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19周年，正值四川汶川5.12大地震之后。几位“六四”难属在“六四”19周年前夕接受采访，谈他们今年为继续寻求“六四”真相，切实尊重生命价值，所选择的特殊祭奠方式，以及他们的心情。
汶川大地震后的“六四”19周年祭
今年“六四”19周年，正值四川汶川5.12大地震之后。据中国民政部报告，截至6月3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万9,107人遇难，失踪1万8,230人。
几位“六四”难属在“六四”19周年前夕接受采访，谈他们今年为继续寻求“六四”真相，切实尊重生命价值，所选择的特殊祭奠方式，以及他们的心情。
“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几小时后被封锁
北京时间28日上午8点“天安门母亲”网站正式开通，几小时之后，就遭到当局有关方面的封锁。在北京的“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说：“半天不到，就被封了，现在必须用代理服务器才能看得到。”
八九“六四”简介
1989年4月15日，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继而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大规模街头请愿游行。
（当时各界游行录音片段）
“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要求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障人权！” ......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
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当时实况录音剪辑片段
(北京街头戒严部队的枪声和民众的喊声)
女：“快，快！近一点儿！快一点儿！”
男：“板车，板车！”
(枪声)
另男：“录下来这暴行！”
女：“救－护－车！快！救护车！救－护－车！”
男：“一个小女孩趟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了地上，然后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枪声 人喊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丁子霖：儿子蒋捷连在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四班学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丁子霖女士说：“小连是在29楼…本来两个地铁口之间，29楼前面有一个长的花坛。小连和他同学赶到那儿就赶上开枪，他们就‘猫’着，躲在那花坛后边。开始开枪以为是橡皮子弹，小连个子高，‘猫’着，一颗子弹射中他的后背进来，穿透心脏，没留在体内，又穿出去。他的同学在旁边，同学比他矮，就是脚上擦破一块皮。
他们两个人结伴去的，小连还跑了两步，说‘我可能中弹了，你快跑吧’，他跑不动了，说完就跪倒，趴在地上，就此昏迷过去了，血流如注。同学告诉我，民众先用平板车，后来看他血流得太厉害，一直昏迷不醒，马上又截了辆汽车…他就此再也没醒过来。后来儿童医院出的死亡证明，说‘来院前已死亡’，所以我知道他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
丁子霖与“六四”难属群体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到目前，她和几位难属一起，已经寻访到 188位死难者的亲属和71位伤残者。这些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当局对“六四”难属“三项诉求”和对话要求未予答覆
今年2月28日，127位1989年“六四”受难者家人和“六四”伤残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代表，题目是《天安门母亲的呼吁：关于“六四”，请政府拿出一个对话的时间表》。
早在1995年他们发表的公开信里，已经形成了‘三项诉求’，概括起来是三句话“调查公布‘六四’真相，依法进行赔偿，依法进行刑事追究”。到现在为止，他们年年写信，重申这三项要求。
当局至今对上述要求都没有给予答覆。
丁子霖女士：“天安门母亲”网站的建立
多年的盼望──
“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后几小时就遭封锁，丁子霖女士当晚接受采访，先谈这个网站的建立。
她说：“现在是网络时代，有各式各样的网站。这么多年，在我们的抗争中，天安门母亲网站得到很多友情网站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海外媒体，包括你们台，能够帮助我们及时把呼吁、诉求、心声传达给大家。对此，我们这个母亲群体一直都心存感激。
但是作为一个受难者群体，看见人家的网站我们很羡慕，几年前我们就有这个心愿，盼望能有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网站，充分把我们群体的活动，所思所想和诉求告诉大家，通过这个平台传递出去。
难属年纪大了，与时间赛跑的迫切──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促使我们这个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从1995年开始到现在，先后和我们一起在公开信上联署的难属，离开人世的已经有十八人，每年都有。这让人既心酸，又感到很迫切，我们也许看不到讨回公道的一天，我们更需要和时间赛跑，尽我们微薄之力。
寻求真相，留给历史──
我们觉得，光是说‘我永不放弃，我会坚持，我会继续’还不够，要趁我们还在、头脑还清楚、还跑得动、说得清楚、写得动的时候，把我们寻访到的真相、做过的事情，一件件、一桩桩，及我们所想到的，都作为一个数据库保存起来，留在人间，留给历史。
