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比最近关于两名老太太的新闻更能清晰描绘出中国政府高压的一面：政府先前作态表示将开放民众在奥运期间进行公开游行示威，两名孱弱的老太太，想借着这个机会申请游行示威，但北京警察却用拙劣的手法试图阻止她们。这两位年过七旬却仍十分坚定的老妇人，多年来不断要求北京市政府对她们被强制拆迁的住房提供适当的补偿，但都徒劳无功。中国政府，显然是依循着过去奥运的前例，宣布中国也将在奥运期间允许公开的游行示威。随后，这「两位老奶奶」（这是媒体现在给她们的称呼）按照程序申请了游行示威。
但是，两位老奶奶跟许多申请者一样并未成功，而且还落得跟其它锲而不舍的人相同的下场─因为他们的坚持而被处罚。当地警方，或许是出于一时不耐，也可能对事件的发展太过乐观，突然对这两名老奶奶各处以一年的「劳动教养」，并威胁如果她们持续抗议的话，就要将她们投送劳教所。也许是被孔子相信人可以接受教育而从善的教育理念所感化，北京警察似乎认为一年的「思想改革」也可以教育那些年近八旬的老人─教他们别把一个促进言论自由的政府新政策当真。
中国每年都有数十万人被投送劳教所进行一年到三年不等的「劳动教养」。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根本不晓得「劳动教养」的情况，因为这个制度向来就不透明。然而这次，因为奥运期间有许多外国记者驻在北京，这两位老奶奶受到的处罚马上成为全世界报纸的标题。例如《纽约时报》，便以头版报导这个故事，并且注销令人动容的照片─两位虚弱却又坚毅的老妇人，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誓言要继续她们的抗争，即使被强制投送劳教所也在所不惜。
但就在几天过后，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这种荒谬的处罚大肆抨击和揶揄，使得当局最后不得不宣布撤销对两位老人「劳动教养」的决定！这也避免了警方必须拖着两位老奶奶去接受「教养」的出丑画面，而避免了一场损害更大的形象灾难。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中国政府这个咎由自取、但却不寻常的挫败？这个令政府尴尬的撤销决定，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短暂陶醉于奥运成功的光环之后，也许对于批评中国违反人权的国际舆论变得比较敏感？
当民主国家，例如美国，侵害人权时，不管国内或国外，来自国际的批评总是能够推动国内改革的声浪。民主国家有着不被审查的媒体、公开的政治过程、及独立的法院，来处理侵犯人权的情况。因此，美国在伊拉克和关塔那摩湾所犯下的人权犯行，在目前的总统选举中也都将被检验。
然而，中国对媒体的审查制度，就算不是天衣无缝的话，也有十分严格的把关，中国的政治过程是被共产党垄断的，而法院是被严密控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的批评，除了导致中国政府在表面上摒弃一些少数被世界所关注的人权违反外，是否还能有其它的影响？国际的批评是否对那些中国的改革者─-立法者、官员、检察官、法官、学者、律师及记者─-有所帮助？而这些改革者，即使受限于诸多束缚，仍不断游说中国共产党进行制度上的改变，以废除「劳动教养」，并且对其他恣意的警察权设限。
近几年来，北京对是否废除「劳动教养」的议题一直进行着一场政治角力。改革者希望透过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以及审判程序和上诉法院，创造一个正式的刑事正义体制，但超过半个世纪以上，「劳动教养」却侵蚀了改革者的努力。「劳动教养」使得警察几乎可以规避所有对他们不便的限制，基于可说是没有设限的理由，任意对任何人处以长达三年的监禁。这个处罚实际上与刑事处罚并无二致，但主张这个处罚正当的理论，却宣称在名称上以及被处罚人的声誉上，「劳动教养」只不过是「行政」处罚，因此，嫌疑犯不需要中国刑事程序的基本保障。
几年前，有些改革者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废除「劳动教养」充满信心。这本来会是中国将来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一大进展（中国先前在一九九八年已经签署该公约，公约内容禁止恣意的警察拘禁权力）。但是，目前由前公安部部长所率领的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已阻挠了所有这方面的改革进展，他们表示，如果将「劳动教养」这个方便又有力的武器废除的话，警方将无法控制国家日渐加剧的社会动荡。
当然我们会希望，对于两位老奶奶撤销「劳动教养」，代表中国领导阶层开始体认到，遵守国际社会对刑事正义基本保障的重要性。但不幸的是，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说法。至少在眼前的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数以万计的人将持续被处以「劳动教养」，而不被媒体、大众所关注；同时，外国评论者也只能发挥很小的影响力；而政府将会一直回避那些要求中国在联合国体制内就其人权侵犯负责的声音。中国向来都拒绝接受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的谴责和建议，并持续抗拒外国政府在与北京的双边人权对话中所提出的改革要求。
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对进步的期望。这次的奥运，想必让中国领导者更清楚地体认到，被国际社会赞美和尊重总比被轻视要好得多。美国的现任领导阶层，虽然迟缓了些，也已经重新学习了这个教训，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不会落后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