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当初中国被迫割地失土，是因为中国积弱，对手英国强大，但在中共上台，缅甸独立後，中缅两国的力量强弱己互相易位，缅甸己无力再继续霸占中国领土，中国如果要收复失土应无困难。一九五四年周恩来访缅旬，缅甸总理吴努即向周自承，他对中国怀有恐惧。同年吴努回访中国，又向中国说，中国犹如大象，缅甸犹如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提心吊胆。结果中国这只大象并未发怒，而且还慷慨赠土，以致当时有关报导说「缅甸非常感动」。
中共这种奇怪反常的慷慨主要有两个现实的政治原因：
一是当时中印关系非常紧张，中印边境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中共决定尽快解决与西邻其他各国的边界问题，除缅甸，中共对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都作了领土让步，不过尤以对缅甸牺牲最太。
出卖国土为消灭国民党孤军
第二个原因是国民党李弥将军的一支孤军在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後，撤退到缅甸东部的中缅边界地区打游击。这只孤军盛时一度反攻进入云南，并曾占领中缅地区约三个台湾面积的大片游击区。当时国民党孤军有可能和反对缅甸中央政府的掸邦游击队合作，独立建国。若是，中国西南边陲将出现一个虎视耽耽的反共国家，这当然是中共极不愿见到的前景。
台湾作家柏杨以邓克保之名所著《异域》这部报告文学指出，孤军出没的缅西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共产党所以在去年（编按：一九六0年）匆匆的，丧权辱国的和缅甸『划界订约』（编按：指一九六0年的『中缅边界条约』），就是企图明确的显示出来我们侵占了缅甸的国土，作为消灭和控告我们（编按：指孤军）的法律根据。」
对于这一卖国割地历史真相，云南人民至今仍有记忆，本刊老总金钟六、七十年代在云南工作时，常听当地居民谈起割江心坡，让南坎之事仍不胜惋惜，但中共对此却讳莫如深，大陆所有历史、地理书籍均避口不谈，甚至大陆学者在海外发表的有关云南边境变迁的学术文章对此也含糊其词。云南大学档案系副教授万家林、王文光九六年发表在日本出版的《中国研究月刊》上的一篇有关文章提到江心坡，说江心坡于清时被「英国占领，划归缅甸，解放後中缅重订边界时，才将片古岗（即片马）收回」，竟然避中缅划界时中国放弃了大片土地的事实。
在保钓运动再起，香港九七回归在即之时，重提中缅边界旧事，不是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收复失地，而是要借助此段历史认清中共的所谓主权原则是何等的功利和虚伪。若知中共为其现时政治利益巳多次放弃或割让国土，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何对钓鱼台主权之争表现软弱，但对香港的主权回归却有一种类似义和团狂热民族主义的偏执。就如民族主义是中共巩固政权，凝聚民心的一种统治术，领土主权亦不过是中共外交上讨价还价一个筹码罢了。两者的动机皆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统治者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