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闸北分局遭来自北京的杨佳闯入并杀死六名警察，事后北京报纸称杨佳是“'乘巴士会主动让座”的好青年。
高峰教授说杨佳案的出现是“五十年一遇”的偶然“无理由犯罪”。其自相矛盾的“主流”言论和让人不解之处是，杨既然是特例个案，一次精神非常人的突发性犯罪，为何却不能简单痛快地言其无罪呢？而沪地责任警方为何要从个体恩怨出发，死“咬”住杨是神志清醒行凶报复，这怎么又会是“五十年一遇”的“无理由”呢？为何中国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地震暴乱，全要赶趟似在此敏感期不约而同地总暴发？----在杨佳案上群龙元无首混沌迷失，难道还真的迫切需要党中央高层进一步来“统一认识”并“统一口径”？
“无理由犯罪”说白了就是无缘无故突如其来就发疯，就杀人----用老百姓的话说，这不就是牲口发狂，野兽撒野吗？换句话说，白岩松的“无理由犯罪”其实就是说人都跟畜生一样，野性说发作就发作，控制不住了。要是这样，那倒也不难办：是畜生套起来，是野兽关起来，来个“牛穿鼻子，马戴嚼子，兽关笼子，人上铐子”，这不就绝对“和谐”了？----上海警方是不是想给杨佳脱罪?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20日 转载) 来源：华岳论坛
强盗抢劫，山匪越货，政治愚民，铁腕治国，哪一个不想拥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哪一个开始时不是表现出谦谦君子之风，可它们犯下的罪恶却只需要“借口”式的让人 “不服也得服”的强盗逻辑。如今一个被逼到绝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冤鬼，在一遍遍申述无效后，还需要再重复那些废话式的“理由”不成？
异化的社会
杨佳是悲剧的“许三多”。
1999年，北京青年黄谦到上海找同学未遇，仅仅因为见到派出所前“有困难找警察”的牌子就轻信于心，随即被上海警方无情收容，在牢里被狱头逼着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在遣送的路上饱尝饥寒交迫又腹泻不止，到江苏徐州差点没死掉。上海媒体历来装聋作哑，何时正面直视过这个警界侵犯人权的极端丑闻？----从《北京晚报》哀杨佳为"反面许三多"谈起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7月16日 来稿)
出了一个杨佳弑警，就引发了一片'要加强对警察和执法人员的保护'的高调呼声。不知这些'靠人民养育'，名曰'保护公民安全'为责的'机器'，不思恩图报反想着打压父老的'逆子'们，难道象'再保险'一样，还要'登鼻子上脸'从'保护者'变成再得到别人保护的'再被保护者'？
从现有条件来看，最可能的措施是加强执法强度，配置更强大的武器工具，让法律赋于更大的处置国民行为的权力，便于随时随地更随意地对付国民，即不外乎“对刁民要硬气”“要勇于开枪”“不能手软”之流等等......
根据当前形势，除了提升自身“防卫能力”(实是攻击能力)外，如何妖魔化杨佳，摧毁其英雄形象就成为当务之急。
最有可能是学“曹操奉徐母”之法，以杨佳母亲安危作要挟，威逼杨佳配合，让杨佳在公开审判时口径必须与党保持一致，最好达到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对罪行悔恨，现身说法不要向他学习的现场效应。到那时我党就可化腐朽为神奇，把杨佳点化成一个反面教材。
其实这样的闹剧正在瓮安紧锣密鼓地上演！
当年苏共大清洗，审判时所有被告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说自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与此似曾相识遥相呼应。
小时候学习“国民党统治区的恐怖统治”这段民国史颇有感触，现在比较起来，那时的恐怖统治拿来今天，怕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做一个光荣的“刁民”
其实天下只有强权和暴政，从无“刁民”。历来也只有先暴政和强权，而后才出刁民和暴民，“政府犯罪在先”这个顺序前因是永不可颠覆的。
社会矛盾对抗的结合点和聚焦处，一定是处于普通百姓和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普通官员二极之间，其中官员一极的执法暴力，必然是以警力先行。遇到矛盾不可调和时，出现你死我活之争，当属正常。
但百姓者只能称“死亡、暴民、刁民、流民、无业、闲杂、不明真相”，警员则可称“牺牲、英雄、烈士、爱岗、敬业、奉献、先进”，这种定义本身，就是对同国之民的有形歧视。
近年各地方不断有“刁民”被执法者打死打伤的事例，虽也偶见执法者受伤，但二者相较，多是“刁民”屈死受伤并“无话可说”，说明具备的这点“刁”气还不足以压倒“暴”法，可见这“刁民”还不够“刁”，还不够“硬气”，要不然为何总是一死一伤了之呢？
既然前不久从龙永图的嘴中说出“对刁民要硬气”这种一语中的的直白露骨话来，也已足以表明了一种主流的心迹和治民定位，其它那些尚存虚伪的官方言语和行为，从此也不必要再有什么隐讳和遮掩了吧？
话说到这种份上，我们“有幸”沦为“刁民”的多数“无知”者，也要想想事物的对应性和“刁民”存在的合理性，即恶官是与刁民“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正是这些位掌握着强势资源且首发制人的恶官，在他们的“精心培养”之下才成就了我们的“刁民”习性，并且因为只有“刁民”才更懂得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也没必要为这个习惯认知上不太“光荣”的称号而自悲，面对官府的“硬气加霸气”，也要学会“硬气加骨气”， 从此做一个光荣的“刁民”吧!
公民自救之路
杨佳被亿万"刁民"称作为民除害的英雄豪侠，决非空穴来风，对杨佳仅是一杀了之，万万不可。
奴民欲成公民，更须努力团结，为正义奔走呼号。可以假设现在的中国是真正的公民社会，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做为公仆的政府是不能不无视其主人之意而一意孤行的，那杨佳翻案的可能性是必然的。
但没有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杨佳案的重判和杨佳的重生。
因此国人久已俗之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中庸之道，在此紧要关头如果还奉为牢不可破的乌龟经典，那下一个“杨佳”怕就是我们自己了。
纳粹德国时代的新教牧师尼莫拉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後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肯定地说，如果杨佳活着，说明我们的法制已入一个完善的正常轨道，是国家之幸国民之福。如若反之，则说明法制还在人治之下，中国的前途依然渺茫，“盛世”尚且遥远。这个结局也不是结束，或许是一种未知和更大暴力的开始。
因为国人长期生活在武装暴力被尊为“革命”和“崇高”的国度，耳濡目染之中已心有所归，加之冤来无诉，只能以比原暴力更残暴的手段来回报于社会。杨佳案是这个习惯于以暴易暴的社会道德教化下的必然产物。
----这如同法国大革命的结局一样，原想着是用新暴力铲除旧暴力，没想到被铡掉的人头竟然不能填满那铡刀下的萝筐。后来才发现，这暴力的萝筐竟然是没有底的，历史只是在重复中轮回......
200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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