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一生展现出了一个学有所成的大儒的风范。在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被毁灭殆尽的今天，现代人可以从了解范仲淹一生的所做所为入手，找到体认儒家文化的门径，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
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时而居乎？
--范仲淹
范仲淹（９８９年－１０５２年），字希文，谥号文正，祖籍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范仲淹一生居仁由义，力行所知所学，为百姓，为社会，为国家"诚意 "、"正心"做实事，在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达德"上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他的好友韩琦曾称赞他"前不愧古人，后可师来哲"，而金代元遗山则称颂其"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又孔子所称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现代人一般把范仲淹定位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改革家、慈善家，其实，无论用多少个"家"来描述，说的都只是表面现象，并不能真正从实质上概括范仲淹的一生。范仲淹是一个儒家学问的大成就者，他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就是他实践儒家学问所取得的成果。
志存天下 夙夜强学
范仲淹出生在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其父范墉时为北道重镇成德军节度掌书记（方健《范仲淹评传》）。在范仲淹出生后的第二年，范墉即不幸因病去世。范仲淹的母亲谢氏贫苦无所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于服除后改嫁给在平江府（苏州吴县）做推官的淄州长山县人朱文翰，范仲淹遂改朱姓，名说。范仲淹从四岁至二十三岁这二十年里，作为朱文翰的养子曾随继父宦游过很多地方。景德初（1004），朱文翰任淄州长史，范仲淹随同继父在淄州上学。范仲淹读书十分刻苦，志向超群，十五岁即被举为学究，并受到本县年老家居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赏识和关爱，称其"他日中不惟显官，当立盛名于世"（嘉庆《长山县志》卷十《人物志·侨寓》）。范仲淹二十岁那年，母亲看到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想让他学些商贾技艺，但他一无所乐，只想读书。大中祥符元年（1008），他由山东长山远赴长安（今西安）游学半年，寻师访友，增广见识。据范仲淹为王镐所写《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云："时祥符记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他在关中结识了隐士王镐，在其别墅"倚高松，听长笛"，后来又认识了道士周德宝和屈元应，周精于篆刻，屈对《易》有研究，且都琴艺高超。另据《续资治通鉴》载："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真宗）令陕西发廪振（赈）粜，旱故也"。大中祥符元年，范仲淹去关中这一年，正值陕西大旱，他一路上亲眼看到因灾情严重而饿死病死的人很多。范仲淹游学关中回山东后，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来到长山县醴泉寺，拜寺中住持高僧为师，范仲淹在寺中刻苦攻读，昼夜不倦，他"画粥断齑"、"窖金遗僧"、"昼夜苦读"的故事发生这一时期。醴泉寺南二里远的一辟静山洞，被后人称为"读书洞"，广为流传的"画粥断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整数茎，入小盐以啖之"，每天煮一锅粥，放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再切上点咸菜，撒上盐末下饭。有人把范仲淹的这段经历解释因太穷而不得不过苦日子，有人解释成为了"励志"自找苦吃，都有强牵附会之嫌。如果有在山野单独生活的经验，就会知道在单独一个人野外做饭相当麻烦又很费时，"画粥断齑"的目的是为了节约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
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1011年)，范仲淹二十三岁，因偶然事件得知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多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范仲淹深感身世的苦楚，含泪辞别母亲，身带一琴一剑离开长山外出求学。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师从戚同文学习五经。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宋史》说他" 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冬天读书疲惫，以冷水洗面提神，学校给的补助不够吃饭，每天喝稀粥，一般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却并不以此为苦，象孔子的高徒颜回一样安贫乐道。