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共国新办"）发表了所谓"《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笔者作为第一次提出"西藏完全可以设立为‘文化特别行政区'"（大家参阅发表于《新世纪网》2004.9.2 03:02；http://www.ncn.org拙作"西藏文化及其现状"）的角度，抱着极大的希望此白皮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于2000年6月"中共国新办"颁布的所谓"《西藏文化发展》白皮书"重述了一遍。也许，这与纳粹主义的思路有关，即"一个谎言说了一百遍并能成为真理"。因此，笔者也不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再次评析，重述一遍拙作"西藏文化及其现状"中的部分内容就足足有余了。
一丶藏语文步入装饰化的处境
人们所熟悉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明文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又第12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1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3〕还所谓西藏自治区先后1987年和1988年颁布的《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和其它各藏区自治州的《自治条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同时，西藏拉萨为主的部分城镇内行人能够看到"机关丶厂矿丶学校丶车站丶机场丶商店丶宾馆丶影剧院丶体育馆等的门牌以及公章丶证件丶表格丶信笺丶稿纸丶标示丶标牌和街道名称丶交通路标均使用藏中两种语文。"〔4〕藏语文作为藏学或西藏文明传承，发扬和发展的载体，这些显像是否属于"维护和保障藏人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权利"的范畴？比如笔者曾经工作过的青海省为例，各县各州（不包括海东地区）设有藏语办公室，每个办公室不超过7丶8个人手，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以上门牌和名称从中文翻译成藏文以及装饰，必须传达到农牧基层不可的文件翻译等。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其它地区的藏语状况也就八九不离开十。
从"维护和保障藏人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权利"角度看，这不是"学习"或"使用"和"发展"，为了应付某种压力而采取的1种"装饰化"的表演。如同1993年江泽民在视察所谓青海省海南州的时候，"青海糊"边时任海南州委书记东朱嘉一起穿藏袍照相一样，只能说江先生把当时藏人给了点面子。谁都知道，"给面子"不是学习，也非使用或发展，只不过是1种修饰或装饰藏丶中关系的假象。其目的在于往外表演"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游戏。
按理说没有必要各地设立藏语办公室，因为，既然藏人必懂"双语"（即藏语和中文）不可的前提下，西藏各地工作的中国人应当懂得"双语"，才能说得上已进入了"学习"或"使用"当地民族语言的层面，不过"发展"还要看如此使用的情况。当然，笔者不反对"双语"或"多语"，但必须要1个同等的地位或使用的空间。现在西藏各地除了藏医院开单子和部分法院应用双语下发起诉与判决书外，那个在藏的医院在使用"双语"？那个在藏的国营银行或企实业单位和商业丶税务丶兽医，行政单位在使用"双语"？那个在藏的单位每年一度的总结大会上使用"双语"开会？"双语政策"只落实到藏人社会不落实到在藏中国人社会的情况下，藏语在西藏本地能够发展或延续多长呢？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藏语（翻译出来的课本）的前途或社会上能够做些什幺？
诚然，从50年代开始，办起《西藏日报》和《青海藏文报》，尤其是最近几年陆续出台了 ,"西藏卫视"（全天）和"青海卫视"（两个小时）等藏语频道，还有一些藏文杂志和小报。这里不谈论宣传等手段意义上的需要和战术，只看看西藏各地的文盲情况就知道装饰层面上的内涵。如，所谓玉树藏族自治州丶果络藏族自治州丶黄南藏族自治州丶甘南藏族自治州丶阿巴藏族自治州丶甘孜藏族自治州丶德钦藏族自治州等7个自治州内"于1992年适龄儿童达1,030,511，其中失学者达680,000，占全部（7个州）儿童的67%，占上小学的340,000儿童的33%。"〔5〕当时轮转到2000年，所谓西藏自治区官方文件显示"全区文盲达32.5%"〔6〕，实际文盲率官方文件中都不下于42%左右，以下有专论而在此不在赘述。如此高文盲率的地区，怎幺阅读或享受以上杂志，报纸和频道呢？难道这也是"维护和保障藏人学习，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吗？假如现在藏文信息化走向世界又有西藏各地文盲有何意义和帮助？
二丶进入流逝和篡改中的文化遗产
西藏而言，正如"每个寺院丶宫殿丶官府和家庭拥有文物的多少丶文物的珍贵程度是衡量该寺院，家庭富有程度的标准之一"〔7〕，西藏文物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古文化遗址"（指从远古至噶丹颇章），"古墓群"（指从远古至噶丹颇章），"岩画，石窝和石碑"（指从远古至噶丹颇章），"石刻文化"（指从远古至噶丹颇章）和"陶器文物"（指从远古至噶丹颇章），如此丰富的文物布满西藏各地的前提下，怎幺能说旧西藏的文物保护几乎是空白呢？
