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作缘起：以亲身感知探讨医疗保健制度
（二）在美国治疗心梗
（三）在中国治疗肾癌
（四）中国医疗改革的道路：从两个少数发展到绝大多数
（五）美国医疗保险小议
（六）山外青山楼外楼--台湾特色
（七）怎样突破经费瓶颈
（一）写作缘起：以亲身感知探讨医疗保健制度
本文的几个部分分别写于最近三四年当中，想根据自己在中美两国的实际感知，探讨医疗制度问题。不过因为引据的实例，可能带有个案性质，具有具体的时效性国域性，未必能够以一当十当百，所以难以避免某种片面性，但却是真实的具体的，因而仍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中国医疗改革走的是市场化道路，让药商赚钱，医院或自负盈亏，或上缴利润，政府尽量减少卫生投资。医生收红包、开大方早已成了公开的规则。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已经成了十三亿人口中绝大多数弱势人群难以摆脱的困境。药店、医院大门开，有病无钱莫进来。这方面见死不救酿成的悲剧故事，数不胜数，媒体报道有的是。有鉴于此，胡温当局近年开始了医疗改革，以图缓解农民和城镇贫困人口的看病问题，化解舆论的强烈呼吁。
两个月前，2月18日，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就看病难和看病贵说了一通引火烧身的话。他说："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这段话来自：lzyty《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贵是中国》http: //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43547.shtml）此话一出，招来网上一片怒骂之声。
中国看病难不难？贵不贵？抽象地辩论是说不清是非的。CCTV近日还在不断做节目，企图回答这个问题。例如，展示北京协和医院挂号的人要排几天的队，证明"看病难"所言不假，其实也只是在协和这样国家最顶级的医院才这样。难不难的根本问题，不是挂号难，而是没有钱难看病。
笔者和老妻几年前两次到美国探亲，老妻两次住院，接受治疗，对美国的医疗也算有所感知。自己现在又身患肺癌，最近几个月不断进出医院，对于中国医疗情况也有感知。如果仅仅就难不难和贵不贵而言，我敢断然回答，一般而言，中国看病确乎是最不难、最不贵者也。
在绝大多数医院，中国看病是现挂号现看，美国看病，除了急诊，要先电话预约--不过在美国连理发也要预约，恐怕是中国人匪夷所思。就这点而言，中国看病当然不难于美国。美国医院的住院费（床位费）平均是每天２０００美元，挂号、诊治费用也是相应地收取，中国的住院费现在济南为人民币60元，看病当然是中国便宜大了。
看病难不难和贵不贵只是问题的表象。根本的问题是医疗卫生制度如何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以自称人民政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自居的中国，建国至今却是世界上民众医疗保障最差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有责任来共同议论这个问题。
（二）在美国治疗心梗
2004 年我和老妻王复珍在美国探亲，住在马里兰州。到美国探亲的人都知道，在美国最害怕的难题就是生病支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可是偏偏碰上了老妻心梗，最后结算，13张帐单共计370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0万元。37000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我儿媳妇在马里兰大学生物研究所做博士后一年半的工资。全家六口人就依靠这个钱维持最低的生活，因为我儿子已经失业半年了。
我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就在我们刚刚住满半年的时候，老妻连续多次发生心绞痛，而且逐渐厉害，因此７月３日到本地的急救站看急诊。可是因为毕竟自己还吃了一些急救药品，如速效救心丹，到晚上病情缓解。这种情况要是在中国，医生就要叫你回家，等有情况再说。
但是急救站坚持要转入病房观察。经过医生细心耐心采取多种手段的检查，直到７日确诊为"心肌梗塞"。造影检查的图片清晰准确地显示，在一条支动脉上，有一处粗细长短好像大米粒的梗塞，阻断了血流。诊断书判定梗塞度为99%。医院决定，第二天，８日，转到华盛顿的一家医院做"支架植入"手术。手术时间是下午５时开始，预计１小时。到６点１刻钟，到华盛顿陪老妻做手术的小儿子文青打电话回来说，手术已经完毕，情况良好，照片显示，梗塞物已经清除，只需要留院再观察一天。９日下午３时她就出院回到家。
１０年前，我的母亲和几位同事为心肌梗塞抢救所经受的巨大痛苦与长期治疗，我还记忆犹新。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心梗"是没有先兆、无法防范的，只有等到完全梗塞，最后进行抢救了。这次老妻得到及时诊断，并采用了"支架植入"新技术，从而防止了严重后果。这是医学科学的新成果造福人类的又一个适例，也是可敬的美国医院医生良好的服务给予的恩惠。
