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地震一周后，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已知死亡人数达到4万多，受伤人数24万多，无家可归者，多达500多万。预估死亡人数将超过6万，经济损失将超过百亿美元。位于震中或接近震中的重灾区，三十年经济建设毁于一旦，等于推倒重来。
中外人士，极大地关注着遭受空前浩劫的中国，也密切注视着中国政府在这场灾难中的表现。
5月18日，中国政府宣布：设立三天哀悼日（5月19至21日），期间，全国下半旗，暂停奥运火炬传递。这是中共执政近60年来，首次，不是为领导人、而是为平民所举行的全国性悼念。
为此，有人称赞中共「进步」。如果这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么，这恰恰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证明批评和压力，有可能促使中共改变。多年来，每逢天灾人祸，就有人呼吁，政府应该为受难平民下半旗、设立哀悼日，却一律得不到当局响应。这次大地震之后，类似呼声愈加高涨，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都在不同场合、不同行文中，发出呼声：设立哀悼日，全国下半旗，暂停奥运火炬传递。或以批评，或以劝告，对中南海施压。
5月16日，远处中美洲的秘鲁政府，颁布最高政令，确定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在四川大地震中死难的中国人。秘鲁政府此举，显然极大地触动了中国政府。试想，如果秘鲁举国哀悼中国地震受难者，而中国竟毫无动静，中国人情何以堪？中国政府如何在国际上自处？秘鲁政府的决定，构成直接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急转弯，两天后，即5月18日，中共跟进，宣布设立中国的「全国哀悼日」，也是从5月19日开始。
首次接纳外国救援队伍，是中共在内外批评和压力下，被迫作出的又一调整。四川大地震发生之日起，多国就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向中国派遣专业救援队伍，协助拯救濒危民众。日本与加拿大等国的救援队伍，甚至立即待命机场，只待中方同意，即刻起飞。但中共当局却以种种借口，予以婉拒。在外界压力和民间批评声浪中，僵持几天后，中共最终让步，先后允许日本、俄罗斯、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救援队伍进入灾区，但已经错过了拯救生命的「黄金72小时」。与此同时，中共仍然婉拒来自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救援队伍，尽管，中共也清楚，美英等国救援队伍，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装备、技术和最训练有术的专业人才。
灾情相对公开，镜头相对直接，是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国媒体报导方面的又一大「改善」。毕竟，中共需要履行对奥运会的承诺：自2007年1月起，开放境外媒体，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和报导。与「承诺」对应的，就是国际监督与国际压力。既然纸包不住火，不如自己公开。外界并不知道，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内情和激烈程度，但，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如温家宝等人，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承诺」，来打开官方新闻封锁的沉闷局面。
必须提到的，是跨越省界国界的互联网，对灾情公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次大地震，强度极高（已经修正为8级），波及范围极大（大半个中国），四川省内的许多市、县，尤其被深山阻隔的镇、乡、村等，得不到政府的及时救援，当地民众纷纷展开自救和互救。知情者将这些得不到政府和外界救助的灾情，及时传到互联网上，补足了官方媒体的「疏漏」，更塑造了中国地震灾情空前公开的「新形象」。就此，应该说，中国网民功不可没。
中国网民还集中曝光：地震后，学校倒塌最多，无数花季儿童惨死。于是，民间纷纷质疑「豆腐渣工程」，谴责贪官污吏，问责于中共各级政府。中共当局虽百般辩解和淡化，但也不得不表态：灾后要予以调查，发现问题，将予以追究。
这一切，诚如著名作家章诒和的慨叹：「仅仅是政府、国民在抗击灾难、拯救灾民吗？不，灾难和灾民也在拯救政府和国民，让权力学会靠近人性，叫人心学会仁厚悲悯。」
说到中共表现，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调整」。而中共的这些「调整」，均属被动。中共之改变，永远落在民众之后，而且是在民众的不断批评和外界的持续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
不管是台湾的「九二一」大地震，还是美国的新奥尔良风灾，执政的台湾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受到民间的激烈批评，或被谴责缺乏预警，或被批评救援不力。民选政府尚须批评，何况专制政权？当然，相对而言，民选政府更在乎批评，专制政权更不在乎批评，但这绝不是专制政权不应该受到批评的理由。而且，事实证明，专制政权仍然惧怕舆论，舆论的压力，或多或少，令其忌惮，或稍加收敛，或改弦易辙。
犹记四川大地震发生后，某种声音甚嚣尘上：「这种时候，救灾要紧，不要批评，不要谴责......」或者「先救灾，再反思......」于是形成一种奇特的逻辑：太平盛世，不能批评，因为，「政府已经做得很好，无需你们多嘴」；天灾人祸，不能批评，因为，「救灾要紧，谴责无益」；灾难之后，不能批评，理由是，「何必纠缠过去？一切向前看。」
于是，在中国，每一次天灾人祸之后，政府和民间，鲜闻反思与批评，只见感恩涕零的歌功颂德。以年初的大雪灾为例，事后，何曾有人反思？何曾追究政府责任？几个月间，只有对「藏独」的围剿，只有对奥运火炬的狂热。大雪灾的悲剧，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出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发生大饥荒，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直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四十多年过去了，天灾与人祸的恶性循环，并没有终结。迄今未能建立起保障监督与制衡的民主制度，是其中关键。
但愿，经历大地震的阵痛之后，中国上下，能够痛定思痛。民间逐渐强化自主与监督，政府逐渐习惯问责与批评。使即将主办奥运会的中国，理性地，成熟地，迈向文明和进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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