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之称的由来，是大臣成功拍马与嬴政气宇盖世的杰作。《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
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
"皇帝"的来龙如此，"万岁"的去脉则还要早一些。战国时冯谖为信陵君贾义烧债券，民呼万岁；蔺相如奉和氏璧入秦，左右皆呼万岁。发展到后来，"万岁"自然成为皇帝的专用词。
嬴政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就是"皇帝万岁"的具体化。中国历史上二百多位皇帝，没有那一家皇帝真能万岁而传之无穷，但这些人类的精英还是乐此不疲往复无穷地让臣民喊叫着"万岁"。敝乡江心寺的和尚是得道高僧，佛法高妙，寺钟上镌刻了"皇帝万岁"四字，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国主如何更换，"皇帝万岁"永远不错，永远要喊。这四字，赛如"阿弥陀佛"永放光芒，永保无虞。
毛泽东许多方面是千古一人，但在"皇帝万岁"的问题上则不时会出现智障。先来捋清事实。名作家丁玲回忆毛泽东早在延安时代就有万岁梦。
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都有了。既然是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个我可不敢！要是贺子珍大姐知道了，她准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杨桂欣：《"我丁玲就是丁玲"》，载《炎黄春秋》 1993年11期）
这是丁玲略微撒娇风骚的自诩，或许有作家浪漫的成分，不能全然作真，那么以下所述，则是载于史籍，无可怀疑的了。
1943年，延安整风会议上，彭真第一个喊出了"毛泽东万岁！"毛泽东窃喜心头，默认了。
1950年"5．1"劳动节的口号稿中，毛泽东自己加上了一条"毛主席万岁"，正式发布时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是朱德秘书1981年参加一次会议时所讲，他至今保存着当时的会议简报。
1958年成都会议上，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这样的口号，"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胡乔木后来回忆，"这是成都会议上正式提的口号，当时就没人敢反对，提出者后来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1966年，林彪第一个喊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从此，四个伟大万岁风靡华夏大地、响彻神州上空、颠倒芸芸众生。
与历代封建王朝有别的是，在新的自我标榜为唯物主义的时代，佞臣和皇帝自己完成了唯心的极致。"毛主席万岁！"遂成为一种标志，一种象征、一种迷信。文化革命中风靡全中国的"红海洋"血淋淋的景色就是见证。一位孕妇，不小心打碎了毛主席的石膏像，把碎片藏在床底下，抄家时被翻出来，被毒打后流产，不久就死了。一位小青年，喊口号时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喊颠倒了，被关了七年。这两桩是笔者亲历的事。这样的例子在文化革命中遍布大陆、数不胜数，惊人的荒唐惨酷。以至于在中国不但绝对不能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连不喊或喊得少了也是罪过。"文革"初期，农垦部部长王震揭批副部长陈漫远罪过之一就是陈开会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万岁！"，而自己则是经常喊这一口号；以至于能喊"毛主席万岁！"是一种荣耀恩宠、政治身份的标志，不准反革命分子临死前喊"毛主席万岁！"笔者从劳改队回学校后，去向领导要每个人都有一份的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被告之：你是劳改犯，没资格。
毛泽东青年时代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老年时经常对身边人孟锦云、张玉凤唠叨："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可见他很明白人不能万岁。
毛泽东自己一生喊过三个人万岁。第一个是陈独秀，他早年写过："我祝陈君万岁！"；第二个是蒋介石，在重庆谈判的许多集会上，他频频举手高喊"蒋委员长万岁！"；第三个是人民，他回报臣民山呼的礼物就是经典式的动作，举手向前一挥再一搂回来，同时喊出了"人民万岁！"这个时候，毛泽东很唯物。崇拜陈独秀时，万岁是心仪的宣泄；敷衍蒋介石时是一种高明的演技；人民是刍狗，是一堆肉，需要哄哄罢了。
毛泽东绝不允许喊别人万岁。他自己明确的语言是在文革中传达到家喻户晓的：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新提拔起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为毛泽东作诠释："大权旁落！"、"卧榻之测，岂容旁人酣睡！"──当然这是指刘少奇。
刘少奇与周恩来相比，毕竟于帝王心术的理解尚浅。1959年刘少奇登基作国家主席，人民日报套红将毛泽东、刘少奇的标准像并立，大小、色彩、位置没有任何区别。此后，刘少奇携老婆王光美出国访问，出尽风头；让老婆挂帅"四清"运动，自己以国家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坐镇助阵；刘少奇家乡湖南湘潭花明楼出现"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的标语。这两条标语，两个主席都看见了。刘少奇对这一切泰然处之、心安理得。
