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隆冬时节，大雪纷飞，娘的丈夫终于没能熬过去，还不到４０岁的他成为全家第叁个饿死的人。那一年，娘的眼泪未干，另两个孩子也相继去了。后来，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俺一家饿死五个，能有叁个活着，算是好的了。"红色高棉只饿死了300万人，便被人民推翻，被钉上了人类历史的耻辱柱，而GCD饿死了3000万，却仍然洋洋自得地坐在皇帝的位置上大跃进期间全国分年度非正常死亡状况"中国小麦产量超美国"在浮夸狂潮中，《中国画报》向全世界宣称，中国小麦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这是当年《中国画报》的报道图片。密植高产"卫星田"密植高产"卫星田"，稻谷实际上是从别处移栽而来，谷穗密密麻麻，据说撑得住小孩。图为小孩在高产田稻穗上。
孩子们闹哄哄地簇拥着我，露出一双双好奇的眼睛，那个稍大一点的男孩，兴冲冲跑到前面报信去了。而我已全然不认识他们是谁家的孩子。娘早已迎到了家门口。
娘老了，冬日的阳光打在她脸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上，她的头发花白且稀疏，本已瘦小的身材更加矮小，尤其是那双缠得很小的脚，走起来显得吃力极了。
看到我的身影，娘无声地笑着，听说是用小车送回来的，老人有些吃惊。赶集回来的父亲，弄回了一篮子的菜，娘说："买了一只活鸡，我去炖汤给你喝。"父亲做得一手好菜，这时候，谁做他也不放心；娘就默默地坐到灶台下烧火。那是她坐了几十年的地方。她懂得什么时候该用什么火头，她永远那么精细地操控着灶膛里大大小小的火苗。洞悉火候，是一个乡间母亲一生的智慧。在今天乡亲们的眼里，苦了一辈子的娘已经过上了好日子。她再也不用穿洗得白一块灰一块的破旧衣褂，再也不用住那两间被烟熏火燎了几十年的破旧土坯房，每个月，她都能从乡邮局领回５００元钱────我的汇款对娘来说是一笔大钱。她不知道我具体在干什么活，但她一直执着地认为，这些钱都是我熬夜挣来的。
但在一闪一闪的火光里，我看出，娘衰弱多了。更重要的是，娘总还像揣着沉沉的心事。
我是娘在改嫁后生下的孩子。在我之前，娘生了五个，养活了两个。娘时常讲起过去的事情。她平时不说，要说，总是在我们家最"富有"的季节──庄稼收割后，生产队刚分了粮食，一家人可以尽情地吃上一顿饱饭；或是在月朗星稀的夏夜，娘一边用大蒲扇给我和弟弟赶着蚊子，一边就说起往事。
解放前夕，娘嫁到蔡家，那是一户有几亩薄地的破败小地主。几亩地后来当然是被分了，娘的一家因此也成了地主成分，在村里抬不起头。
转眼到了１９５８年，大约六七月间，生产队干部把家里的锅和粮食全都拿走了，连一点儿油盐也不让留下。娘的一家同社员们一样，全部集中到生产队食堂吃饭。后来，连家里的桌椅板凳也被拉走了，只留下吃饭的碗筷。在"放开肚皮吃饭"的公共食堂，"地主家的人"也得看人脸色，一个人常常只能分到稀汤带水的一瓢。
１９５９年的春季，收成依然很好，但劳动力都在炼钢铁，娘和一些年纪稍大的妇女就成了收割庄稼的主要劳动力，这样，还是有一部分小麦来不及抢收，被雨淋了后烂到地里。收上来的粮食大部分都上交了。勉强撑到八九月份，各生产队实在没有粮食了，只好宣布食堂暂停，允许家家户户开火做饭。
娘面对着无米之炊，这时候，一家共有八口人───公公、两个大人、五个孩子，最大的儿子也才１３岁。像无数饥饿的生命一样，他们挖过野菜，吃过树皮。当年秋季，水稻绝收。幸好生产队种了一些油菜，这成了社员们的救命菜。
４０年后，娘依旧刻骨铭心的是："有一天夜里，你哥偷了一筐菜，正想往回走，放哨的生产队干部追来了，可怜你哥早已饿得皮包骨，没跑几步就摔倒了，被抓住，吊在生产队的屋梁上。"
我依稀记得，娘每次说到这里，总是忍不住落泪。"实在饿极了，不偷活不了命。"娘说。"咋不出去要饭呢？"我傻傻地问。娘摇摇头："要饭？民兵白天黑夜拿着枪放哨，抓到出去要饭的，要打死你！"