其实，"公元1956至1959年间的民主改革和四反运动（反叛乱丶反违法丶反特权丶反剥削）中，部分文物被毁。公元1966至1976年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藏区95%以上的寺院丶印经院丶宫殿和其它古迹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文物，是当时有心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密藏下来的幸存物。就连国家下令列入保护的文物古迹也遭到局部破坏。......自1959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至今（指2001年8月──笔者注），藏族许多珍贵文物流向国外。"〔8〕
西藏典籍也可以包括为伏藏文献（苯教和佛教），历史文献（主要指敦煌吐蕃历史和手抄历史），群雄各据时期以后的文献（历史传记丶史书丶佛教史丶文集丶'甘珠尔'即佛陀语，'丹珠尔；即佛陀语的注释，），辞书文献（吐蕃统一时期的《翻译名义大全》和《声明要领二卷》，当时不仅属于世界领先的辞书，现在同样有一点的参考价值和可读性。还帕主贡玛时期直至以后撰写的辞书。）丶石刻文献丶口传文献等等。
同样公元1956至1959年间的民主改革和四反运动，公元1959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旧文化丶旧思想丶旧风俗丶旧制度），公元1966至1976年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受到了95%以上的典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比如，几乎西北丶西南地区的所有鞋掌应用经书制造的，还应用石刻文献铺路以及垫铺墙根。最明显的一例是现在从所谓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至乌兰县之间的公路上可以辨析应用石刻文献（经文）铺路的现实。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当局采取了抢救文物和典籍的措施，但是，抢救率不足破坏率的一半。除了个别宫殿或寺院（如布达拉宫和其它几个寺庙）外，为抢救文物和典籍而投入的人力财力方面，老百姓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地方当局。在笔者家乡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所谓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所有寺院已经趋于毁灭，除个别寺院地方当局90年代拉过电以外，全部当地老百姓出钱修建起来的。如有兴趣的读者，就请参考曾瓣禅仁波切撰写，并且，提交毛泽东的《七万言上书》，让你可以耳目一新。
至于考古挖掘方面，最近几年取得了一些进展，又进展中掺杂的水份相当严重。如阿里地区发现的岩画文字（内容为医学）为代表的远古文物推断的年代有很大的出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学家单方面推断为至少4千多年的假设。为什幺西藏出土的重要文物不能与外国专家一起推断年代？手掌是否曾堵住过阳光？另外，连中文旧史所记载的"钦差大臣"明目张胆地更改为"住藏大臣"或"办事大臣"的前提下，谁敢说所整理出来的有限的藏文典籍或其它典籍中没有掺入水份？藏人或忠于事实的有识之士而言，这样抢救出来的典籍有何价值？
三丶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自由只得到口头尊重和保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又第36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9〕。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当局不顾以上规定，又分为什幺'正常宗教活动'和'不正常宗教活动'两大类型。
与此同时，传统节日中又分为被禁止的一类和公开活动的一类。既然"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和"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那幺，怎幺能够地方当局受制种种限制呢？西藏文化不反对"改革"或"变化"，如同其核心的"生死轮回"理论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坚决反对任何有目的的强行"改革"或瓦解信仰体系和风俗习惯的渐进式利诱引导下产生的"变化"。因为，那个根本谈不上藏人集体自愿或者随着自动改变而产生的结果，又不符合内在自然规律。
有的人认为人可以改变自然，其实人改变的外在自然而非内在意义上的自然规律。比如，生老病死，阴阳交错等无法彻底改变的铁规律。至于所谓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以及僧尼46,000多人而言，的确是个较大的数字，这个是否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当局对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据媒体透露："西藏自治区的共产党员人数多达120,000"〔10〕，可想而知各个单位或场所分布于从区到村以下，如果按每20人1个场所计算，全区共产党员的单位和活动场所也不下于6,050多座。从这个层面去思考，就不难看出党员和单位或活动场所之数基本上3倍地大于僧尼和寺庙之数，这个事实足够地戳穿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佳话。其它所谓自治州丶自治县和民族乡之类的处境也就不难略知一二。
如西藏历史上的转世灵童之最噶玛巴（中文称大宝法王）和从5世达赖喇嘛执政以来分布西藏各地政教并用的6大寺院之一青海塔尔寺堪布兼寺主阿嘉仁波切选择流亡事件更加清晰地人们的眼前展示了只有口头而无实质意义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画面。另外，目前还未能名誉校长（即瓣禅喇嘛，系笔者母校的名誉校长）转世灵童和恰扎仁波切（扎什伦布寺民管会主任兼寻访10世瓣禅转世灵童小组组长）脱逃软禁的命运，从1987年开始被勒令停止的每年1度的拉萨传昭大法会等事件公开而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严重事例。尤其是今年三月以来的西藏危机中失踪的僧人，俗人以及藏人所遭受的灾难，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再好不过的活例。笔者看来，如此残酷的现实清楚地摆到人们面前的今天，只看外在的摆设而不瞧内部运行的观光或考察，就显得属于多此一举的范畴了。