周恩来则不同。据给周恩来当过翻译的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在《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1952年5月1日，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问齐锡玉："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 齐锡玉心里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于是耐心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却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而这部新闻片最后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却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像征！"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毛泽东对此绝无二话！周恩来深昧其中真意，刘少奇则有点得意忘形了，以致乐极生悲，惨遭杀身之祸。
中国人也真贱！毛泽东都明说了：打核大战不怕，中国有六亿人，死了一半，还有三亿。又说："八亿人，不斗行吗？"中国人还就是视毛泽东为神，心甘情愿匍匐在地，任其蹂躏宰割犹山呼万岁，"吾皇圣明，臣罪当诛。"这里有盲目、畏惧，潜意识中也有人性丑陋的侥幸心理：那死的一半一定不是我，不是我家人；正同凡人参与赌博，明知十赌九输，还总是冀其那一赢的心态是一致的。
德国一智者说：希特勒纳粹为祸全欧洲、全世界，为害日尔曼民族，德国人民也有责任，他们姑息、纵容、鼓励了希特勒。
毛泽东的为祸全中国全民族全社会，周恩来、刘少奇们以及知识人、芸芸众生都有份、都参与了。这也正是文化、民族性与制度综合的罪孽。
当胡风被打成反革命时，知识份子绝大多数是看客、帮闲、帮凶。
当把明知绝无可能联盟的章伯钧、罗隆基扯在一起，敲响了50万右派的丧钟时，他已是明目张胆地指鹿为马、欺世盗名了──谅你们只有乖乖接受。
当发动文化革命，把以前的忠实爪牙、打手、伙伴周扬、刘少奇、林彪置于死地时，他已可为所欲为，置人命、天下万物甚至传统、良知、普世的道义价值于股掌了。
所有的知识人与芸芸终生都违心更多的是真心地鞭笞自己的灵魂，高喊万岁，匍匐在他的脚下。全中国生活在谎言和恐惧之中。
中国当下这种全体沉沦堕落的状况，制度、文化是罪魁，当政者是祸首，芸芸众生尤其是知识人也难辞其咎。他们逆来顺受、好死不如赖活，甚或帮闲、帮凶......容让和鼓励了当政者的肆无忌惮，构成并促进了这种泥潭酱缸文化的确立与成熟。
长江巫峡的文峰山巅有一条"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其大无朋，占了半座山，每个字长宽各十丈，每笔宽一丈，每个字占地1,000平方米，5字和一个感叹号相连，外加字间距，超过了6,000平方米。每一个字，都比两个篮球场加起来还大出了160平方米，整幅标语约等于15个篮球场。" 这大约是迄今为止人类制作的最大标语！
这条标语是当局驱使一百多名右派份子制作的。这些右派份子，在"光荣任务，表现好可以摘帽"的诱惑下，人人争先苦干。当时，他们每日的粮食定量是半斤（250克），每日起早摸黑，上山悬空吊着铲地、刻字、背浆、泼浆，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付出了五条生命的代价，完成了这"旷世杰作。"这是发生在 1961年的事，并非疯狂的文革时期。
无独有偶，香港回归前，有一块"台湾飞地"调景岭。每当"双十节"，港岛到处飘扬着英国"米字旗"，只有在九龙海岸木屋社区的调景岭上，"青天白日旗"挂得漫山遍岭，成为一个奇观。笔者1993年到香港，经友人提点，游览了调景岭，不是节日，也见满山满谷的"青天白日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山的半山腰上，有五个巨大的白字："蒋中正万岁！"这五个字在青天白日彩旗的点缀下，特别醒目，特别耀眼。原来，居住在这儿的是1949年溃败后逃难到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家属，共万余人，其中有不少将官校官。港英当局让他们避难，在这儿自生自灭。他们在这儿自力更生，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调景岭成了香港一个特殊的社区。他们认中华文化是祖，视蒋介石为宗。"蒋中正万岁！"五个大字想是在他们生活稳定了后的六、七○年代写的，不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和那么多的功夫。
大陆巫峡上的"毛主席万岁！"和香港调景岭上的"蒋中正万岁！"正是皇帝文化的继承、发扬和光大，是中华文化的殊途同归。国民党、共产党在制度上稍有不同，在文化上则一脉相承；蒋介石，毛泽东同是一世枭雄，毛泽东在心狠手辣残忍歹毒诡诈无耻上更胜一筹；大陆顺民的求活求生求赦求安和调景岭上遗老遗少的认宗认祖念乡念家在人性上是一致的。这大约就是两大你死我活的阵营中出现了同一模式山呼万岁的根本所在。制度、文化与人性三者就是如此交错虬结，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制约锁定我，我攀援牵扯你。不改变这个制度，不驱除这种文化，皇帝万岁就会继续，以至"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台湾制度彻底变了，文化也在渐变，"皇帝万岁"是再也无力还魂了。李登辉、陈水扁或以后的无论谁，都会在民众的绝对监督之下，绝无可能搞独裁了。