不过，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美国的"以人为本"的医疗制度。在美国，第一是生病进医院只需要登记姓名与住址、电话号码。不问你是不是美国公民，有没有绿卡，也不要预付押金，医生也不是每天看病人有无存款才决定是否治疗并给予开药。总之，医院医生只认人，不认钱。只要进了医院，他们就要想方设法给你治好病。将病人拒之门外、弃之门外，那是法律不容的严重犯罪行为，任何一家医院、任何一位医生，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事，那就身败名裂，为社会唾弃。
当时，我儿子已经失业半年有余，家庭生活全靠儿媳的博士后工资年金二万多一点艰难维持，已经到了入不敷出，因此，老妻一进入急救站，就把经济情况告诉了医院，他们就知道我们是无法承受哪怕是最低的医药费的，可是医院医生却完全置之不顾，一门心思就是查清病情，治好病人。
最后的结果是从一个月后开始，我们陆续收到13张帐单，总计约37000美元的欠帐。在美国，有超过80%的人买了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由雇主给买。这些买了医疗保险的病人就把帐单转给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付账，病人要承担多大部分费用，也就要看合同的条款了。那一年，美国还有约5%的人没有买医疗保险，主要是穷人，这和欧洲、加拿大，甚至前苏联与今俄罗斯等国家的全民免费医疗比较起来，就显得问题多多，所以美国的医疗制度经常受到猛烈的抨击。
可是，在美国对于那些确实生了病而又确实没有钱买医疗保险的人来说，它还有一个相当庞大的慈善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慈善机构，有政府办的，也有教会办的。他们不但可以救助本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还可以救助像我们这些探亲者。
我儿媳妇的一位土耳其同事，她的母亲几年前也在美国得过心梗，做了手术，数额超过了37000美元，最后得到全额救济。但"911"后修改了法律，这项救济范围大大缩小，像我们这样的探亲者就难以享受了。
按照美国法律，旅游探亲者在美国是不准做任何赚钱的事的，因此我们在美国按照法律而言是不可能有任何收入的。其次，作为法治国家，儿女没有为父母还债的责任与义务。根据这些原则，我们以护照的复印件做证明，写信向一家政府办的救济公司申请医药费救济--据说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救济。几天后，这家公司的主管即复信道，根据他们的条例规定，只能给我们救助住院费22000美元，于是我们把住院费的帐单寄过去，了结了一个大头，其它的帐单，我们只好一家一家地请求免费。
剩下的15000美元欠账，按照当时8•27的比价，约合人民币124000元，我们哪能还得起！这些钱包括医院、医生、检查、药房、救护车等等的帐单，因为美国住院不是给病人开出一个综合帐单，而是各收各的钱，各要各的帐。
我举例一说。我的老妻出院之后，按照预约时间，到指定的诊所复查--美国医院没有自己固定的医生，医生都来自诊所，当她到达这家诊所的时候，发现住院诊治的医生正是来自这家诊所。他们已经开出了一张4千多美元的欠帐帐单，挂号小姐要求付款。我儿子说，实在是没有钱。她说那就给你打对折好了。我儿子说，打对折也付不起。小姐大概是为了给一个下台的面子，说，那么把复查的时间给你延后两周，你在某日某时再来好了，但是要一次结帐。
照说这样就可以脱身了吧，没有想到笑嘻嘻的小姐说，我这里有三种药，是厂家作为广告免费赠送的，因此每种送给你吃两周的剂量。我们计算了一下，这些医生指定必须要吃的药，到药房购买，大约要200美元。
200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中国人普遍公认，在美国每人每月伙食费约为100美元。
这样的赠送实在叫人太感动了，因为此小姐明明知道我们是没有钱的"穷鬼"，绝对不会再上门送钱了，却还要拿了"肉包子打狗"，这样的好心好意，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
我觉得体现在普通美国人身上的伟大的同情心和对人的信任与诚信，确实是了不起的。
这些欠帐最后都"赖"掉了。
因此，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医院医生，给予我们如此慷慨的伟大的人道主义救济，怎么能够叫我们不感动呢？如果我在这里说一声心存感谢，大概不至于被骂为"卖国主义"吧？
既然连我们这样的探亲者都能够得到如此慷慨的人道主义救济，那么。那些买不起医疗保险的美国穷人，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遭遇，我们就不难猜想了，不过，据我所知，如果买得起医疗保险却不买，企图耍赖皮的人，他们是很难蒙混的。一旦出现赖帐的事，丧失了信誉，那在美国以后的生活就会寸步难行了。再说，依靠救济治病毕竟是不得已的办法，因此不会被人轻易选择。