将来即使我们看不到这一天，自有后来人，根据我们所留下的材料，为‘六四’讨回公道。这点我们是坚信不移的，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活着一天，就必须做实事。
出版书，国内买不到；汇集资料，对得起倒下的人──
我以前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尤其是在海外朋友的帮助之下，先后出了三本书，但是这些书要买得到才能看得到，（被禁）买不到还有很大局限性。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能普及很广，还有很多书里没有写到的，很多图片，保存下来了的许许多多，我们现在公开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所以，我觉得时间不等人，我们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这些分散在各个地方的资料、埋在难友们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整理出来，给大家留下，才能对得起我们死去的亲人，对得起和他们一起倒下的人，也对的起自己的良心。
“IFC爱抚思志愿者团队”的技术援助──
难友们达成共识，但真做起来很难，年纪都大了，每人几乎都有这个那个病，精力有限，会电脑的太少了。
这时，我们和‘IFC爱抚思志愿者团队’共同主办这个网站，爱抚思团队提供技术援助，他们是义工，费用都是他们自己捐助，我们心存感激。这么多年，他们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现在也不愿透露他们的名字。得到他们帮助后，我们就想，今年年底能不能建立起来？没想到他们效率很高，在美国他们要工作谋生，剩下时间夜以继日帮我们做。我们共同设计栏目，文字由我们整理提供，也很紧张，网站提前建立了。
蒋培坤先生：“天安门母亲”网站栏目介绍
蒋培坤先生介绍“天安门母亲”网站栏目：“第一部分是关于‘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简介，这部分分三方面──第一、‘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及构成及概貌。第二、‘天安门母亲’的诉求信念及主张。第三，‘天安门母亲’的足迹和历程。
第二个大栏目：‘真相与记忆’──‘六四’死难者名单、难属的证词、寻访实录。
第三个栏目：‘呼吁与表达’──主要是我们历年来的公开信、一些文稿、告同胞书，历年一些重要的采访、专访，有文字记录的。（这部分还没整理）
下一个栏目是‘六四’文献资料库，图片与声像等，现在有56幅死难者的照片，以及介绍。
我们这次还公布了两张‘示意图’──‘六四’死难者遇难地点示意图，及死亡医院的示意图。 中间还有‘本站推荐’──文章是滚动的，包括我们自己写的，以及转载的比较好的文章。
还有一栏：‘评论与争鸣’涉及‘六四’事件、‘八九’民运的，涉及‘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各种各样的讨论、质疑、批评等等。此栏正在建设，还未开通。”
蒋培坤先生：网站被封不意外，希望大家用代理服务器看
记者：“这个网站被封，您有什么感受？”
蒋先生：“这也没有什么意外，持有不同政见的网站，他不可能给你自由流通，可想而知。我们建立这个网站，因为现在国内网民很多都利用代理服务器来看海外的网站，希望大家能通过代理服务器看到我们的网站。服务器放在海外，向全世界说出我们的声音，总是有各种各样可能转到国内来。”
丁子霖女士：网站被封，是制度决定的
丁子霖女士：“网站被封，是我们意料之中，这是制度决定的。现在整个新闻没有开放，‘六四’没有解禁，所以今天上午能放那么两、三个小时，我觉得已经很意外了，至少让人家知道‘天安门母亲’有个网站。”
蒋培坤先生：请记住“天安门母亲”网站网址。“天安门母亲”网站网址是：www.tiananmenmother.org
丁子霖女士：天灾与人祸
天灾与“豆腐渣工程”人祸──
丁子霖女士：“这次汶川大地震是我们民族的又一个大悲剧，是‘天灾’引发的，但是再加上‘豆腐渣’工程的‘人祸’，就造成了…刚才我看报6万8千多死亡（28日报），再加上1万多失踪的，遇难者就达到8万，再加上日后伤重不愈、不治身亡的，那就超过8万了。这是令人悲痛的。
我们每个‘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和四川地震遇难者家属心情一样、感同身受。我们这个国家今年真是个灾年、死亡年。年初雪灾，那么多同胞被剥夺了生命，受灾受难，接着又有交通事故，有死难者，接着又是‘5.12’大地震...
想起“六四”，纯粹的人祸──
正像有的朋友给我们网站发来贺辞说的那样──‘六四’在当局是个敏感的字眼，偏偏‘六四’周年快临近了，青川又发生了规模6.4地震，震的还有完没完？
但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灾难面前，我觉得在大家遭大难的时候，所迸发出来的举国同悲，全民哀恸。我很自然地就想起，将近19年前，儿子遇难的情况，那是一场纯粹的人祸呀！共和国军队，枪杀学生和平民，不是人祸又是什么！”
丁子霖女士：想起久违的1989年民主民热情
丁子霖女士：“我又想到他们在屠杀之前，1989年时民众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要求民主，要求反对腐败，反对官倒，要求新闻自由等等那份热情，久违了！真的久违了，被野蛮的屠杀，硬把我们民族这份热情压下去了，压下去那么多年，以至于新的一代人不知道有‘六四’这回事。这是当局故意制造的遗忘。
可是，在这次大灾面前，全国和全球的华人以及国际友人、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着四川的地震，就像当年国际社会关注‘六四’大屠杀，关注屠杀之前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众的热情一样。我觉得这一幕，让我们这些经过这场劫难的人，不由自主就想起了这些。”
丁子霖女士：良知没有丧失干净，我看到希望
