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大危机，都会带来对当时主流理论与既有体制的检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协议的经济安排极不合理，导致了上世纪三○年代的经济大恐慌与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主流经济学者为了维护其所坚信的自由市场的优越性，竟然将极高的三成失业率归因于失业者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市场失灵！凯因斯即时提出了新理论，指出投资行为的非理性及自由放任之不可恃，以及国家干预经济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二战后欧美体制结合凯因斯的总体经济管理理论，与中间偏左的社会政策，建立了着重福利的社会民主体制，也带来了战后初期廿多年先进资本主义的发展黄金时代。
不过，到了七○年代，这体制的发展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遇到瓶颈。要如何脱出困境引发了左右派激烈的理论争议，不过，最终右派取得全面胜利。在政治上英国柴契尔与美国雷根上台，新保守主义取得政治主导权，在经济思潮上赞成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取得全面性主导地位。
因此，从上世纪八○年代开始，美国经由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在全球落后地区推动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私有化、财政紧缩"政策。并进一步在九○年代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是要落后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是对先进国的金融服务产业开放。因此，近年来所谓的全球化，其实是这种特定形式的全球化。
与此同时，从八○年代开始，在自由放任思潮下"去管制化"蔚为趋势。美国金融产业卸除束缚后开始急速扩张，如索罗斯所言，启动了这一波持续卅多年的金融大泡沫。在这过程中，美国金融业被描述成一个充满创新的尖端产业，一波波"创新的"、"避险的"衍生产品不断出炉，据称可以不断提升效率促进成长，而这光鲜高报酬的行业也吸引了最优秀的人才。
金融产业因此成为美国最重要最先进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而美国政府也不吝于运用政治力量，包括单边压力及世贸组织规范，全力为它开道，逼使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因此金融全球化的速度是指数成长，譬如，全球商品贸易占ＧＤＰ比率在一九七五年约一成，至世纪末仍不到两成，而美国证债券跨国交易量占ＧＤＰ之比率，则从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四升为一九九八年的百分之二三○。
与此平行的政治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美国全球霸权地位达到高峰，一方面则是其政府治理能力的走下坡。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独强其权力缺乏制衡，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常为所欲为，同时国内治理能力大幅下滑，在此次金融危机已清楚显现。
一九九七年东亚金融危机时，各方就已呼吁需要有新的全球性组织，来监督金融全球化的系统性风险，但西方政经领袖并无人承担起此责任。再譬如，此次点燃危机的是美国次贷风波，次贷就是贷款给应该是还不起贷款的穷人，金融业者与其监督者竟然认为把次贷证券化就可以取消风险，自欺欺人不说，更是监督者严重失职，这恐也显示至今美国政商界的生态。危机发生后美方处理能力也处处显示其不足，还需追随英国率先国有化银行的领导。
在经济理论方面，虽然此时此刻西方又回去依赖凯因斯理论及其管理总体经济的技能，但其实从七○年代至今，向右走的经济学正经过一个"去凯因斯"的过程，凯因斯建立的总体经济学现已抛弃凯因斯，绕个圈子又回到自由放任的原点。因为大恐慌，凯因斯迫使经济学者承认市场失灵。经济学界藉由资本主义的荣景抛弃凯因斯，迎回自由放任。现在历史又将再次重复，大危机又将来整顿经济学。
危机也是转机。过去卅年来主导全球的美国自由放任模式，并不是美国成为超强的原因，但却因其超强地位迫使全球追随这模式。此次危机显现了美国领导地位的动摇，显示这正是个好时机，来全面检讨这个模式。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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