大陆则不一样，毛泽东死了，后继者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顺者生，逆者亡，还是皇帝文化。这皇帝文化不过改头换面、梳妆打扮的更时髦更适应当今的潮流而已。
" 四个坚持"、"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的新汤，煮的还是一党专政的老药，只是药引多变，药性更加不可捉摸，时和时猛、或热或凉、突燥突湿，病入膏肓者，如何能受得了！文化上因信仰崩塌无所适用而酱缸兜底，沉渣泛起，影响所及，遍布全国全民，无论男女老少，无论高低贵贱，无不如遭天谴。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兽的一面在合适的土壤中酝酿发酵发作，暴露的淋漓尽致、登峰造极。
其中最深远最持久的是毛泽东那些似是而非、似美而丑、似善而恶、似真而假的大杂烩思想文化在民众中流传、蔓延、浸润、渗透。
河南省的南街村、江苏省的华西村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笔者得友人赠送了一厚本书《南街社会》，这是她亲住南街村研究南街村六年的结晶。拜读之下，感慨复杂。网上查到两篇文章（"华西村、南街村的逻辑难题"署名"浙商制造"。"南街村概况"作者佚），对南街村做了高度的浓缩，所叙与友人之书基本一致，兹综合摘引如下：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颖县城南隅，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东临京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848户，3,180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
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了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南街村依靠当地粮食资源，围绕农业办工业，围绕龙头企业上配套项目，大搞粮食深加工，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实现了层层增值和良性循环，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组建了国家大型一档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1991年率先摘取河南省"亿元村"桂冠，而后年产值突破16亿元。
南街从1996年起，斥资数千万元，建起了20多栋高档次的高层公寓式住宅楼。如今全村800多户村民和全体教职工都已迁入新居。每户是三室一厅，92平方米（使用面积），内有公家配给的高级床、沙发、衣柜、桌椅书架、工艺品架，还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液化气灶、中央空调（双制：制冷、制热）、24小时供应热温泉水......有人形容，"户户都是厅局级标准（面积）、省部级装备（中央空调等）"。关键是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平等的。
南街人的生活消费品大部份是集体供给的，油、盐、酱、醋、酒，鸡、鸭、鱼、肉、蛋，样样齐全。粮食每人每月40斤，月月有余，可以存在集体。家用电器、水、电、粮油等由村里统一配给，孩子入托、上学等教育费用也完全由村里负担，在外地上大学的学生学杂费、住宿费，包括每月的300 元生活费等全部由村中负担。村民的文化娱乐、医疗、保险、统筹提留等费用也由村里承担。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村民无一家安装防盗门窗。
......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可以支持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企业可以办社会办文化；政企合一却效率很高："消灭个人"的集体产权模式却能激发个人积极性。中国农民、中国企业的创造，跟国际惯例、市场规律完全不同，也许这些成功个案没有推广价值，但这些经历了时间和实践考验的企业家标本，可以解剖出极有价值的信息──为什么这些"不符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能够成功，在中国，到底什么样的企业"身分"最合国情，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它们首先要服什么水土？
......南街村和华西村都是政企合一体制，核心人物同时担任村党委和企业集团一把手。南街村民喊他们的领头人王宏斌为"班长"；华西村百姓则称呼其当家人吴仁宝为"老书记"。
身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的王宏斌头上，还有一个中共临颖县委副书记的荣衔。王宏斌还是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51"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共14大、15大代表。
而1928年出生的吴仁宝具有传奇色彩，吴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长达40年之久，在华西村享有绝对权威。美国出版的《重新发现中国》一书中称："华西村是中国的新加坡，吴仁宝是华西的李光耀。"
......