美国绝对不是"医院大门开，有病无钱莫进来"。美国的医院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病人见死不救不但在道义上要受到指责，而且在法律上要承担责任。它收留病人，不需要预收押金，不需要交付证件，就是说只认病人，不认金钱，凡是病人就要给治疗，而且要认真负责地治疗，至于一切费用，等到病人出院之后才结算，届时给你寄去帐单通知，向保险公司结算。
美国的人道主义的医疗理念，是建立在成熟的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基础之上的。作为医院来说，不论私营还是公营，都不能"赔本"，但是因为美国人80％（克宁顿时期到过95%）都买了医疗保险，有了医疗保险，除了特殊情况，医院与病人都可以放心大胆，高枕无忧地治病了。至于那些没有买医疗保险的贫穷百姓或者"要钱没有要命有"的无赖刁民，按照 "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生了病当然也照样看病，至于费用，病人或者找医疗救助公司解决困难，或者抵赖，但是如果抵赖以后你会遇到一系列的麻烦，总之有适当的办法处置，但医院不能把病人拒之门外。总的说来，整个美国社会是一个法制与道德比较健全的社会，全社会讲究诚信蔚然成风，所以，作为医院医生，就可以只考虑如何救死扶伤，至于费用问题就不能成为收治病人的先决条件了。
我的老妻在美国治疗心梗的遭遇这件事，在中国当然不可能发生。中国连自己的穷人治病问题都无法解决，怎么能白给外国人治病呢？
中国做第一例支架手术，始于1994年。回到中国，我打听了一下，在济南做这样一个手术，大约需要人民币10万元或低于10万元。美国医疗收费相对于中国实在是高得不得了，这是由工资水平以及消费习惯所决定。
美国的医疗制度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中国现在当然不可能照搬。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不要老是在自我良好的感觉中昏昏然，拿社会主义当成挡箭牌。
（三）在中国治疗肾癌
2005 年10月12日神六升空与老妻出院。两件喜事相逢相遇。我早晨六时起床，一边看电视，一边漱洗早饭。电视里传送的是神六升空前酒泉卫星基地上一片热烈紧张繁忙的倒计时景象。中国人有理由为太空竞赛的伟大进展而兴奋而疯狂。CCTV发挥了充分的舆论导向作用，几位名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飞船的伟大贡献解说得淋漓尽致，功不可没。
可是，我没有来得及观看神六升空的镜头，是为遗憾，因为老妻身患肾癌，经手术治疗痊愈，马上要出院。我要赶到医院去。
主刀医生74岁的许纯孝大夫是技冠齐鲁的泌尿外科专家，以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深孚众望，可是老妻的病情却极为险恶，经过全面细致周详的检查，确诊为右肾严重水肿（切除后知道已经癌化）、输尿管被癌块占位堵死，左肾肾盂上也有癌肿（后来切除了三分之一），输尿管上也有肿瘤，因此病情极为险恶，同时，病人还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一年前还做过心脏支架植入手术。
这样的病情，对于绝大多数泌尿外科医生来说，都束手无策，望而却步。可是许纯孝先生坚持认为，可以用手术治愈。这是一个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经过80天的住院治疗，四次大小手术，终于顺利圆满治愈，康复出院。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大事。
我和老妻都是山东大学附中的教师。当我们学校的领导向许先生表示感谢的时候，许先生说，也要亏得公费医疗给予了充分的经济支持，所以医生可以不必为病人的经济负担担忧，可以按照需要与条件，采用一切检验手段，对病情作出了全面准确的检查，为手术提供了充分条件，而且手术中、手术后也能使用贵重药物，所以这就为医生诊治、病人康复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否则，要达到这样的治愈水平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最后结帐，这次住院治疗，共计花费将近73000余元人民币，其中公费医疗可以报销大部分。退一步说，这73000元，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即使全部自费，还不至于因为经济的原因而不治。
可是，由老妻的治疗，许先生说起当下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公费医疗。即使是救命，砸锅卖铁能够筹集7万元的家庭也还是极少数。许先生是一位悲天悯人的医生，他和他的同事，绝对不收红包，不吃请。我亲眼见到，许大夫对农民病人，总是尽量使他们少花钱，治好病。他和我说起治病来，几次都提到，在他们这个科里治病，花费总是要比别的医院少。可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可能呢！对于那些有病无钱进医院大门的病人，医生是爱莫能助了。医院医生的衣食父母是病人，可是病人缺钱没钱看病，医院医生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医院的领导和医生说起这个问题来，都感到无可奈何。