他的一位学友看他常年吃粥，就送一些美食给他，范仲淹竟然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同学责备他漠视关心，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据史料记载，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读书的生活是"凌晨一通舞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在六经寻乐"。范仲淹读书心无旁骛，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去观看，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同学非常好奇，问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回答说："日后再见，也未必晚。"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范仲淹已经能够深入五经，在吟诗作文中，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源自上古的中国文化，经孔子之手修订整理之后形成《诗经》、《尚书》、《易经》、《三礼》、《乐经》、《春秋》六经，《乐经》已经失传，实际流传下来的只有五经，是中国文化的宝库。范仲淹一生精研《易经》和《春秋》，这是他成就功业的学识基础。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 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取得了以做官为政来造福天下的资格。
范仲淹出身孤苦，内心敏锐，青少年时期游历广泛，对天下苍生的疾苦感同身受。欧阳修评价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并序》）。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范仲淹未中进士之前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同行的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孟子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孟子·离娄上》），援天下以道是儒者根本的志向所在，要以道援天下必须有深厚的学养。孔子提出的儒者的行为标准，第一条就是"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礼记·儒行》），"席上之珍"是比喻深入六经所成就的学养， "夙夜强学"是成为一个儒者的基本条件，"待"之一字，强调儒者居仁由义，绝不苟且，道能行则尽心尽力，道不能行则守身自处。孟子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行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范仲淹从青年时代开始践行了儒家所提倡的圣贤之道，表现出超越了一般人的勤奋好学。
为政以德 直道而行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员。他每到一地总是踏踏实实地做各种有利于百姓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绩。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巳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范仲淹上书泰州知州张纶，建议急速修复捍海堰，以救万民之灾。当时有人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范仲淹回敬道："我乃盐监，百姓都逃荒去了，何以收盐？筑堰挡潮，正是我分内之事！"也有人以筑海堰后难以排水，极易出现积潦而予反对。谁知张纶熟知水利，言道："涛之患十之九，潦之患十之一，筑堰挡潮，利多弊少。"于是采纳了范仲淹建议，奏请朝廷批准，并命范仲淹负责修筑泰州捍海堰。宋代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征集兵夫四万余人兴筑海堰，时值隆冬，雪雨连旬，潮势汹涌，迫岸而来，兵夫因惊慌失措，四处逃散而陷入泥泞中淹死二百余人。有人趁机上书朝廷，反对修堰，于是朝廷决定暂行停工，并派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到泰州查勘实情。胡令仪系河南开封人，曾于宋代淳化、至道年间 (990-997)任如皋县令，深知古捍海堰年久失修，农田、盐灶和百姓生命财产难以保障。察看后，胡令仪与张纶联名奏明朝廷，获准继续开工。天圣四 (1026)，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去世，范仲淹离任回籍守丧。其间，范仲淹屡次给张纶写信，请张纶无论如何要将捍海堰修成，并表示若有事故，朝廷追究，他愿一人独担其咎。天圣五年(1027)，张纶负责捍海堰工程指挥，于当年秋施工，第二年春完成，前后历时四载，终将捍海堰修成。堰长25696.6丈(合 71公里)，堰基宽3丈(合10米)，高1丈5尺(合5米)，顶宽1丈(合3.3米)。堰成后受益显著，"来洪水不得伤害盐业，挡潮水不得伤害庄稼"。外出逃荒的两千余民户回归家乡，百姓得以安其生，农灶两受其利。人们虽为主持完成工程的张纶立了生祠，但后人仍未忘记首倡和实际促成者范仲淹，从明代以后，人们即将阜宁至吕四的海堤统称为"范公堤"。