丁子霖女士：“从这里，我觉得又看到一丝希望，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不管共产党当政者如何费尽心思，想要把‘六四’这段历史抹去，把他们这段罪恶抹去，从人们记忆里挖掉，做不到的！把民众的热情，像浇一盆冰水，把它熄灭，不可能，扑灭不掉的！
他可以压一年、两年、三年…他也可以用强权、政治迫害来压、用经济、名利场来诱惑，但是真正有良知的，或隐藏在内心的，总有一天会迸发出来，释放出来。
我觉得，这次民众对灾区遇难同胞的那种关切，让我觉得中国人的心并没有冷，我们的民族还没有被共产党弄得那么冷漠麻木，良知还没有丧失干净。所以，从这里，我还能看到希望。”
丁子霖女士：国旗第一次为遇难平民降下，进步不能到此为止
丁子霖女士：“国旗能够第一次为普通民众降下，我个人认为这是政府的一个进步，不管它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不管它是遇到压力的，还是它天良发现了。不管怎样，国旗是为遇难的平民百姓降下了。这是1949年他们掌权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哀悼了三天。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大家抗争来的。我们要珍惜这一抗争的成果，也要肯定政府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进步。
问题是不能到此为止，我们还得推着它往前走，被迫的也好，自愿的也好，只有往前走，没有回头路。而且，这个人祸，就是制度造成的。这个制度，就像我们网站发刊词里讲的‘不改就不行，非改不可’。”
丁子霖女士：两个“母亲群体”和人类普世价值
丁子霖女士：“19年前那场‘六四’屠杀，中国大地上涌现、自然形成了一个‘天安门母亲’群体，19年后，汶川大地震以后，中国大地上又涌现、自发形成“四川地震母亲”群体。
我看到网上那些母亲捧着孩子们生前的照片，排列整齐地在那里和平请愿，要求政府追究和惩办‘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我想，母亲们也是被逼到这个份上，母爱是人的天性，对母爱的尊重也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丁子霖女士：对生命的关爱与麻木冷漠
丁子霖女士：“从母爱，又联系到对生命的关爱。这次对灾区遇难同胞的关切，这份情感，就升华到人类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对死亡的敬畏和诫拒。我想这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身上的体现，我们要珍惜这些，保存下来。这是一份非常可贵的情感。
过去，我们常常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麻木冷漠感到悲凉──1989年的那份热情哪儿去了？共产党的那种利益的驱动就这么灵啊？我们常常为此感到悲凉，觉得这个世界是太势利了！有时候看到国际社会在外交场合对中国政府可以提这个事、那个事，‘六四’已经闭口不谈了。”
丁子霖女士：挺直脊梁骨，坚持正当诉求
丁子霖女士：“‘六四’过去了吗？这点我们已经明确了，得靠自己！这也是这次决心要建立这个网站──一个人如果自己脊梁骨不硬，腰板不直，自己不争气，光靠人家来扶你，人家来替你呼冤，替你来对加害者施压为你讨公道，世界上没这么好的事！
自己首先要争气，把腰板挺得直直的，骨头要硬硬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要顶住压力，坚持自己正当的诉求。但是不能着急，不能随风摇摆，只有自己坚持，人家才能帮你。
我们欢迎来自方方面面的善意的支持和关注，但我们首先自己要努力。所以，这次四川大地震，可以说，我们心情一直是很沉重的，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难友们见面，谈的也都是这些事。”
丁子霖女士：今年“六四”开通“天安门母亲”网站，公布两张图
今年的特别祭奠：网站开通和公布两张图──
丁子霖女士谈今年“六四”特别的祭奠方式：“今年‘六四’19周年，我们不写公开信了。
去年我们以座谈纪要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诉求和我们的理念。今年，一个是我们网站的开通，作为纪念19年前遇难的同胞，我们公布这两张图──这也是一个朋友友好的创意。
来自三个方向的“T”形血路──
根据我们以前陆续公布的名单，有遇难者的名字和遇难地点。如果有医院的话，记录送到哪个医院。在北京地图基础上，我们把遇难者、遇难地点标上，一张血路图就显示在面前了。
你看，那天夜里的屠杀，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戒严部队向天安门行进。
西边，从五棵松──公主坟──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南长街──天安门。
东边，从建国门──东单──南池子──正义路口──天安门。
南边，天桥──天坛──前门──珠市口──到天安门。
图是白的，地点是黑的，遇难者名字是红的，非常明显。我第一眼看到时，非常明显是一个‘T'字形血路。这条血路是由我们亲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他们的鲜血铺成的。戒严部队就是从这三个方向，奉的邓李杨的命令杀进来的，到天安门。
驳“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
他们不是说天安门没死一个人吗？我们现在寻找到的虽然就有几个名字，但是在广场的方圆之内，纪念碑、旗杆下，人民大会堂旁边，小平房顶上，革命博物馆前面，有名有姓倒下的人。这是铁的事实，能抵赖得了吗？”
丁子霖女士 :唤起知情者的记忆与良知，请多给我们一点线索
丁子霖女士表达她的希望说：“我们今年公布这两张示意图──遇难地点图和死在医院的图，标明我们已知道的有多少。公布这个，只是想唤起知情者那份已经埋藏得很深的记忆，更希望唤起他（她）的良知，能够给我们提供多一点遇难者的线索。