这个手术如果在美国做，花费就不知几何了。仅以住院80天计算，就要16万美元。
我做化疗，一次7300余元，自己负担1500元，可是我的邻床是一位农民工，就负担不起质量较高的进口药品的费用，只能用千余元的国产药。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到底是卫星上天、嫦娥登月重要，还是老百姓有病治得起重要呢？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不顾百姓成千万地饿死，也要出口粮食换外汇，购买研究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这种把炫耀国家军备实力放在第一位的指导思想，始终是领导人至高无上的前提，所以，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中国最底层的农民与民众，还是处在无医无药少医少药的地位。
（四）中国医疗改革的道路：从两个少数发展到绝大多数
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是一座金字塔结构。它分为上中下三大层次，上层是高干层，其中自上而下还可以细分为政治局常委、委员、省部级、厅局级以及离休干部、正教授和博导等，中层是一般公职人员的公费医疗，大体还是平等的，只是因为各个单位经济状况好坏不同而有差别，下层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以前享受不到任何国家的医疗补助，现在开始可以得到若干医保补助，聊胜于无，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很大。
中共建国后，医疗制度是以战争时期的供给制为基础，发展到公费医疗制。公费医疗制惠及国家干部、军人、教师、国营工厂的工人等等吃"公家饭"的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及城镇非国营工厂的职工都排除在外。因此，就人口而言，只有少数人得到医疗保障。这种计划经济制度下的"恩施"制度，经不住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冲击，已经七零八落。
在这个少数享受公费医疗的人群中，还有一个更为少数的高干医疗。比如，厅级以上干部，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正教授，博导等等，他们可以得到更为周全和全额免费的高干医疗。厅级以上还有更为少数的高干医疗体系，一直到中南海里的政治局委员及其常委都有各自的医疗级别。在中国，每个省的省立医院，都有一座独立的封闭的高干病房，中央则有宝塔顶端的301医院，其中都有专门为某几位要员常年保留的套间。高干医疗占用了卫生经费很大的比重。中国的高干按照级别的高低，享受着全世界任何政府官员望尘莫及的特权优待，得到应有尽有无与伦比的没有任何标准限制的免费医疗消费。就享受医疗特权而言，中国官僚的特权享受远远超过了前苏联，但是经过将近60年，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中国官场买官卖官习以为常、同时频繁发生暗杀的一个秘密。
在网上看到对高干病房的描述，确乎事实，转录如下：在同一所医院里，别墅式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那么高贵，新落成的保健楼，还似乎散发着一种油漆未干的味道，就象个暴发户那样,显得那么富态；可是，这两个地方人总是那么少，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低矮破旧的普通病房，里面的人始终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让你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老爷子触景生情地说，这才叫"三个代表"呢--高干病房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散发着恶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呢？谁代表他们？
"高干门诊、高干病房"是和"三个代表"思想背道而驰的制度，但是只有书呆子才如此较真。中共从革命时期许诺的代表工农群众到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都只是一块金字招牌。即使如真正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免费就学的苏联，前总书记勃烈日列夫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听的空话!"