修建公共工程本来是国家的义务，当时泰州的历任地方官不会不知道潮水对百姓所造成的灾害，但直到范仲淹上书才引起朝廷重视，足见范仲淹心怀黎民百姓，非一般官员可以比拟。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当时仁宗皇帝已经年满二十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仍然还由年逾花甲的刘太后（仁宗是李宸妃所生，刘太后养为己子）一手包揽。刘太后权欲之心很重，喜好作威福。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冬至，太后竟然要让仁宗皇帝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皇帝给太后叩头庆寿，是皇帝的家事，应该在后宫进行；前殿是皇帝与百官处理朝政的地方，皇帝和百官一起在此行家礼是败坏朝廷纲纪，会给后世树立恶劣的榜样。他因此上书朝廷，要求太后停止这一错误做法。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在帝制时代，宫庭内部的权力纷争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官员介入其中是犯忌讳的。刘太后违背礼制的做法，用现在的话说是"违宪"，以皇室的家事败乱国事，后果非常严重。刘太后所犯的错误官员们在心底都非常明白，但都不敢站出来说话，害怕丢掉官位。果然，范仲淹的"妄言朝政"让自己仕途折戟，他被贬离京城，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范仲淹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市一带）任通判（副长官），后来又被调往陈州（今河南淮阳）。范仲淹做了地方官之后，继续上书指陈他所看到的弊政。当时正在修建太一宫和洪福院，朝廷在陕西大量购买木材。范仲淹上书说："昭应、寿宁的天戒还不远，现在又大兴土木，浪费民脂民膏，这种做法既不顺民心，又不合天意。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每年购买木材的数量，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又上书说："太后宠幸的人由宫里下敕书拜官，不经过外朝群臣的讨论，这种做法并不是太平之政。"这些建议因太后把持朝政而不能实行，但仁宗从这些谏言中看出了范仲淹是一个忠臣。
仁宗久闻范中淹的人品和学问，刘太后死后，在他自己亲政的第一年，就召范仲淹回朝当任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仁宗不是刘太后的亲生儿子，在刘太后死后，很多人在仁宗面前揭刘太后的短处。中国帝王政治的理想是以孝治天下，仁宗放任官员胡乱批评刘太后并不妥当，会损及仁宗的孝行。范仲淹及时向仁宗进谏："太后受先帝真宗的遗命，劳心劳力帮助陛下十多年，人非圣贤，不可能不犯错误，不能用太后所犯的小错把太后的德行全面抹杀。"仁宗听了之后说，他也很不忍心听这些闲话，下令宫内宫外不准再讲刘太后垂帘听政这十多年的往事。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所到之处开放官仓救济灾民，禁止百姓因过度祭祀浪费粮食。他在赈灾期间奏请朝廷免除灾区百姓的税负，提出救济的十项办法。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因进谏阻止仁宗废郭皇后，被贬至睦州（今浙江建德东）任知州。据史料记载，仁宗废郭皇后一事与吕夷筒有关。宰相吕夷筒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吕夷简在宫廷中的人脉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之后，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范仲淹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殿门前议定一策，准备第二天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次日凌晨，范仲淹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赴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写下了："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取法于《大学》只有"家齐"才能"国治"之意，作为第一家庭的帝王之家混乱，会对国家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只要道义能行于天下，高官厚禄无足轻重。范仲淹到睦州梅城任知州后，他来到七里泷，寻访严子陵的遗迹及后裔，并下令在东台山麓为严子陵建祠堂，免除其四家后裔的赋税和劳役，要他们管好祠堂事务，并亲自为之写《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颂扬严子陵的高尚情操。范仲淹重视教育，每到一地即创建书院，到睦州后也不例外，他在梅城庙学原址上创建睦州第一座书院，融庙学与书院于一体。
梅城位于新安江、兰江、富春江汇合处，背靠乌龙山，面对三江口，常有水患。范仲淹主持修筑南北相连接的堤坝，疏浚梅城西湖等水利设施。范仲淹在睦州虽然只有半年，但他体察民情，政绩颇佳，老百姓非常怀念这位正直的州官，先后在梅城修建"思范亭"、"思范坊"、"范公祠"等，纪念这位"内刚外和，所至有恩"的父母官。
