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 195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至今。1995年创办《冰点》专版。11年里，《冰点》广泛报道当代中国的各个领域，触及多个有争议的话题，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2006年1月末，《冰点》被中国当局停刊，李大同被免去主编职务，停止编辑工作。李大同著有《冰点故事》和《用新闻影响今天》。)
西藏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国际舆论严重关注
这次北京奥运火炬的传递，在英、法等国家遇到了空前的混乱，几乎成了一场闹剧。为此，中国政府在自己的媒体上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反击"。现在，火炬进入国内，这场媒体大战总算告一段落。
中国政府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羞辱，货真价实的羞辱。近20年来，中国的形象还没有像这次这样遭到重创。可以拿来作比较的，是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事件，那时中国政府同样遭到了全世界的严厉谴责，欧美国家联手制裁，中国国家形象几乎破坏殆尽。
不过，对天安门镇压行动的后果，中国政府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维护政权，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不惜付出这样的代价。邓小平很清楚，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制裁不可能持久，可以挺过去。邓同时完全了解修复形象的重要性，早在1990年，他就发出了要申办奥运会的指示。
近20年过去，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越来越淡化，而中国经济却有了令全世界惊讶的高速发展，如今经济总量已进入世界前五名，没有哪个重要的国家感受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经过2000年奥运会申办失败的挫折，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地给予了中国。
软实力的力量
应该说，作为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WTO成员国，中国举办一次奥运会的政治权利，无论如何也不比1988年的韩国军政府差；而中国强大的国力，也绝不会像希腊那样因举办一次奥运会而背上沉重的债务。
就举办一次奥运会的硬实力而言，中国绝对属于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对这一点，中国政府确实信心满满。火炬全球传递的设计，意在赢得全球的欢迎。没想到却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羞辱。
天安门镇压事件使中国政府遭到全世界的严厉谴责，中国国家形象几乎破坏殆尽。
中国政府没有想到，问题不是出在硬实力上，而是出在软实力上。所谓软实力，其实质是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这个国家在实现人类普世价值上所达到的程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的信任度。无论奥运会怎样声明与政治无关，也难以想象会将主办权交给还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时的南非，也就是说，奥运会的政治底线实际是存在的。
公平地说，在人权状况的实际改进上，中国近20年来并非毫无进展，如果从程度上衡量，甚至完全可以说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好的时期，这也正是中国政府感到忿忿不平之处，"为什么没人说我做得好的地方"？问题在于法律和制度--中国社会人民自由度的增加和人权状况的改善，仍然缺乏坚实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党权高于一切仍是中国政府的实质。
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既可以适当放松，也可以随时收紧，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进步不是不可逆的，风平浪静时可能进步一些，一有风吹草动，传统一党专制的体制惯性就会再现，其愚蠢和暴戾会让世界震惊。
保障公民权利
譬如，在临近奥运会，世界都注视着中国人权改善状况之际，中国偏要将一个仅仅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几篇政见文章的文弱青年胡佳以什么"颠覆国家"的罪名投入监狱。当外国记者当面提出质疑时，素有开明美誉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只好硬说中国是个"法治国家"，在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这种辩护是多么无力和可笑。中国政府为什么在要紧关口上非要做蠢事，实在是不可理喻。
这次西藏事件，本可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无非是有些人要走出寺庙抗议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呢？依法规定好时间和路线，走完了，喊完了，还能怎么样呢？而越是压制，就越是会引起反弹，最后发展成骚乱。
一个法治国家，当公民要求游行示威的权利时，理应保障；而发生违法事件时，则应当毫不犹豫地制止。可是，部分僧人游行的合法权利被粗暴制止，骚乱发生后却担心"国际舆论"要保持"克制"，没有任何警力及时干预，导致重大财产和生命的损失，这是严重的处置不当。
对西藏问题的爆发事前缺乏足够的信息和预案，事件发生后，条件反射般将外国记者赶走又不得不"组织"回来；一古脑儿地将万恶罪名扣在达赖喇嘛头上，国际压力增大后又转而和达赖喇嘛会谈；处处显出政府的被动，专制体制的愚蠢莫过于此了。
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才能变得"聪明"一点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老老实实按宪法和法律行事，宪法给予公民的权利就要无条件保障，而法律禁止做的事情要雷厉风行地制止。譬如你愿意在家乐福门外举个牌子抗议当然可以，然而你阻拦其他顾客进去购物甚至冲进商场扰乱秩序就必须让你蹲两天班房。只有这样，这个政府才能真正聪明起来，国家的进步才会让国际社会有良好预期。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