中国制定和审批医疗政策的衮衮诸公，他们口袋里装着一张"高干证"，设计、审查、批准制度的时候，当然首先要想到自己和自己的上级以及上上级的利益。
中国医院中还有一道看不见的魔术门，比大卫科波非尔的魔术还要神奇的魔术门，看不见，摸不着，却步步为营，门门设岗，"红包"算得上是其中最主要的"通行证"。老百姓遇到做大手术，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不先塞一个红包，往往就会问题多多。
现在，中国升起了关注下层群众医疗问题的曙光。这是市场经济之后提出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出现了强烈呼声，而执政党在民主与民生两种选择之中，选择了一种既可以缓解矛盾、收买民心，又可以回避民主宪政改革的政策出路。
因此，现在，胡锦涛高调倡导关注民生问题。各地城市农村都在提出"医保"方案，总算有了一点小惠予民，但是离开"公费医疗"水平还甚远甚远。我们当然不能期望取消中国特色的高干病房，也难以期望普通农民立马享受和我们这些"国家公职人员"水平相当的公费医疗，但是执政党终于承认要解决普通人民群众的医疗保健问题，总算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中国医疗改革的前路就是从两个少数如何发展到绝大多数的问题。看来前路还遥远得很。
（五）美国医疗保险小议
目前世界上医疗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大概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俄罗斯、欧洲的全民免费医疗，欧洲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实现了人权、民主、自由这些基本价值，因此也追求平等、正义，关注广大群众的福利，俄罗斯则继承了苏联的全民免费医疗保健制度；另一种是美国的购买医疗保险。在中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恐怕太过于脱离现实，我个人觉得，美国模式有许多优点。
美国三亿人口中的八九成，都有医疗保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虽然美国人对于美国的医疗保险非议多得很，但那和我们不是一个档次的问题，可以不管。
美国的医疗保险是由雇主向保险公司购买，减少了国家的支出。因此医药费最终是由病人、雇主和保险公司合力支付。它在医院医生与病人的中间，有一个保险公司作为帐单审核者，这样就可以大大避免任何一方作出不合理的选择与处置，医院医生超过合同收费，保险公司可以拒绝付款，病人超过规定消费，保险公司可以拒绝承保。这样的制度可能要节约许多经费。
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我从1951年1月起享受到现在，一般小病可以在所在单位的门诊所求诊，大病进医院，花钱回来报销。这里面不合理的地方，猫腻的地方，太多太多。如果有一家"中介"审核，可能会减少问题，减少开销。
正在我写作本文的时候，读到《美医保公司调整病人药费缴纳标准》一文，说明美国的购买医保的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制度。节录如下：
美医保公司调整病人药费缴纳标准
美国一些医疗保险公司正在调整受保人药费缴纳标准，改变过去只交固定低廉费用的模式，试行按药品成本比例收费。保险公司称，新措施能够降低参保费用，扩大受保人群。不过，昂贵药物使用者的财务负担将加重。
今年1月，53岁的鲁宾.斯坦旺德遇到了突然的麻烦。她到药房取药时吓了一跳。原本每次只交20美元的个人付款额上涨到325美元！斯坦旺德2000年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所服用的药物"克帕松"(Copaxone)自费为每月1900美元，有了医保，每次只交20美元就行了。不过，她不知道，她投保的公司"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今年起提高了高价药的个人缴纳金。弄清缘由后，她只好交了钱，出了店门便流出了无奈的眼泪。
*按药成本比例收费*
美国医疗投保人目前以每次交10、20或者30美元的药品自付费最为普遍。医保公司的新做法是按药品成本的一定比例向投保人收费。纽约时报说，凯撒医疗集团现在每个处方的征收比例是25%，一个处方，即30天的药量，最高收费不超过325美元，有的医保公司对昂贵药的征收比例高达33%。一些健保公司正在迅速实施昂贵药新价体系，放弃那种不计药品成本，只交固定个人自付费的传统做法。没有实行这种做法的保险公司也不能保证今后不变。
美国安达医疗保险公司(Aetna)的业务代表凯希说："我不能保证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我预期不会按照药品成本比例收费。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这种情况不会出现。"
凯撒医疗集团说，患疑难顽症、使用高贵药物的人是参保人群中的少数，而且这类药物往往是健保公司药物分类等级的高端产品。（）
*很快将大范围实行* （略）
*保险传统理念发生变化* （略）
该文最后说："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由医疗保健宣传人士、投资者以及政府机构等组成的群体，目前正在分析‘全民健康保险计划'的可能性。他们认为，美国医疗保险问题需要重新定位，重新审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2008年4月18日华盛顿报导)可见美国的医保制度仍在完善过程中，但它和中国现在大多数人还不能享受或只能享受非常低的医保相比，那是两个层次上的问题，不可相提并论。