譬如，这么多医院的示意图是我们难友自己想出来的。到目前为止，除了301医院蒋彦永医生在和我交谈的时候告诉我，他当时亲手抢救的送到301医院的‘六四’多少伤员、死了多少以外，（其他知道死在301医院的）几乎就没有。
北京这么多医院，当时救治了那么多，有抬到医院死了的人，复兴医院那么多，自行车棚里尸体都摞得成堆了，可是没有一个医院医务人员给我们提供哪怕一个数字。
救治者，如蒋彦永医生，当然不知道死者的名字，能提供个人数也好啊！只有我一个老朋友，在1989年知道我们儿子遇难了，他（她）是看着我儿子长大的，不忍当时来看我。8月份来看望我的时候，他（她）家有人在协和医院工作，就告诉我，不是你一家的不幸，协和医院到8月份，冰柜里还有四十多具尸体没有被认领。这位朋友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和我丈夫都清楚记住了这句话。”
丁子霖女士：哪怕一星半点线索，我们都会继续去找
就是这么一点线索，在偌大一个北京，这么众多的医院，这么多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但面对‘六四’的禁区，噤若寒蝉。我想，他们中间不可能一个人都不知道我们这些难属正在寻访，但就是一个都没有说，哪怕间接的、匿名的告诉我们一下，也没有。
所以这次我们也公布这个在各家医院的死亡人数，我们也想唤起北京各个医院当年的医务人员，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我们去找。我们有网址，他们也可以不留下自己的名字。
北京现在搬迁变动很大，有时候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线索，也联络到他们的家人，证实这个大学生死了，有名有姓，死在哪个医院。但是我们再三去找，他（她）家属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记者：“到现在寻访到的遇难者共有多少位？”
丁子霖女士：“我现在只能说188位，此外有几位还要进一步落实。”
记者：“伤残者呢？”
丁子霖女士：“还是原来说的七十多。伤残者就更不愿意说了，因为他（她）毕竟是幸存者，和遇难者有所不同。有的伤残者很勇敢，也提供过证词、参加公开信签名。”
记者：“今年‘六四’19周年，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丁子霖女士：“我们希望网上的两张示意图能够推动寻访活动进一步开展，方方面面，直接间接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哪怕有一星半点线索，我们都会继续去找。”
张先玲女士：看见废墟下埋的孩子，就想到“六四”被枪杀又被埋的王楠
“六四”难属张先玲的儿子王楠1989年遇难前是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19岁。在1989年“六四”屠杀中，被戒严部队枪杀后，遗体又被戒严部队埋在天安门广场边二十八中门前土地里。
今年在大地震之后纪念“六四”，张先玲女士接受采访说“我看到废墟下埋的孩子，就想到王楠当时的样子。他有一张被从坑里面挖出来时的照片，人都变了形，身上全是泥土，跟地震中遇难的人有些相像，但原因完全是不一样的。
张先玲女士：医生见到王楠时，还是可以抢救的状态
张先玲女士：“那个是天灾，而这个完全是人祸，而且王楠完全是可以救活的人，反而给他置于死地。医生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抢救的状态。埋的时候，他已经死亡。他是三点半钟左右死亡的，估计是六点钟左右才埋下去的。”
张先玲女士：为不让卫星拍照，长安街上死后被埋的不止王楠一个
张先玲女士：“埋的目的就是当时不让…据说卫星能够拍下长安街上的情况，当时就是不愿意让卫星拍下来。所以就把长安街上死的人埋了，也不止他一个。”
记者：“现在知道的，当时到底埋了多少人？”
张先玲女士：“一点都不知道。我只是从我的寻访中，确实从我孩子那个坑里就有3个人。在我寻访过程中，曾有个叫张慧敏的人，她丈夫叫苏生机，他丈夫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在我们整个名单里大概有13个这样的人）。
因他丈夫是8341部队转业的，很多战友转业在人大会堂、国务院、新华门里边，她丈夫的一个战友告诉她说，人大会堂外边也挖出一些人。她听说后，就和他丈夫的战友跑出去看，已经被拉走了，她没有看到。我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有埋人的。
后来我就联想起，在人大会堂外边，原来大概有两排松树，下面至少有一米见方的土地。‘六四’后，松树都没有了，都铺成方砖了。但确实在那里埋了多少人，在什么地方埋了，还没有确实的消息。”
记者：“王楠被埋的确切地点在哪儿？”
张先玲女士：“新华门东边，国务院东门的外边，大概有几十米，旁边有北京市第二十八中学，现在改名叫长安中学，就埋在大门东边的草坪里。”
记者：“是什么机会就挖出来了？”
张先玲女士：“当时坑挖得比较浅，裤腿都露在外面，一下雨就有腐烂气味，学校要开学，就报告了。挖出来，去领尸体的医生告诉，确切的是坑里埋了3个人。
王楠穿着一身军服，尤其是当年发的军用武装带，戒严部队以为他是个战士，就把他送倒医院去了，人家来查了几次，他不是战士，就通知学校了。我觉得就是天意，否则谁能想到在那里还能埋人哪！”
张先玲女士：我们夫妇不敢看地震人被埋的情况
这次我看到地震，第一个场面我就特别难过，所以后来我都不敢看地震。我先生一看地震的情况，心脏病就犯了。确实太跟（王楠被埋）那情况相像了，不过一个天灾，一个人祸，瞬间人就没有了。
在地底下的人能挖出来，我也很高兴，毕竟把他给挖出来了，可是我们的孩子，明明可以救，不救，给他弄死了再埋起来，什么样的一个对比啊！”
张先玲女士：肯定进步，珍重生命，反省摧残人性
张先玲女士表示：“无论如何，他这次表现总还是有点人性，还是有一点进步，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肯定。中国人长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对人性蔑视。地震唤起人们人性的一面，能看到大家...包括政府方面对生命的尊重珍惜和人性之爱，我觉得还是好事情。
