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是不是这么个主持正义的孤胆英雄呢?网上讨论文章已汗牛充栋,暂且不论。但我们看看其对立面是个什么货色可知答案。
中国明朝有称之谓东厂、西厂的部门和锦衣卫的一批人。至推翻大清王朝孙中山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设立了从西方沿用的宪政制度。风水轮流转,四十多年后在中国又出现了第二"共和国",同样"沿用"西方的司法制度。仅从民间观点看其运作状况,简言之可分三个阶段:
毛时代,政治生活深入家家户户、每个人身上,要求政治上"绝对正确",你若是"人民的公敌"(斯大林语),警察执法决不姑息,司法严惩不贷。但百姓在生活中谨守基本道义价值,甚至有点类似乘"五月花号"初登美洲大陆的清教徒。小朋友有"捡到钱交给警察叔叔";百姓有"警察捉坏人"之说。警察在维护社会正义,尊重基本道德准则方面在百姓中还有相当的信任度,因而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予褒予贬。
邓、江时代在"搞活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引导下,社会价值重心偏移了。警察自然不甘落后,利用手中特权千方百计谋取自身利益。维护社会正义基本道德原则的功能日趋弱化,"潘多拉"之魔盒已开启。
胡时代沿袭上一阶段特征达登峰造极。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更甚;社会道德准则已破坏殆尽,是非颠倒。执政已无任何思想信仰原则支撑,危机深重,军队、警察的护家军、锦衣卫性质更为彰显。每年给这批人50-70%的加薪换来"忠诚",俗称"高薪养打手"。在执行侵占百姓利益任务时更上演世界奇观:警察与黑社会携手同行"哥俩好"。民间有"以前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警局"之说,百姓对警察维护社会正义的功能已无任何指望。中华成"打杀黄"共和国,人民已无共和的本钱和能力,"打杀黄"充分彻底地共和了。
权力阶层可用黑手党来形容,几近性质完全一样。看意大利、美国黑手党的历史可知:他们也会振兴地方经济,但得遵守行规,划定区域范围,交纳保护费。不容对他们有异议的团体和人士,一旦有人出头,"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欠缺的是黑手党尚不能做到"名誉上搞臭",与中共庞大宣传机器鼓噪相较,自叹不如。现今中华各地大大小小的黑帮,大大小小的"教父"何其相似。周永康是这些教父的"枢机主教",胡哥成为"教父"们的"教宗",警察的角色则是黑帮中的打手和扈从。
没有美德,共和国不能生存;就如君王政体没有荣誉、专制政体不使人民恐惧,则无法生存一样。法国哲人孟德斯鸠早就对此深明大义:专制政治的典型特征,是官员贪黩、暴力、流血,以及无任何信仰根基的宣传,专制的政府其实是没有正当性的政府,因为它不按任何固定可循的法律原则运作。
这种大环境下,杨佳的出现毫不令人奇怪,自有其合理性。网上一片击节叫好之声正是民间正常情绪宣泄的代言。杨佳以个人绵薄之力,即使不能做到像《正午》中的正义的警长、神勇无比的佐罗那样安良除暴,至少他维护了个人的尊严,这个眼里掺不得沙子、嫉恶如仇的人给中华大地上诸多唯唯喏喏的芸芸众生立下了样板,以他朴素的语言:"凡事总得要有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和他反抗暴政的壮举,实践着帕特里克˙亨利振聋发聩的呼声"不自由,毋宁死"。
面对这么一个壮士,这个毫无正当性、合法性及民意支持的专制政府只能以媒体、网络噤声,用比黑手党高明不到哪去的秘密死刑判决,为它的打手、扈从刀下命丧黄泉泄愤,给这些帮凶打气,但做法显然是心虚气短的。因为它怕昭示自身的邪恶,怕刺激民众的良知而引发的烈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