四丶现代科学教育和新闻事业全面陷入党权文化统治的岁月
所谓《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称，"旧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的学校......文盲占95%。"〔15〕可西藏境内学者不这么认为，如"13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印度避难期间，亲眼看到国外先进科学文化技术，以及近代的机器丶建筑丶学校等，于是，他提出在藏区开展近代工业丶科技和教育的新思路，以图自强，有力抵御外侮。1912年，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提出扩编军队，兴办工厂，兴办学校，开设邮电丶银行丶矿业，试种茶树和改革税制等新政措施,并下令西藏各宗都要创办小学，规定凡藏民子弟不分出身贵贱，只要愿意学习的都可以进校学习，学校一切开支由政府承担。与此同时，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在藏族青年中挑选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派往英国丶印度等国去留学。"〔16〕虽然有快慢，但这段历史有力地证明西藏也同其它东方国家一样进入了所谓近代意义的道路。相反，"全区总人口为261.63。在全区人口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3.30万人，占1.3%；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8.88万人，占3.4%；接受初中教育的16.05万人，占6.1%；接受小学教育的80.10万人，占30.6%；......文盲人口为85.07万人，占32.5%......1990～2000年间新增人口为42.03万人，占19.1%。"〔17〕懂一点加减法的人都知道，以上这些数字能够列出这样的程序：
261.63（总人口）
－（3.30+8.88+16.05+80.10）（大学至小学）
－85.07（纯文盲）
－42.03（10年新增人数）
＝26.20万人（系无划分人口，是属文盲），
并且，约占总人口的10%。如此，中共地方当局文件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所谓西藏自治区的文盲为32.5%＋10%＝42.5%。这仅仅是地方当局文件所显示出来的百分比。实际文盲率还永远高于这个百分比，因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60届会议上Katarina Tomasevshi女士所做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另外，1989年1月23日班禅喇嘛在扎西伦布寺的东陵扎西南捷开光大典后1次座谈会上用中文发表的演讲中提到，"现在我们在教育方面应该互相帮忙，这样10年丶20年以后，我用1种藏语说话大家都听懂了，现在我们说话听不懂的主要原因就是教育上面各自为政，各自不同。过去藏文是统一的，寺院里讲经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的听的懂，甚至连蒙古人也能听懂。现在大家都听不懂了，5个地方是5种藏文，北京也有几种藏文，广播电台的丶出版社的丶民族学院的丶翻译局的，同样在西藏也是用几种不同的藏文。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藏文会弄的一塌糊涂。因此藏文需要逐步的统一，逐步的规范化，做到大家都能互相沟通，除教育丶文化的互相交流外，经济商业应互相促进和帮助。"〔18〕至于其它藏区的教育事业可以以上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等量代换，其总的目的在于"我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我们的首都是北京天安门"罢了。
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从哪里兴起呢？又"藏学"一词从何而来呢？虽然旧西藏本土没有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但"藏学研究"也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创举。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热衷于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为何西藏着名学者得荣．泽仁邓珠先生经停薪留职花5年多时光研究出来的自然地理丶社会历史丶政治丶经济丶军事外交丶宗教丶教育丶文化丶文学艺术丶风俗习惯丶交通邮政和体育等12大类合为一体的藏学巨着《藏族通史．吉祥宝瓶》被禁止？（此巨着先前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8月出版，可是翌年11月左右，中共地方当局每本出3,000元人民币的高价把已卖出去的几乎全部加以收购。但其中的少部分还是流入美国丶印度等地了。在中共统治下的藏人，尤其是中国人，失去了1个了解西藏的窗口。）又为何前《中国藏学》（藏文）编辑多杰才让先生因评论"文成公主进藏"而被开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公职呢？
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并不想挖掘藏学的深层，只是让表面的研究过过场，然后想办法把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转变为服务于延续其西藏统治的工具。这是一例，也是无可辩驳的现实。