我自己有两方面感受：对罹难同胞突然在天灾中丧失了生命，他们亲人的悲痛，我们也感同身受，因为我们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
但我们受到的待遇是不相同的，尽管有些人在私下里对我们表示同情，但不敢公开表达。现在因为大部分是天灾，大家能够把心中人性的爱、同情表达出来，我认为这是好事，包括政府做的这些事，起码是人性的第一步。
希望他们能真正反省这几十年来对人性的摧残，从现在开始一点点恢复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的尊重，对人性光辉的敬畏，和对人性爱的提倡。这就是我在今年‘六四’十九周年的想法。”
张先玲女士：未及时允许海外救援者进入，最遗憾，最不该
对于没有及时允许海外救援人员进入灾区抢救，张先玲表示：“这是最大的遗憾，太不应该，当时我们呼吁了，我觉得这太不人道了。”
张先玲女士：地震前后事一定要认真追查，惩处责任者
张先玲女士认为：“地震中间，有些前因后果想起来也是非常不人道的。校舍塌了那么多，现在政府方面总结出那么几条理由，简直就是混话，不是理由，简直就是搪塞。
例如，第一说是‘震级太高了，所以学校房子倒’，震级都是同样的，不见得学校那儿震级就特别高吧？有的政府房子怎么没塌呀！第二，说‘正好学生在上课’，那人家也在上班呀。说‘学生人比较集中’，既然人集中，你设计承重量就应该比较大呀……
几条理由完全都不成立。地震中前前后后的事情，一定要认真应该追查，是谁的错，该惩罚谁就惩罚谁，否则后果一样不堪设想。如果不追查，实在是太不像话。作为家长，也不应该放过，不要再制造出一个‘四川母亲’群体来。”
张先玲：当局封网，犯罪杀人者害怕真相
“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第二天，张先玲女士说：“开通网站是我们想了很久的事情，在志愿者团队帮助之下，能正式开通，非常高兴。当局把它封掉了，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我们要拒绝遗忘，呼唤良知，说出真相，当局害怕的就是真相。真相一说出来，很多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就都明白了，到底谁对谁错，谁犯罪杀了人？犯了罪的人是最怕真相的。
网站昨天开通，我和两个难属交流过，他们也表示很高兴，今天还不知道已经封了。”
张先玲女士：管制新闻，虚弱无能；一种声音，奴化人民
记者：“封锁了你们的网站，您心里感受如何？”
张女士：“一是对他们蔑视，说明他们怕人说真话，才不让人自由表达意见。不光是我们，新闻他们也管得很厉害嘛，表现出虚弱无能的穷途末路的伎俩。
再一方面，我也觉得很无奈，大多数人只能听一方面的声音。如果不是有些什么办法的话，很难看到不同的意见，听到不同的声音。长期听一种声音，思想就会变得麻木，变得很奴化。我也感到悲哀，有时甚至好像没有希望。”
张先玲女士：毕竟网上有一片很热闹的世界，希望还是有的
关于网站，张先玲女士说：“我觉得这个网站非常重要，因为‘六四’已经过去19年了，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桩事情。
当代年轻人也很有正义感，也对共产党的一党独裁和我们社会的黑暗很不满。但他不知道，比他们早一辈的，十九年前的学生们已经为这个事情，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个网站开通之后，里面就有很多遇难者情况介绍，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形成情况介绍。
毕竟网还是有人看的，网上还有一片很热闹的世界，还是有些年轻人知道‘六四’这样的事情。 希望还是有的，道路可能比较漫长。
接触到一些20岁上下的人，他们对‘六四’这件事知道得甚少，觉得根本不可想像，不要说开枪杀人，就是像文化革命这种事情，都觉得‘怎么可能啊？’当然我把自己的事情和他们说了以后，他们也很愤怒。”
张先玲女士：坚持自己的主张，注重公民意识觉醒的过程
张先玲女士：“我觉得时间拖得太长了，我们从50多岁变成70多岁。政府居然这么多年都不能给一个公道！当时60多岁的人已经8、90岁了，他们也害怕自己在世的时候，看不到希望，他们内心有深深的遗憾，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论结果如何，他们总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注重这个过程，这也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
我觉得‘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形成，就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过程，当然我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维护自己权利的过程。这就是一种民主意识的苏 醒，这种苏醒，对每一个公民都是有用的。看到我们的网站人，也能提高自己的公民意识。维护自身的权利，我们国家、民族才能有进步。
网站里有很多栏目──评论，事实真相、图片，揭露出一些真相。同时，了解一些真相又没有地方说的人，也可以把材料提供到我们网站来。或者他们有什么想法，对我们的抗争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放到我们网站来。我们可以讨论、评论，加强交流。”
徐珏女士：儿子吴向东死于戒严部队的“开花弹”
中国地质科学院退休研究员、“六四”难属徐珏女士的儿子吴向东在木樨地遇难，死于戒严部队的“开花弹”。徐珏女士说：“他死时20岁，东风电视机厂工人。上大学的夜校，仪器制造大学，学电子仪器专业，已经学了3年，再有一年毕业。他是学校里成绩非常好的，年龄也最小。”
19年前，徐珏听到儿子遇难的消息，当时就昏了过去。她回忆说：“等我醒过来，医生说‘你要看，赶紧看看，说不定晚上解放军就把这些尸体都消去火化了’。我说 ‘那让我去看看’。两个医生就架着我，我一看到孩子，就趴过去想亲他。那两个医生都是年轻的大小伙子，架着我不许我，因为他死了已经有一段时间，有细菌什么的，他们硬把我给架起来。
看着孩子，子弹（开花弹）是从前面射进去的，后面出来。前面子弹眼儿只有一个厘米，后面出来就起码有5、6个厘米大，伤口的肉都烫得圆圆的。实际上可能是11点多受了伤，把他抬到医院里去，后来血就这么流光了。”
