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被称为"左王"的唯邓力群莫属，但有一个比邓力群资格更老，面目更左的中共领袖级人物柯庆施，却在公众视野里早已消失，以至于社会新闻的库存里找不到足够的讯息。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员中，至今没有出版传记或电视剧的，唯柯庆施一人。看来即使在中共党内，柯庆施也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如今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散地分布在书籍和文章中的资料，发掘出这位曾是马泽东推行极左路线一面旗帜的真面目。
现在我们可以找到两篇有关评价柯庆施的文章，均见诸《随笔》杂志，但其立场却截然相反。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篇是金平的《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前者全盘否定柯，后者充分肯定柯。在此我们结合有关书籍和文章中的零乱资料，以及这两篇有关柯庆施的纷争文章来看，柯庆施的"左王"脸谱就会逐步清晰起来。
任石家庄市市长时的柯庆施
柯庆施原名柯尚惠。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河北省委前委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石家庄市市长。中共建政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4月9日卒于成都。柯庆施一路左手举旗，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被誉为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如果他不是因为在成都养病期间喝了太多的酒并吃了太多的油炸花生米而导致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谢世，他的政治辉煌可能会登峰造极。有评论认为，毛泽东曾有意让其取代周恩来。高文谦先生就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就写到："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后，周因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问题，并有意让柯庆施取而代之，于是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当时党内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由柯来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一致意见挽留周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毛那里也需要有人去为周说情，后来是邓小平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出面起草了建议周继续担任总理的会议纪要报送毛后，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柯庆施去世时，中共发出的讣告中称其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文革"末期的上海左派刊物《学习与批判》，还特别发了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撰文，称他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类似这样的称呼后来又加给了林彪。
柯庆施（毛后）与毛泽东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是从林彪或康生开始，然而从已经公开的材料来看，柯庆施比他们更早。冯锡纲说，其实，柯庆施是对毛泽东实施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柯庆施正是因为善于揣测和迎合领袖的政治倾向而被认为"政治名声不好"。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倡导"正确的个人崇拜"，而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就是说他毛泽东在任何事情上都是"正确"的化身，全党上下，全国万民，都必须对他顶礼膜拜，绝对服从。柯庆施对毛泽东"正确的个人崇拜"心领神会，马上在会议中号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见李锐：《"大跃进 "亲历记》第258-259页）。叶永烈也披露过：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话之后，柯庆施便在会上发言。他除了同样批评"反冒进"，吹嘘要"乘风破浪"之外，还进了一段"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柯庆施的这段"名言"，随着成都会议向全党传达，使中共全党患上了"领袖崇拜"症。可见，柯庆施此人唯毛马首是瞻的左派急先锋政治嘴脸，和其立下的汗马功劳。
柯庆施不仅善于揣摩圣意，且颇具随风应变得本领。1959年，柯庆施参与对彭德怀、张闻天的征讨，便是紧跟领袖的又一例证。据说当时他也是怀揣了反右的材料上山，但听了毛泽东在大会上就彭德怀"万言书"的第一次吹风，他便连夜派人下山去取反右的材料。在庐山上，成为毛打击彭德怀的得力干将。
柯庆施紧跟马泽东的极左嘴脸，最典型地表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毛泽东上海干部会议上曾说过："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2页）。学生看到老师如此贬低知识分子，便亦步亦超地对当时正陷于困境的上海《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见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附录一《"阳谋"亲历记》）。所以在毛泽东与他的学生柯庆施眼里，知识分子总是要被"脱裤子，割尾巴"的，他们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柯庆施说此话的口气，活像封建时代大家庭里的管家对奴仆的训斥，或者就是用男子评论婢女的蔑视来侮辱知识分子。由此不难发现，柯庆施渗透骨髓的毛泽东意识。因此，1957年在他掌控下的上海，才会加工出15000多个"右派分子"，1959年以后又反出大批"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柯庆施的那篇著名极左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所代表和引领着的"上海帮"或"华东山头"，从反右开始，便成为毛泽东的先锋营，柯庆施即便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此仅举以下两个个案，看看加冕柯庆施是毛泽东之下的最大"左王"桂冠冤不冤？著名翻译家傅雷，仅仅因在 "鸣放"中说了一些不同意见，"反右"时柯庆施就亲自处理，非要打他为"右派"不可，虽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认为傅雷可以不划，但柯庆施仍亲自批示把傅雷打了"右派"（见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生性不问政治的傅雷因此饱受磨难，"文革"初更遭残酷迫害，与夫人双双被迫自尽。这个举世皆知的悲剧，其实就是从柯庆施那里开幕的。还有著名军队作家白桦，早在1957年就被打了"右派"，三年后"摘帽"，被分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柯庆施知道后大批上影厂，指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头脑里有没有阶级斗争，一个右派分子到你们厂，简直是所有的大导演都来抢他，不像话。结果硬是把白桦赶到浙江绍兴农村，"继续劳动改造"去了（见朱健国：《惟有孤独多壮志-白桦珠海说孤独》）。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上说：柯庆施还"靠上了江青，而靠上了江青就等于靠上了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本《木石魂》，称柯庆施是江青的"同谋"。还有文章说：江青在上海看戏，柯"场场陪同"。"文革"以后，柯庆施在政治上的极左名声，最主要的一个缘由是"柯庆施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随笔》2002年冯锡刚自撰文说："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世人多以为诬陷《海瑞罢官》的祸首是康生和江青，殊不知柯庆施与之所见略同。他的进谗无疑进一步影响了毛泽东的判断。" 而2003年4期《百年潮》上也有一篇文章，说张春桥、姚文元"评海罢"，"背后有江青、有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柯庆施"。现在有人为柯庆施否认这段史实，但陈丕显回忆说姚文元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是十分保密的，只有柯庆施和张春桥知道，1965年4月柯庆施病故，江青才把这件事告诉陈丕显的。而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评海罢"时说："柯庆施同志是支持的"这句话，更是铁板上钉钉子的。
即使柯庆施死后，他的阴魂还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作了一次贡献。此据叶永烈在《张春桥传》中透露："文革"初期，有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等把柯庆施之死说成了一桩严重的"政治谋杀案"，几乎传遍全国的一份题为《揭开柯老被害的内幕》的传单称："柯老是被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成都、华东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柯老之死是严重的政治陷害......初步调查材料完全证明，柯老之死是刘少奇、贺龙、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从历史上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柯老是恨之入骨的。柯庆施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长期以来，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路线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在我国进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刘少奇之流就对柯老下毒手，他们突然'邀请'柯老去成都，进行暗害，这完全是预谋的反革命事件......"虽然后经秘密调查没有查到任何"政治谋杀"的"罪证"，但这一谣言却为毛泽东打倒政敌刘少奇等人，提供了一枚"重磅炮弹"。
以上，本文从柯庆施甘做毛泽东极左路线"好学生"的角度，用"左王"一词概括他的后半生，当是恰如其分的。柯庆施其人其事也是认识当代共产党人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