欧洲国家是社会民主党传承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特别讲究平等博爱，全民享受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而美国更注重个人奋斗、个人竞争、个人责任，因此其医疗保险制度就不能让人轻易揩油，不劳而获。
我想，这些乘坐五月花号帆船，登上新大陆的欧洲移民，他们在制度设计上，处处要鼓励开拓创新精神，鼓励自食其力，努力进取，同时也不抛弃弱势群体的利益。这种制度大概可以套用一句中国话，叫做具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
（六）山外青山楼外楼--台湾特色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基础仍然薄弱、医疗保险极为落后的国家，实行无限制的全民免费医疗目前国力难以为继，浪费会很大，漏洞很多，而效果不理想。
近日从网上读到台湾有关医疗保健制度的新闻，甚为新鲜，确乎有新意，先转录如下：
台湾健保制度成为美国取经对象
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昨晚播放介绍台湾、英国、日本、德国和瑞士五国健保制度的影片"世界各地的疾病"，今天获得《华盛顿邮报》网友的热烈回响，台湾实施健保的经验，成为美国网友讨论的重点。
美国总统大选开打以来，健保制度已成为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PBS蒐集台、英、日、德、瑞士五国的健保制度，制作成长达56分钟的影片"世界各地的疾病"，并于昨晚首次播放。
其中有关台湾健保部分占八分钟，强调台湾先用心检讨十几个国家健保制度的优劣，再研拟出一套人人皆可获得医疗服务、高效率的健保制度，台湾在健保方面所支出的行政费用可谓全世界最低。
今天《华盛顿邮报》网站在"线上对谈"节目，邀请网友针对PBS的影片进行讨论。在一个小时对谈期间，节目主持人瑞德共回答24个提问，其中有五个问到台湾，而且第一题即讨论台湾。
瑞德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台湾是一个快速由贫转富的国家，并计划采用富庶国家的健保制度，但为了公平原则，台湾选择接近加拿大制度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
瑞德说，台湾的健保是经详细参考十几个国家健保制度之优缺点后所研拟出来的，美国可以藉由检视台湾，避免重蹈许多国家的覆辙。
瑞德并赞扬台湾利用高科技制作之健保IC卡，其中记载病史可大幅降低误诊机率，且减少医疗文书作业时间，成本亦相对降低。
美国将台湾与英、日、德、瑞士等先进国家并列，做为建立健保制度的取经对象，值得台湾骄傲。〔中央社记者刘坤原华盛顿16日专电〕〔原载《yam天空新闻．中央社》2008-04-17
该文说，台湾建立了一个"人人皆可获得医疗服务、高效率的健保制度，"而且"台湾在健保方面所支出的行政费用可谓全世界最低。"这是非常难得的成就。这是因为台湾"详细参考十几个国家健保制度之优缺点后所研拟出来的"。作者认为"美国可借由检视台湾，避免重蹈许多国家的覆辙。"
台湾的经验最为可贵的地方是"人人皆可获得医疗服务"、而且" 在健保方面所支出的行政费用可谓全世界最低"。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好的绩效呢？这不但因为台湾经济发达有了物质基础，而且因为政府清廉，政治民主才获得了充足的制度保障。没有民主制度，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独立司法，是不可能建立如此理想的全民卫生保健制度的。
中国现在正在设计医保制度，是否也可以学习一下台湾的经验呢？
（七）怎样突破经费瓶颈
中国要建立合理的医保制度，首先是要汲取当初建立公费医疗制度时的经验教训，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好群众的利益，制度要有必要的弹性，要便于监督，努力杜绝腐败，等等，最主要的是如何突破经费瓶颈，提供经费保证。就像街头文化衫上的口号：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
中国在国家卫生保健支出方面，一直排列在世界各国的最后面。美国2003年卫生保健支出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3%，2003年卫生保健支出总额达17000亿美元，折合人均5670美元。如此之高的经费保证，一方面给国民提供了巨大的医疗支持，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 NIH ）是世界上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在美国联邦政府研发经费中的份额仅次于国防部， 2007年度研发预算高达273亿美元。我住在马里兰州时，遇到好几个中国人，都是在这里工作的，他们对那里的工作条件赞叹不已。因此美国始终站在世界医学科学技术的制高点上，引领世界医学科学技术前进。中国则只能用望尘莫及来形容。
据前卫生部部长高强2005年说，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人民币6598亿元。另有报道，中国2007年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为312亿元，约合美元40亿元，折合为美国的卫生保健费的400分之一。这里虽然存在货币实物交换上有差别，但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了十亿人，所以，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卫生保健经费太低太低。