记者：“您见到他遗体是什么时候？”
徐珏女士：“4日下午五点左右。大概凌晨一、二点就死了。周围一具一具尸体，堆在那车子上，一个个没闭眼，全是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旁边是一个科技大学学生，这边也是学生。朝他脚的一排那里，又有老太婆，还有小孩子...真是惨无人道。
我们真是急得没办法，回家后想办法，还是北京人偷偷给开了一张证明，说是病死的，就可以到东郊火葬场火化。就这样，以病死的名义去火化。
尸体运过去以前，说要给他洗洗都没时间，就用冲汽车的高压水龙头在他身上洗，衣服都还没脱好换好，这边说‘解放军来了’，又马上把湿淋淋的东西往汽车里送…很小的一个汽车，就拉着他东躲西藏地绕小道到了东郊火葬场，去火化。
火化之后，有人说‘你们家属快走，到时候解放军一来，把你们当作是暴徒家属，给你们一车都打死’。”
徐珏女士：封锁网络，对国家发展不利，应呼吁开放网络
在外地出差刚刚回到北京的徐珏女士得知“天安门母亲”网站被封锁。徐珏女士说：“我觉得我们国家采取新闻封闭、对媒体封闭由来已久。但是，这次大地震，通过群众呼吁，外边救援队可以进来了，说明比以前有所进步，但对媒体、网络封锁方面，可以说没有任何改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很不利。
自由通讯，大家可以讲心里话，才能生动活泼，国家才能发展。这种封锁的策略实际是很愚蠢的。我们和全世界应该呼吁国家给媒体新闻自由、开放网络。在大家努力 下，说不定在一定的压力下，它会有所改进。”
徐珏女士：在地震中为生命抗争的人与为民主自由牺牲生命的人
徐珏女士：“从这次地震来讲，中央的领导能到第一线去，对生命的珍爱比以前有所进步，也是在世界大家庭的压力、帮助之下，他们能有所一点点改进。但是，总体来讲还存在很大问题。
这段时间虽然我出差，看到地震的情况，每天都在流泪，一个是为四川灾民承受了这么大痛苦，还是在坚强地为生命抗争，每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就对比我自己的孩子，在19年前……
地震是天灾，可‘六四’那时候，纯粹是人祸，他们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民主和自由，为了‘反官倒，反腐败’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就是在这样情况下，邓小平他们派了甚至坦克、机关枪等先进武器、几十万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野战军进入北京城，镇压了那么多北京学生、平民，还有外地学生，甚至用坦克压死了很多人。
这些，因为那时候我去找儿子，一路上都亲眼看到了。历历在目的场面，我永远不能忘怀。
现在已经十九年了，虽然地震后他们对生命能够有所珍爱，可是对我们已经死去的那些孩子，他们也是学生，现在地震中死的也主要是学生。
一个是天灾，我们孩子的死是人为制造的人祸，他们完全是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这些手无寸铁的为了祖国进步的学生和平民。”
徐珏女士：从“珍惜生命”到同情“六四”死难者
徐珏女士：“可是到现在，中央根本没有丝毫承认错误的表露，所以我心里边还是不断滴着血。19年，我们是非常难熬地过来的。我们要求对话，到现在理也不理我们。
马上‘六四’要到了，不管怎样，我是一定要给亲人扫墓的。既然为遇难灾民能有三天的哀悼，对我们的子女，在‘人祸’中被他们活活杀死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连我们自己去哀悼，也不允许，还有警察跟着！去年是这样，年年是这样。
今年我还是要去，不管他怎么跟着，就是把我抓起来，我觉得纪念死者、尊重死者、尊重生命，这是人类不可磨灭、维护人权最基本的保障。
他们都要剥夺我们，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靠全世界的力量，使我国领导能真正认识到，什么叫‘珍爱生命、尊重生命、尊重死者’，他们提高了认识，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
通过地震，全国人民好像都凝聚在一起，为什么？就是觉得应该珍惜生命，在人们整个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也许以后他们也会想到同情‘六四’死难者。”
徐珏女士：尚未给“六四”遇难者下半旗，但望不阻拦亲人哀悼
徐珏女士：“这次，我们哀悼在地震中的逝者，同时我们也哀悼自己的亲人，在‘六四’19年来，国家也没有能够给下个半旗。
现在我们也没有奢望能下半旗，但是希望我们去哀悼亲人的时候，不要对我们作任何阻拦或粗暴的行为，这可能对我们是比较最大的安慰。
本来我在出差，特别赶回来，就是为了‘六四’。不管怎样，我要抗争到底，有全世界的支持，我们会变得非常坚强。”
徐珏女士：坚持下去，一定要把公道正义讨回来
记者：“‘六四’过去19年了，提到‘六四’，您接触的现在20岁左右的人什么反应？”
徐珏女士：“我觉得有点麻木，有些孩子还可以，不反驳，但是有些对‘六四’的情况都不了解，在这种场合下，要是讲多了，人多的情况下，人家就会阻拦我们讲。个别时候，可以给讲讲。但年龄大一点的，他们还了解，对我们很同情。刚二十岁的人大部分都不了解情况。
想到我们这十九年来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甚至一开始我都不想活。现在我想，我要活得好，坚持下去，一定要把公道、正义讨回来。
我内心非常感谢国际力量对我们的支持，经济上、精神上各个方面，真的非常感谢！要不然我们真的没法维持下去的。现在我们越来越坚强，尽管我们老的老，病的病。”
被监控的“六四”伤残者
今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十四次“人权对话”在北京举行，“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先生5月23日被警方从家中带走，6月2日被送回家中，警方告诉他美国来了一个对话团，威胁说随时可以将他带走，不许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讲自己的事情。现在他家门前仍有警车、警察把守。