正如笔者拙作《三个女硕士是否代表藏医史上的首批女硕士？》所指的那样，"西藏流亡政府为了医学和天文历算的继承与发展而于1961年按照达赖喇嘛批示，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中央藏医天文院里设立了附属藏医天文学院，学生主要来自西藏境内外丶印度丶蒙古丶日本丶尼泊尔丶以及英丶美等西方国家。这所学院已培养出来的学生多达226位，其中，藏医男人128，藏医女人63，男天文历算本科生31，女天文历算本科生4。现在流亡社区工作的女藏医博士达17，女天文历算硕士为1。"〔14〕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几百万藏人的50多年里，仅仅藏医界培养出来的藏医女硕士研究生仅3人，约占西藏流亡政府在10多万流亡藏人中培养出来的藏医女硕士研究生的0.04（＝3:63），博士数目为0。藏医主治医师方面的比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谓《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计算，西藏流亡政府培养出来的藏医主治医师约占中共培养出来的主治医师的0.70（＝226:165）。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中共怎么还好意思开口说它拨巨款发展藏医藏药事业丶促进了藏医藏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呢？是否这笔巨款又落入雅鲁藏布江？50多年里培养出来的区区165藏医主治医师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仅仅是所谓西藏自治区角度而言，不包括其它藏区。
有人说，现在西藏自治区以及其它自治州丶自治县和民族乡等地，已经形成或涉及现代意义上的新闻出版体系。那幺，什幺是现代？人们必需首先搞清楚这个话题以后，才能知道过去的西藏也和全世界一样未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因为，现代社会是从电力技术革命直至经过电力工业的发展丶催生了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汽车问世和飞机的出现为主要标志。以电子计算机丶原子能和空间科学技术的发明被称为第3次科技革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每10年就有1次大发展，现以软件开发和大规模产业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革命新纪元。假如人们从这个层面去了解"现代"两个字的涵义，应当说，藏政府内参式传阅的《手抄新闻》（含国内外重要新闻摘录）和经过13世达赖喇嘛和噶厦（即藏政府）批准丶钦差大臣张荫棠拉萨于1907年5月创办的《西藏白话报》直至后来50年代初夏噶巴创办的《西藏镜报》以及沦陷区西康等地陆续创办的报刊和电台已经具备步入现代意义新闻出版体系门槛的意义。当然，没有现在西藏发行的数量，但是，不能一口咬定什么都没有。不过数量不等于言论和出版自由，比如，所谓西藏新闻出版总署于2004年8月初下发的《新出报刊》（"2004"18号）规定取缔19家连续性内部刊物，其中，藏文刊物达2家。剩下的82家内部刊物中，藏文刊物只有12家，约占内部刊物总数的14%。中国人占8%的地区，怎么中文内部刊物占86%呢？可想而知藏文沦落到什么地步。至于违背"言论和出版自由权利"的实例，以上小节中已有阐述。这里不再在重新论述。
结束语
西藏文化或藏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藏学与其它文化一样没有国界的，更不否认变化，即发展。
白皮书称："达赖集团提出什麽‘西藏文化自治'的主张，其实质是妄图借‘文化自治'之名，恢复其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神权文化统治，进而实现‘大藏区独立'的政治图谋。这种开历史倒车的图谋是绝不可能得逞的。" 其实不然，这个问题要搞明白：
所谓"神权文化统治"和"实现‘大藏区独立'图谋"而言，首先，"神权文化"不用"中共国新办"操心。现今藏内外的知识分子大都是接受现代教育的，谁也不会赞成恢复"神权文化"。同理，谁也不会欢迎"党权文化"。因此，西藏流亡政府不宣扬"神权文化"，又北京不停留"党权文化"阶梯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笔者认为大家应当回到《经济丶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然后，就按着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层面西藏问题得以解决的话，达赖喇嘛曾多次阐明过"西藏问题彻底解决后，流亡政府自行解散"。自然就人们不用担心"神权文化"之类的事情。
又比如，"西藏恢复自由后，以及在制定新宪章之前，将有一个过渡时期，此时，西藏的一切经济丶教育丶文化丶卫生丶商业丶农牧丶交通等一切必须的日常事务，应由原有的藏人官员负责下继续运作，同时应选出一名管理政治的领导，我将向他转交我原有的全部政治职权。与此同时，西藏流亡政府将视同自然撤消，解散後的流亡政府各级官员，除了和其他藏人一样对雪域西藏所应有的责任而外，没有继续原来流亡中官职的任何特权；但他们可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其资历丶学识和见识等为依据，接受过渡政府分派给他们并且适合其能力的工作。"（《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刊载于《西藏之页》）
当然，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又西藏命运在十字路口徘徊。如果北京不正视现在的西藏问题，将来谁也无法预测，同时，谁也无权剥夺大部分藏人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