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年，几乎是整整一代人的时光。当时的英英学子假如仍然在世的话，一定已经成为社会栋梁、为人父母了。无论时间多么久远，在我的心灵中，将永远地为他们保留著一块神圣的殿堂！
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普通民众显出了空前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大家在被这场灾难的后果震惊的同时，也纷纷尽力为灾民们进行捐助。他们的行动充分的体现的中国人人性中的善良的一面。这种景象也使我回忆起十九年前全国人民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的热情声援和支持。但是，同样在这块土地上，我的不少同胞们却似乎已经淡忘了十九年前发生的悲剧。这种忘却则充分了表现了中国人人性中世故和庸俗的一面。
我相信，数年后一座新的汶川县城将拔地而起，许多在地震中被震毁了的房屋将重新修建。试想，假如那一天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回头看，那场地震或许也是件好事，因为没有地震，我们或许不会有新的房屋，不会有新的学校，也不会有新的更加宽广的大道。人们一定会愤怒地斥责说出此话的人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他们的话语将是对在地震中失去的生命的一种亵渎，同时亦是对仍然活在世上的死者的亲人们和朋友们的一种侮辱，事实上也是对生命、对人类的侮辱。
殊不知，对于十九年前那些为了自己的祖国的光明前途和同胞们的幸福自由而献身的的那些先烈们，不少中国人正在国家的引导下以集体的名义进行这种亵渎。近年来，最令我感到难以容忍的关于六四屠城的论调莫过于：现在看来，假如没有当年六四的无情镇压，中国难以维持如此长时间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
这种论调的最大的荒谬之处在于其试图将生命和金钱的交易合理化。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确在过去十九年中得到了快速增长，且不去讨论这种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否源于那场残酷的镇压，也不去讨论普通中国人和他们的后代已经和将要为如此的增长付出何等的代价，更不去讨论中国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增长是如何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的，人们怎能够将用金钱衡量的国民收入与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热血青年的生命之间进行交易？怎能够通过牺牲他人的生命来换取自己口袋中的金钱？如果一个民族集体地将金钱利益置于青年人的热血之上，这样的民族有什么希望？
这种论调的另一个荒谬之处在于其伪造了一个六四镇压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社会现象纷繁复杂，有许多现象和事件有可能先后或者同时发生，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有的甚至看来存在某种联系但是事实上并无必然联系。就六四镇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言，遗憾的是历史无法重写，因而人们无法看到一个没有六四镇压的中国是否会有经济增长。事实上，根据中国的基本条件，如果中国沿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开辟的经济、政治改革同时进行的道路走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不一定能够到到百分之十一的过热的水平，但是一定能够保持一个可以持续的高速度；中国增长的环境和资源代价一定会更小；中国将不会出现如今这般的全面的官场腐败和社会道德的沦丧；中国增长的利益分配一定会更加合理；人们更不会为未来的社会大动荡时刻忐忑不安。事实上，六四保证了中国增长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谎言。
随著时间的推移，心底的创伤虽然不会消失，但是它给人们带来感觉会由那种揪心撕肺般的疼痛演变为一种隐隐的阵痛。只要创伤不除，疼痛永远不会消失。六四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中间留下的正是这样一种隐隐的阵痛。金钱无法永远地止住这疼痛；谎言也无法永远地止住著疼痛。这个民族每经历一次新的创伤都会加剧旧伤口的疼痛。我仍然相信，人性的庸俗和浅薄有时也会占上风，但是不会永远地主导著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