“六四”19周年前夕6月3日夜里，齐志勇先生表示：“这些都是压在我和许多人身上的黑暗的地方，应该去揭露它、透明它。
19 年前当政的政府派兵镇压了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和学生。在这19年当中，更换了几届新的政府，我都盼着他们能够有个新的说法。我总觉得胡温政府上来以后，应该有新的看法、新的解决对话，平和地与我们对话，向死去者的家属赔礼道歉，或赔偿，以平复老百姓心中的不满。没想到还是这样。
最近四川发生地震，我的心里也在悼念死去的百姓，心中不太平静。
明天就是6月4日，我就是在19年前今天夜里一点二十分在天安门广场被戒严部队开枪击中的左腿，现在还是残疾。
在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那些失去儿女的父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们，他们的心情更加悲痛，我永远不会随时间的流逝把‘六四’忘记。
尤其是在人权方面，2007年12月胡佳被抓，因言论、发表文章被判罪。还有很多人为争取言论自由进入大牢，导致他们的家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我为此心情非常不好。
现在北京夜已深了，马上就是‘六.三’、‘六.四’了。他们的部队是十九年前今天晚上九点钟从木樨地开的枪，然后进到天安门广场，坦克、开枪...所以我现在回忆起来心情很不好。”
尹敏女士：“六四”人祸，戒严部队打死那么多老百姓，十九年得不到解决
“六四”难属尹敏的儿子叶伟航1989年6月3日夜里被戒严部队枪杀，当时19岁，是高中三年级学生。 “六四”19周年前夕，从外地刚刚回到北京的尹敏女士，接受采访说：“这次地震，天灾造成这么大伤亡，那么多生命，刹那间全都消失，是非常悲惨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八九‘六四’的难属，那次作为人祸，枪林弹雨之下，打死那么多老百姓，打死那么多无辜的青年到现在没有一点说法，我觉得非常不合理，也非常不人道。
这19年对我们来说，实在各方面打击都很大，但是现在我们得不到解决，很无奈。他们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就是不能站出来谈这个问题，不能承担。
我们每年的要求也很强烈，迟迟得不到解决。我父母亲年纪都很大了，我一直在外地，最近这一、两天才回来。”
尹敏女士：19年前的6月3日夜里
尹敏回忆说：“1989年6月3日，我儿子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到晚九点多钟的时候，因我家住在紫竹院这边，离木樨地很近，听到枪声。我告诉我儿子‘你哪儿也不要去，外边开枪了’，他说‘好吧’。
因那时我们后边是个十字路口，各高等院校的学生来回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市民，是睡不了觉的，所以我们都到马路边上去看事态的发展，就没管我的儿子。他单独一个房间，在里边温书，我说‘你早点睡觉’，就出去了。”
尹敏女士：6月4日上午，以为儿子去上课，发现预备好的衣服没穿走
我一夜都没回来，一直到天亮四点来钟的时候，我想到儿子要考大学，我应该去买点东西，白糖鸡蛋什么的。我觉得儿子去上课了，因为他告诉我要去补课。当时我很傻，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买东西回来准备午餐，想儿子回来要吃饭。
这时，我突然想起到他房间看一看。一进门，马上就意识到事情不妙──他应该上学穿的衣服没穿走，擦得雪亮的皮鞋没穿，放在门口。
这时候，我马上把做着饭菜的锅和火全部关掉，和我爱人就奔学校了。”
尹敏女士：学校没上课，家中儿子书桌上摆着《纪念刘和珍君》
学校传达室的老头说‘你太傻了，这种情况还能来上课？我们今天根本没补课。’当时我的心就凉了，觉得这孩子要出事，有个预感。
回到家以后，我一看他的东西，桌上摆的是他们高三的语文课本《纪念刘和珍君》，摆得整整齐齐，写的笔记和日记。最后那个台灯旁边。这个条也可能是有意或者无意的，他写的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要笑着面对人生’。
记者：“是他特别找到这篇文章看，还是复习内容？”
尹敏女士：“总复习，就复习到这里。”
记者：“伟航高考志向是学什么？”
尹敏女士：“他是学理工。但是在学潮的时候，天安门绝食，他在学校是好学生，老师跟我讲，对他说‘谁上天安门，你也不能去，你是班干部’。儿子后来跟我讲，说‘妈我去过两、三次，我特别同情这些大学生’。”
尹敏女士：6月4日下午晚上的寻找
尹敏女士：“后来，我们饭也吃不下去了。我们院有一个腿被打中的孩子，住在海军总院，我就叫他哥哥，我说你给我看看医院里有没有我们家伟航。他说受伤的没有。
后来我和我爱人一直就找，先到了复兴医院，因为听说复兴医院的伤亡是最惨重的。到了停尸房，摆了一地都是尸体，我挨着个儿看，没有我的儿子。
当时我看的复兴医院的地上，大约得有几十上百。我非常遗憾就是没带照相机，当时那个情况没照下来。”
记者：“您说一地尸体，您看什么年龄段的比较多？”
尹敏女士：“一进门就是一个小孩、一个老太太5、60岁。我一进门，跟着人排着队，心情复杂得很。再往里走，原来那是复兴医院的一个停车房，停自行车的，作为临时的 太平间。进去一看，脚对脚，尸体摆一排一排的，中间留一个走道的地方，供这些人来看。我和我爱人就挨着个看。我看死者确实是年轻人比较多。
我们又到铁路医院、304医院...从我们家，沿着复兴医院往西，这边所有的医院我们都找了，都没有。
到晚上我们9、10点钟回到家的时候，还是没有。我们的同事、朋友都来了。
连夜到城里其它医院去找，也没有。当时就听说有的人被抓走了，后来我就让我们的同事......因为我们是公安部系统，通过关系问，被抓的有我儿子没有，他们也没打听到。”
尹敏女士：6月5日在海军医院“无名尸”照片中发现伟航