半年之后，范仲淹被调离睦州，移知苏州。苏州当时洪涝成灾，百姓的田地不能耕种。范仲淹组织百姓疏导苏州境内的五条河流，引导太湖之水流归大海。因在苏州治水有功，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荣衔。随后又被调回京师，升为吏部员外郎，主管官员的考评，兼任开封府知府。范仲淹恪尽职守，认真调查之后发现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滥用私人，致使朝中腐败不堪。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 呈给仁宗，指出哪些官员是按正常程序升迁，哪些官员的升迁违背了制度，哪些官员的提拨是公事公办，哪些官员的提拨是私相授受，并建议仁宗，重要官员的任命不宜全权委托给宰相。如此一来，范仲淹得罪了宰相吕夷简。有一天，群臣在朝廷上讨论建立都城之事，范仲淹提出："洛阳险固，而东京开封府处于四面临敌之地，太平时期适于居开封，如果国家有事，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所以应当逐步在洛阳储藏物资，修缮宫室。"仁宗问吕夷简对范仲淹的提议有什么看法，吕夷简明知范仲淹说得有道理，但他对范仲淹心怀私愤，害怕范仲淹又在仁宗面前立下新功，故意敷衍仁宗说："范仲淹的提议是迂阔之论，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范仲淹从这件事上彻底看清吕夷简只是一个玩弄权术的奸臣，他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势，从来就不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里。范仲淹接连上了四道奏折给仁宗，痛陈朝廷的弊政，最后把矛头指向了吕夷简说："汉成帝因宠信张禹，不怀疑舅家，所以酿成了王莽之祸。我担心现在也有张禹这样的人，败坏陛下您的法度。"吕夷简上书怒诉说："范仲淹离间君臣关系，在朝中勾结朋党。"从此之后，吕夷简把范仲淹当作危胁自身权势的敌人，彼此势不两立。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玩弄权术。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样的事虽然是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吕夷简借此机会从旁中伤，制造了牵连甚广的朋党案，范仲淹被贬为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知州，时年四十七岁。
在范仲淹从开封府动身的时候，因朋党案已经牵扯了欧阳修等若干人，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再敢去送范仲淹。不过，这时候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两个人却带了酒肉，一同到郊门外为仲淹践行。王质是真宗朝名相王旦的侄子，他这次是抱病前来。别人问了他们为什么不怕，李纮说："范希文贤者，得为其党人乃我之荣幸也。"王质也说："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其党人，公之赐质厚矣。"这是当时的友情，邪不压正，还是有人敢于冒着被罢官的危险，为范仲淹的行为叫好助威。"范君此行，尤为光耀！"王质如是说，仲淹大笑："仲淹此行，已三光矣！"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并不介意。求仁得仁，此心无憾，在饶州官舍他写下了："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已经是第三次被贬职，但心中的洒脱自在超过了云游天下的禅师们，人世间的荣辱不足挂齿，连边塞的山野老翁都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典出《淮南子·人间训》）。
在饶州范仲淹结识了和饶州临近的池州建德县知县，也是大诗人的梅尧臣，两人互相赠诗唱和。范仲淹说："卓有梅圣俞，作邑郡之旁。"，梅尧臣则寄诗曰："
山水香君国，文章汉侍臣。古来中酒地，今见独醒人。"称赞范仲淹的德行出众，众人皆沉醉于浮名浮利，唯独范仲淹不为名利所动。不过，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并非完全相同，梅尧臣给范仲淹写了《灵乌赋》，希望范仲淹能够管好自己的舌头，不多说就能稳坐高官，自由翱翔。（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啄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兮无尔累。梅圣俞）范仲淹看后也回了一篇答《灵乌赋》，其中写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示自己必须要直言上谏，绝对不会对弊政视而不见，苟且偷生。文中范仲淹还有一句，"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范仲淹精于《易经》，深得圣人之道，明白只有承担道义才是唯一能趋吉避凶的正道。当时和仲淹往来的还有曹修睦、庐山道士程用之、谢希深、黄灝等人。仲淹《游庐山诗》中写道："五老闲游依舳舻，碧梯云径好和途。云开瀑影千门挂，雨过松簧十里铺。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仁者自有道义之乐，内心的逍遥自在并不会因为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有私毫减损。
范仲淹在饶州任职一年多，随后又先后被调往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任职。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范仲淹来到越州任知州，他在越州大约17个月（即1038.11-1040.3）。越州当时还没有官办学校，他到越州后首先做的就是兴办府学。
