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文革中的林彪与毛泽东
林彪从来没有从事过党务工作，也从来没有从事过政府工作，毛泽东准备让这样一个人"治党治国"，是完全荒谬的不负责任的安排。
1959年夏季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改变了前任彭德怀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治军方向，把"突出政治"摆在军队工作的首位，大搞"四个第一" 、"四好连队" 、"五好战士"。同时，林彪也改变了彭德怀作为中国军队日常领导者同毛泽东保持相对独立的原则性，对毛泽东阿谀逢迎、投其所好，将中国军队变成了毛泽东的"御林军"。林彪最大的错误，是以军队主要领导人的地位，支持毛泽东违规发动和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没有林彪的推波助澜，"文革"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害。
林彪还是典型的"病夫"。他1938年被友军枪击误伤后，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他的身体差到无法正常工作，大部分时间处于养病和休息。即使是"文革"期间成为"接班人"，他由于健康不良也不能参与中共领导层的日常运作。一个基本上不能工作的"老病号"接什么班？
毛泽东去世后，中共继续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指定接班人的传统剧本。
1989年"6.4事件"期间，邓小平指定率先"旗帜鲜明"地在上海查封开明的《世界经济导报》的江泽民为"接班人"。1992年，88岁的邓小平又跨代指定"立场坚定"地头戴军用钢盔指挥镇压藏民抗议的胡锦涛做江泽民的"接班人"。这两代"接班人"铸成了政治不改革、腐败不改变、人权不改善、治理不改进的"时代特色"。这就再二、再三地昭示了接班人指定制的失败。
中共内部既没有党员直接选举各级党委领导人的机制，也没有全国党代表大会竞争性选举党中央领导人的机制，政治权力、特别是人事权过度集中在最高领导人手里，从而形成了最高领导人指定自己的"接班人"的家长式做法。
接班人指定制的最大弊端，是用保守政治的继承性取代政治变革，用僵化政策的连续性取代政策创新。因为"被指定者"需要继续效忠"指定者"，需要继续遵循"指定者"的路线，需要继续维护"指定者"和"被指定者"的共同利益。
在共产党大国的历史上，被指定的领导人往往是守旧者，没有被指定的领导人却可能是革新者。
斯大林1952年指定保守无能的马林科夫为"接班人"。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身兼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两项党政最高职务。但是，几个月后，具有改革意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的赫鲁晓夫就取代了马林科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时代的严重错误，并开创了共产党国家最初的改革。又过了一年，马林科夫联合残留在苏共领导层内的所有保守分子，试图一举废黜赫鲁晓夫。在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的倾力帮助下，赫鲁晓夫击退了马林科夫们的政治反攻。
1985年，掌权一年多的僵化的契尔年科匆匆去世时，没有来得及指定"接班人"。苏共领导层内的一些保守分子试图争夺总书记的职位。这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提议由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支持葛罗米柯的提议。在苏共的体制里，从来不设"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所以政治局委员的地位和作用相当高。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的主张得到了苏共领导层多数成员的赞同。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立即重启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任最高领导人中断了21年之久的改革。以"民主化"和"公开性"为主题曲的戈尔巴乔夫的全面革新，比赫鲁晓夫的"反对个人崇拜"和"全民党、全民国家"要深刻得多。
胡锦涛也曾试图指定"接班人"。当他1992年被邓小平选中后，即开始培植自己的"接班人"－李克强。经过15年之久的精心安排，到2007年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预测李克强将在该年的中共"十七大"上成为下一代的"首领"。
然而，我确信：经过共同努力，胡锦涛试图指定接班人的计划一定能够击破。
2007年3月，我写了题为《中共十七大的最大问题》的文章，发表在2007年4月号香港《动向》杂志，第一个公开反对胡锦涛试图单独从自己的帮派里选定"接班人"，并且第一个明确提出实现中共最高领导层政治平衡的其他人选。
6个月后，在"十七大"前夕和"十七大"，胡锦涛试图指定接班人的计划被中共领导层的多数成员否决。
这就又一次昭示了接班人指定制的失败。
今天还是中秋节。我愿意把1年半前的那篇文稿作为特殊的"月饼"，慰藉失去了"接班人"前景的那个政治帮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