尹敏女士：“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出去找，他们说海军医院最多。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死亡的名单没出来，不让看，最后我们又到海军医院去看。先前我的朋友先去看，他们说有，但是必须亲属去确认。当时我已经起不来了，我爱人和几个好朋友就一块儿到海军医院传达室去看‘无名尸’的相片，其中有我儿子伟航。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记者：“ 当时叫‘无名尸’的有几个？”
尹敏女士：“好多。因为夏天，很闷热的天气，他又没穿制服，校徽什么都没有。就穿着运动衫、T恤衫、运动裤，身上没有任何标志。”
尹敏女士：大夫说这孩子来的时候并没有死
尹敏女士：“我的同事（医生）去确认回来以后，就让我给他找衣服。因为他马上要考大学了，我给他买了很多衣服。因为我这个儿子长得非常帅，大高个儿，白白净净的，长得非常英俊。所以，我给他买了很多准备上大学的衣服──西服、衬衫、鞋呀…最后让我的同事给他穿上。
我有一个好朋友去找他那个大夫，说这孩子当时来的时候并没有死，他的生命力真是旺盛，毕竟年轻。当海军医院大批抢救，九点半多开的枪，到11、12点的时候，伤员多得很。
我儿子离开家时半夜12点多，有的同事看见他了。大夫说有几个小伙子背他到的医院，说‘大夫！大夫快救救他，他还没死！’大夫看见他伤成那样，还有一点心跳。大夫正要休息，一看他那么年轻稚嫩的一个小伙子，就想抢救，后来发现后脑有一枪，没抢救过来。”
尹敏女士：见到儿子遗体
尹敏女士：“擦洗干净以后，他们才带我去看儿子。他们一开始不敢让我看，说太残忍了。”
记者：“您看到伟航的时候，看他的伤情，您见到他的心情？”
尹敏女士：“当时他们把衣服给穿得非常好，都弄得干干净净。把我带到海军医场院停尸房。他停在一张床上。我过去看见他的时候，看不见什么（伤），但我一看，这孩子太年轻了，太可惜了！在场的人都特别悲伤，我抱着他的头痛哭‘你为什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就走了！’我的心跟刀绞一样，因为我们娘俩的关系是最好最好的，我哭得有点起不来了，大家再三劝我。
第二天把他拉到八宝山的时候，在车上我抱着他，他的脸就开始发黑，鼻孔和口腔里就有淤血出来了。最后他的脸黑紫黑紫的，脸就很大了，整个都变形了。”
尹敏女士：一直旋绕在脑海里的问题
尹敏女士：“第一天穿衣服的时候，他们说什么都没有，送到八宝山火葬场的时候，打开衣服一看，胸前有三大道子黑紫的印，很宽的，后来我们推断是被打伤。
他的伤很重，至今我痛就痛在他是右肩一个贯通伤，打穿的；前胸一个闭合伤，没打通的；后脑有一个闭合伤。这个情况就经常在我脑海里，为什么他要受这个伤？打他的人太残忍了！
比如说，你要打他头是第一枪的话，打他的后脑部，他已经就完了，为什么还打他前胸两枪？假如先打他前胸两枪的话，他人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补他后脑这一枪？这个事情我就总想不通。看到我们难属的时候，我也问他们‘我儿子的伤，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一说到这个事情，我全身都发麻，现在就开始发麻。打他的人真是丧天良，太没有人性了！”
记者：“三处都是枪伤吗？”
尹敏女士：“是，他们老师来，到他房间一看，看到这个《纪念刘和珍君》，都很震动，都落泪了，说‘这孩子学习非常好’。他们学校还给他开了追悼会哪！”
在我的内心有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第一，我想寻找这四个人，谁背他去的？当时在什么地方找到的他？现在受政治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另外就是，谁他的他，打成这么惨？问题就在我脑海里，在我心里，这么旋绕着。”
尹敏女士：地震后对比“六四”──同样是生命
尹敏女士：“19年过去了，就这次灾害和‘六四’来比，我觉得共产党中央更应该拿出个高姿态来。同样是生命，为什么对我们的事情就置之不理？反而倒唱高调 ‘和谐社会’‘人性化’…那我们那些孩子呢？我们那些亲人呢？怎么安置我们？怎么抚平我们内心的痛苦和悲伤？尽管我们作了这么多年努力，迟迟得不到一点的解决，而且每年还要对我们进行监控，这不管从那条来讲，就他的‘和谐’和‘人性化’，我觉得都是虚伪的。”
尹敏女士：历年至今所受警方的监控
记者：“您历年受什么样的监控？”
尹敏女士：“每一年的重要会议、‘六四’，或者清明节，这些比较重要的日子，基本上对我都是监控的，最严重的是警车在我楼下。一直看着我。我出去买东西，带孙女去上学，带孩子看病，都是警车跟着，或坐着警车出入。
原来他们都是派警车，后来我找派出所所长，因为我孙女那时4、5岁，5、6岁（今年8岁），她很疑惑。在她的心目当中，警察是好人，无可非议，这是一般的教育，但她奶奶是她最亲的人，奶奶绝对不是坏人，这是她心里更明白的。她心里就有个障碍，为什么警察要看着我奶奶？孩子从小心里就有个阴影，有个模糊，对小孩思想影响挺大。
我就找到他们，毕竟这些年轻警察，和我死去的儿子年龄差不多，咱们都是母亲，也不愿意他们为这件事丢掉工作，也配合他们的工作。我就说 ‘你非要看我，也是被逼无奈，是受上边的指令，来看着我们，但是你不能用警车，否则我的下一代不知道奶奶是好人，还是警察是好人。所以最后他们把车就换掉了，换成一般私家车来看着我。
‘六四’又快到了，19周年，他们又来问我‘有什么事没有？要干什么事？’我很直截了当地和他们讲‘国难当头，抗震救灾，谁也顾不上我们，没人理我们。我们再怎么反抗，也没人答理我们，19年了，也没人管我们，我们也不可能作出什么过激行为。什么事都没有，你放心吧！我老父母病得很重，都是癌症晚期，所以我确实也忙不过来。”
尹敏女士：公开公正解决“六四”问题，否则“和谐”“人性”是虚伪空谈
尹敏女士：“这几年我们提的问题就是要求公开、公正、公平地解决这个事情，尤其今年的天灾，说实在的，对中国打击很大──春天南方的冰雪，这次四川的大地震...但越是这样，我越想1989年的‘六四’，人祸造成的这些伤亡，政府怎么来解决，怎么向人民来交待？越是这样，越有一个比较。
天灾造成这么大伤亡，你政府出面做了这么些事情，那么，我们那些人呢？人祸造成的呢？只字不提！我觉得这是不容许的。
越是这样，我们就越是强烈要求，对我们的问题要有个说法，那才是一个和谐、人性化的社会，否则完全都是虚伪的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