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90-1998年期间，世界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6%，其中低收入国家为1.2%，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6.0%，而我国2003年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还只有0.7%左右，仅为低收入国家的55%。
中国改革行政治理体制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１０年前中国已经告别短缺经济，但关系中国人幸福的公共产品供给却极度短缺。２００５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英国和法国，跃居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但是人类发展指标却比较低，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２００４年人类发展报告》，２００２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为０．７４５，居全球第９４位。全国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全部就业人员７．６４亿人的２４．５６％、１４．６４％、２０．５９％。
与此同时，政府的浪费惊人。今年的第4期《炎黄春秋》载文云，统计表明，中国行政管理支出从１９８2年到２００５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增长了76倍。以行政管理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而言，该文列举了德国、埃及、英国、韩国、泰国、印度、加拿大、俄罗斯、美国以及中国的统计（年度不一，大多为2000年或稍前），分别为 2•7/3•1/4•2/5•1/5•2/6•3/7•1/7•6/9•9,而中国则为25•7，高居榜首。
该文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应该是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们所花的行政费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为低廉。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总结构仍不合理。它当然应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对象。"（思源《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那么，为什么公共服务费的比重曲线下降，而行政管理费的比重曲线上升呢？因为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是一道管不住的"春光"，无孔不泄。其中最为人们诟病的是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三项，每年分别是4000、2000、3000亿元。三项累计是9000亿元，大约是全国医疗卫生费的十四倍。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员都不能不敢这样挥霍公款，而中国的大中小官员却可以做到呢？像台湾两党竞选中，对陈水扁、马英九使用公务费穷追不舍一毛不放的做法，大陆的观众看了哈哈大笑，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因为这些问题在大陆都不属于贪污腐败排查的范围。大陆官员普遍认为，陈良宇作为政治局委员只不过贪污了两百多万元，小菜一碟而已，颇为他鸣屈。
总之，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建造豪华办公大楼、会议过多、能源资源消耗过高和政绩工程，此外国家直接投资高铁、高速、水电、核电、市政改造等等工程所占用的经费和所造成的贪污浪费，每一项都是天文数字，足以为改善民生、造福人民提供巨大的经费支持。因此，中国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能否突破经费瓶颈，限制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无所限制无所顾忌贪得无厌的需求，虎"口"夺粮。
谁动了我们老百姓的奶酪？中国税务局的大墙上，每家都用亮丽的金字写着醒目的八个大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是我们对比一下外面的世界，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原来这个自我标榜，竟然成了反讽。在中国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准确地说是大头用之于官，小头用之于民。
（2008/4/20第二次化疗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