织一大群学者、学生进行三万只老鼠的解剖。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堆积如山的鼠尸中，他们没有发现一例鼠疫杆菌的携带体。
北里柴三郎的毫无所获，原本是伍连德论断的有力佐证。然而，鼠疫可以在人际间“飞沫传染”、防治鼠疫的办法是“封锁疫区”而不是捕鼠，以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居然要推翻学界的公认理论…这一切到底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以北里柴三郎的那名学生为例，任凭伍连德如何游说，他始终坚持认为，在从老鼠身上找出杆菌之前，断言这是一场鼠疫未免为时过早。
日本人之后，则是俄国人。12 月 31 日，伍连德拜访了哈尔滨铁路医院院长、鼠疫疫苗研制者
「哈夫肯」医生的侄子「小哈夫肯」。这个热情、略显大大咧咧的中年人没有那么固执，他同意眼下爆发的是一场鼠疫；但对于“肺鼠疫”的说法，他同样不能接受。
他说，正确的防治办法，还是“灭鼠结合药物治疗”！
最让伍连德胆战心惊的却是，这所医院已经收治了八名重症患者，但它居然没有设立缓冲区、隔离区，乃至医生护士出入病房时，也没有戴口罩！
他悲哀地意识到，不仅三方协作防疫困难重重，在这个聚居着 2 万余名中国人、4 万余名俄国人，以及千余名日本侨民的国际性城市，华界傅家甸，还随时面临着俄界与日本侨民区的传染压力。
更要命的异议，则来自法国医生、时任北洋医学院首席教授的「梅尼斯」。与北里柴三郎、小哈夫肯等人不同，梅尼斯身为中方雇员，且有两年前防治“唐山鼠疫”的经验，他深得朝廷的信赖。
1 月 2 日，当他受施肇基的派遣、从天津匆忙赶赴哈尔滨时，几乎刚刚坐下来，他就和伍连德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在梅尼斯看来，所谓“飞沫传染”，是不折不扣的荒诞不经之说，伍连德此举，不过是为了一己风头而草菅人命。在一顿近乎咆哮的训斥后，梅尼斯当众扬言，他将要求施肇基，撤换伍连德的总医官职务，而以自己来替代他。
他果真这么做了！当天午后，他发了一封长电给施肇基；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北京外交使团向朝廷施加压力，以实现人事的顺利更替。在这些咄咄逼人的手笔面前，伍连德被逼无奈，只好向施肇基请辞总医官职务；但在电文的末尾，他依旧坚持这是一场肺鼠疫，除封锁疫区外别无他法！
整整 38 个小时以后，北京的回电终于来了。伍连德又喜又悲：在施肇基的斡旋下，紫禁城一反颟顸之态，决定召回梅尼斯，而由他继续担纲三省防疫。
然而，也是这一天多时间，哈尔滨疫情已急转直下，日死亡人数由 10 余人暴增到了 50 余人，鼠疫进入爆发期了！
1 月 6 日，哈尔滨死亡人数突破百人；次日，暴毙在傅家甸贫民窟的传染者达到 120 余名；又一夜，先后死去的患者逼近了 150 人大关…。
或许，“福之祸所倚”，正是这场洪水猛兽般的灾难最恰当的注脚之一？正当伍连德山穷水尽之际，是梅尼斯以一种异常悲怆的方式改变了这一切...。
收到北京回电后，梅尼斯怒火中烧；他拒绝返回天津，他并前往哈尔滨铁路医院，决定和小哈夫肯合作抗疫。这一天，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他先后诊断了 4 名传染者。
1 月 8 日，在俄国大饭店，梅尼斯头疼、发烧、彻夜不眠。当伍连德赶到医院，看望这位固执而正直、与他私交不错的法国医生时，他已陷入了半昏迷状态，不仅咳中带血，并且在细菌检查中发现了鼠疫杆菌。
3 天后，1 月 11 日，在弥留之际，梅尼斯向伍连德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梅尼斯之死，后来被认为是满洲鼠疫的转折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