他一到越州就急忙写信给他的好朋友、著名学者李泰伯，诚恳地邀请他来越州讲学。李泰伯果然来了，在范仲淹的大力倡导下，越州办学之风大兴，郡内"多自置学，聘名儒主之"。他离去后，越州人民建"希范亭"纪念他，又在亭前立一牌坊，牌坊上题"百代师表"，以褒扬他兴学之功。
越州卧龙山（即今府山）的西北方向，原有一凉堂，凉堂西面有一口久被堙没废弃的古井。范仲淹命人除去杂草，掏尽淤泥，发现古井"泉清"而"味甘"，"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嚼轻冰，凛如也；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范仲淹把凉堂命名为"清白堂"，并特地写了一篇《清白堂记》。在"清白"两字上大做文章，借"井德"喻"官德"，大力宣扬"所守不迁"，即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信守不移；"所施不私"，即清正廉洁、不徇私情。这不啻为当时贿赂成风的官场开出了一剂道德修养的良药，伸张了正气。越州文化，源远流长，历代名人辈出，范仲淹到越州后，特别赏识的是范蠡和贺知章。对贺知章，他亦非常景仰。他一到越州，就去寻访贺知章的故居"天长观"，见故居破败不堪，命工役"度材而新之"，又特地刻上途中所得的徐铉作的序文，"以广游人之观采"。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时年三十三岁，锐意革新。此时，范仲淹因平定西北边境有大功，一时之间众望所归。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朝政，急切盼望他能拿出革新措施。这年九月，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 "、"均公田"、"厚桑农"、"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意欲改革时弊、考核官吏、裁减闲冗。他提出的革新措施直接针对官僚权贵集团的特权利益，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攻击。庆历四年（1044年），西北边境告急，范仲淹与枢密副使富弼请求到西北治理边防。仁宗任命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到边境后，范仲淹把百两黄金全部分给守边将士。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刚刚被西夏军洗劫，当时很多人都主张放弃这个地方。范仲淹修复麟州的旧堡寨，招回四处流亡的百姓三千余户，免去租税，把过去由官府专营的行业归还给百姓经营。又因商情困苦，奏请朝廷免除府州商税。在范仲淹的治理之下，百姓们逐渐从战乱之中恢复安定的生活。范仲淹离开京城以后，官僚权贵对他的攻击越来越激烈，他上书朝廷请求免去他的参知政事职位。在官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仁宗也对新政失去了信心，他重新任命范仲淹为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邠州知州（今山西汾阳县）。范仲淹在朝中所主持的新政渐渐被停止。
范仲淹在邠州期间患了肺疾，在他的请求之下，朝廷调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县）任知州，兼给事中、资政殿学士。过了几年又要调他到荆南（今湖北的江陵、公安一带）任职，邓州百姓受惠于范仲淹的德政，拦住朝廷送调令的公使，坚决要留住范仲淹，范仲淹也愿意留在邓州，得到朝廷准许。过了两年又被调到杭州（今浙江余杭县、杭州市），兼户部侍郎。过了几年又被调到青州（今山东诸城县）。在青州任职期间，因疾病加重，他请求调到颍州（今安徽阜阳）任职，在离开青州前往颍州任职的路上病逝，时年六十四岁。范仲淹生病期间，仁宗常常派遣使者赐药慰问。范仲淹病逝之后，仁宗哀伤了很久，遣使慰问他的家人，御笔亲写一块碑竖立在他的墓道上，叫做"褒贤之碑"。范仲淹死后谥号"文正"，这是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千古以来能被谥为"文正"的屈指可数，足见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之高。
孔子在《礼记·儒行》中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宋史》评价范仲淹"三黜三光"，三次因纠正朝政的错乱，招致当权者的忌恨而被贬官。主持"庆历新政"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得罪了整个官僚权贵集团，让自己的仕途一直到晚年都不能摆脱奔波曲折。真正的儒者立身处世以符合道义为唯一标准，立得正，行得方，言所当言，行所当行，不畏惧权贵，不顾惜身命。纵观范仲淹一生的政绩，无论是做管理百姓的地方官治理水患，还是做统率军队的将帅治理边患，他都以过人的才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关系国家大计的朝政，范仲淹的为百姓、为国家、为天下的公心与官僚权贵的自私自利水火不容，因此导致他所做的努力经常是以自己被罢官而告终。儒者的为政之道，只问自己的所做所为是否符合道义，而不在意是否能取得预定的成效，因为居仁由义在于自己，而一项施政措施能否成功，很多时侯并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够左右。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