南街村早在20世纪五、六○年代就是中原大地"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华西村也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在南街村村委会大院对面的楼顶墙壁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配，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
毛泽东在南街村仍然是"神"。1984年他们掀起了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南街的举措中有一条是家家备有毛泽东选集，人人手中发送" 老五篇"，新招职工的条件之一是要会背"老三篇"。南街村的举措中还有一种"斗私会"，南街村党委的核心人物"班长"王宏斌、"副班长"郭全忠都曾带头在大会上做过触及灵魂的"斗私"，在全村引起震动。
......
华西村教育村民的方法也不是南街村的政治手段，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村子里建桃园三结义雕像、24孝亭的时候，有人批评吴仁宝是旧思想。吴仁宝的本意是让大家要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华西村有一个规定，凡老人家满100岁，村里按子孙人数每人10,000元人民币奖励老人。2001年就有一个老人家得了37万元。
在南街集体企业的管理上，坚持"集体承包"，不搞个人承包制。
这种承包制之所以有效率，关键是与"政治挂帅"的制度环境匹配。因为个人的生产、生活资料都掌握在"集体"手里，各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在精神、动机上对村集体效忠。否则，其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会受到影响。
......
对于这两个中华名村的前景，两位当家人都心中有数。一位外地来的官员问王宏斌，若是哪天你突然出车祸"死"了，你推断南街村的道路还能不能走下去？对这个问题，王宏斌没有正面回答。
华西作为中国首富村，其经验有没有推广意义？作为中国小康村研究会会长，吴仁宝的观点是，首富村、小康村的主要价值，在于大家明白农村为什么穷？怎样富？而不是机械地推广克隆。
华西村、南街村能否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新版本。实际上有一个很简单的鉴别方法，那就是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功能否延续两代以上，否则，还是一种"能人经济"，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人特有的人际结合方式，只在特定环境下有效。
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畸形环境催生的一个怪胎，它的指导思想表面上是大杂烩、四不像，其实是毛泽东思想阴魂不散的回光返照。
中国两千年封建文化的底基，是一块繁殖衍生怪胎的好土壤。毛泽东的皇帝文化披上了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大同理想外衣，将是非、真假、善恶、美丑的界限模糊到极限，50余年的谎言、理想教育，灌输培训造就了一批忠诚的追随者。南街村的出现正是这种极限和追随的结果。它的影响较之任何贪贿堕落可能都更深远。眼前的得益会使几乎所有的人忘记了或看不到日后的可能是灾难性的嬗变，正如中共建政初期的廉明蒙蔽了几乎所有的国人，使他们对接踵而来的镇压、整肃、饥饿、屠杀毫无准备，除了逆来顺受忍辱吞声引颈受戮外，别无他法。
中国大陆"毛主席万岁！"虽然不见再喊了，但制度不变，皇帝文化就仍在继续，无论如何改头换面，万变难离其宗。明天只会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