在１９５９年寒冬刚刚降临时，娘的公公成为全家第一个被饿死的人。一家人含着泪，用一块门板挡着土，掩埋了老人。几天后，娘的第叁个孩子、已经四岁的老叁眼看不行了，等娘挖菜回来，再抱起这个苦命的孩子时，他的头已经耷拉下去。
此时，死亡已经变得习以为常，有时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了。也还是这一年的隆冬时节，大雪纷飞，娘的丈夫终于没能熬过去，还不到４０岁的他成为全家第叁个饿死的人。那一年，娘的眼泪未干，另两个孩子也相继去了。
娘至今也不知道，这个普通的八口之家遭遇的劫难，正是所谓"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大面积"非正常死亡"，史称"信阳事件"。
后来，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俺一家饿死五个，能有叁个活着，算是好的了。"
我出生后再没有遇到过死亡的威胁，但我也永远忘不了饥肠辘辘的感觉。今天当我看到娘在灶膛前的火光里忙碌不停的时候，朦胧中我又像嗅到了熟稔的红薯干气息。
我七八岁时，遇到了青黄不接，特别是冬天，一天只能吃上两顿稀饭。这也是穷人家通常过的日子，早饭吃得很晚，一般都是九、十点钟，而中午饭吃完已是叁、四点，晚上的一餐只能紧紧裤腰带省了。曾有许多个夜晚，我和肚里空空的弟弟闹着不肯睡觉。娘就摸摸索索地从粮囤掏出红薯干，放到大锅里炒给我们充饥。只有淮河两岸的人家有这样的动作──娘往锅里扔一把红薯干，又往灶膛里填几块红薯干。劈劈啪啪的声音响起来，火光把娘大大的身影涂到墙上，这是我们最欢乐的时刻。
非常年代丧夫丧子的痛楚，使娘把全部的心思拴在我们身上。我记得，遇上饭不够吃的时候，娘总是给我和弟弟的碗里盛得满满的；父亲也要吃饱，他要干很重的活；娘一个人在厨房里，铲一点锅底，用开水泡一泡就算一顿了。每当此时，她总是说不饿。
父亲是安徽人，家在淮河蒙洼行洪区，是困难时期跑到河南来的。他和娘成了患难夫妻，后来，娘又把侥幸活下来的骨肉──蔡家大儿子送到父亲的安徽老家成亲。这其中的辛酸，只有娘能体味。丈夫，儿子，都是因为穷，才不得已远走他乡去做"上门女婿"的啊。
那年头，父亲常常贩一些大米到安徽老家去卖，这在当时叫"投机倒把"，要冒很大的风险。在我大约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父亲的一个好帮手。他悄悄地装上一架子车米，叁四百斤，车上拴一根绳子，我也帮着拉，算是给他做个伴。
临行前，娘早早叫我睡上一觉，然后烙好了馍，热乎乎的，装在袋子里，那是我和父亲一路上的干粮。
半夜时，我和父亲拉着车子，顺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向四十多里外的老家走去。走了二十多里，便来到河南通向安徽的最后一道关卡，父亲先探了路，确认安全后，才叁步并作两步地冲过去。
过了关，就是安徽了。眼前是平坦的淮河故道，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一望无际，前后十多里不见人烟。风吹过来，芦苇丛哗哗地响着，我紧抓着父亲的衣服，怕极了。
我们停好车，往四周看了又看，然后拿出娘烙的馍，啃几口充饥，休息一会，再往前走，一直过了淮河干流的渡口，就到老家了。这时候，已是东方欲晓。
这一趟，可以赚到六七块钱，用这笔钱，能买叁十多斤大米，足够接济一阵子。
渐渐地，我长大了，也多懂了一些事，才知道娘的心里原来埋藏了那么多的苦难。娘来到人间，仿佛就是为了这样无尽地付出。养活孩子，成为她毕生的使命，和生命的全部意义。她用一双小脚，艰难地走过一个个春夏，又走过一个个秋冬，走遍了人间的坎坷。从黑发到白发，一步一步地终于将苦难的日子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