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04-11 12:06:00作者：歪脖子树
诸位网友：
胡佳被判刑引起大家关注，胡佳获罪在于其在国外网站发表的五篇文章。
我把这五篇文章找了出来，现贴出来供诸位一读。通过文章，你可以认识胡佳，也可以认识一下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以及背后的执政党。
歪脖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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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被判刑依据 文章之一
《林牧老先生于今日下午15：00前后过世〉
林 牧先生于2006年10月15日下午15时许过世。享年78岁。林老先生诞生于1927年阴历的九月十八，祖籍浙江义乌。今年的阴历九月十八，即公历 11月8日，那时他将年满79周岁，有许多各地敬重林老的朋友们想要前往西安给老先生祝寿。而9月底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高官们曾来林老先生家， 说部里领导关心林老，要给他操办“大寿”。当然，目的昭然若揭，公安和国安是为了以此隔绝民间与林老的相聚，避免各地的异议人士前往西安，破坏了“和谐社 会”的稳定。整个陕西，林老是专制体制最头痛的对象。
今天中午12时，林老先生于家中感觉身体不适，没吃什么东西就卧床休息，下午15点 家人看老先生脸色异常，然后发现老人的身体已经失去温度。从老人的神情和皮肤上未发现异常。但家人坦言“不排除林老先生系被害的可能，因为中共专制流氓政 府经常使用这类手段。”此时老人已身在殡仪馆。对林老过世的原因，我们也期待家人能做更多调查。同时也希望林老今日是安详离世。
林牧老先 生40年代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协助杨明轩（后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工作，50年代加入中共，60年代在陕西开始协 助胡耀邦工作。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期间曾受到 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曾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8年劳改……。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在89年春夏之交，林牧先生支持绝食学生、以及工人、市民、学 生等的示威抗议活动，还公开发表了支持的文章。也因此而再度被迫害。林老尽管一生坎坷，但从不低头。始终倾力中国走向民主、法制的进程。晚年不断给我们这 些晚辈以激励。2005年林老在赵紫阳先生过世时以及年底胡耀邦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时发表大量言论，公正揭示历史真相，针砭当今中共时弊。 2006年以来，林老先生和高智晟律师结成忘年之交。
老先生今年在高律师被捕之后曾经被警方带走“旅游”。几天前林牧老先生致电给我，关切询问高智晟律师的案情以及我被软禁的情况，鼓励我们坚韧度过难关。电话中，除了感觉他的听力比从前略有下降，其他方面依然精神矍铄。
无 论是赵紫阳先生辞世，还是林牧老先生今日远行。我作为晚辈，除了泪水滚落仰天长啸之外，耳畔响起那首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 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林老先生，我们没有见过面，抱憾今生无缘相见，但晚辈当下立誓，待我辈荡平极权体制，九州炎黄子孙得以享有自 由、民权、法制，我定赴西安往您墓前祭奠，以告慰您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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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被判刑依据 文章之二
《一國無需兩制》
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中國大陸的多個經濟區域在直追香港，無可否認，今日香港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的公眾和企業也能創造同樣的成就。在這種競爭與競合中，香港和內地經濟都會更加繁榮。
政治上-----今日中國即明日香港
在香港，出一個貪官就是驚徹全港的大新聞，梁錦松買車避稅事件都被媒體全方位曝光。而於中國官員眼中，這根本算不上事情。大陸各地各級政府官員根本無需自 己買車，他們可以用納稅人的錢買豪華車，燒「免費」的油，干所有的私事，還不用考慮吃交通違章罰單。在中國，有哪一天的新聞裡沒有貪官被雙規、司法腐敗、 污染嚴重、礦難頻發、民怨沸騰……而這些還都是被中宣部「過濾」「漂白」之後的新聞呢。在中國大陸，官商警匪組成既得利益集團，用殘酷手段掠奪、佔有公民 的財富。在中國大陸，百姓被迫奉養著規模最大、機構最臃腫的公務員隊伍，一年被「公僕」們在餐桌上吃點幾千億，買車上千億，汽油費上千億。這，就是兩種體 制的差異，這就是兩種體制的差距。許多人跨過羅湖橋進港，就感覺到連空氣都是自由的，而跨出羅湖橋出港，感覺的確實瀰漫在空氣中的不安全感。
越來越多赴港「自由行」的中國大陸公民，從香港帶回了大量的禁書、禁報，從香港的互聯網絡上不受屏蔽的瀏覽海內外的網站。大家體會到在中國大陸從未有過的「自由」。中國大陸的專制在滲透香港，香港的自由也在浸染著中國大陸。
愛國愛港絕不等同於愛黨。700萬香港市民難道不明白嗎，不到中共確信隨時能扶植它得力的代理人當選，中共是絕不會放開香港普選的。除了外交和軍事權力， 其他的權利都屬於香港自己，立法、司法、行政完全獨立。普選的權利是香港自己的，是基本法認定的。香港人需要普選、中國大陸的公眾樂見香港的普選、只有中 共等既得利益集團在拖延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如果香港人不奮起捍衛自己的法治環境，那麼今日中國大陸特有的貪官酷吏很快會在香港遍地孳生，潛規則會主宰你的 生活，國家黑社會勢力會凌家於法律之上。當有一天，香港人因為發表言論而被「國保」抓捕，在香港的法院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投入冤獄，所有的遊行都被 禁止，所有的媒體都向中宣部俯首稱臣……那就為時晚矣。
一國無需兩制
一個人不能精神分裂，一個國家也無需兩種制度。經濟的多元化和政治的一元化本來是就難以相容，原因就在於政治的一元化會侵害法治、自由，威脅到每個公民的尊嚴和人身安全。而今的香港與其說港人治港，不如說是中共代理人治港。
社會制度怎麼可能50年不變呢，僅僅10年香港的「中國化」進程已經如此明顯了。但香港人無需悲觀。中國大陸怎麼可能50年不變呢，現在比起1997 年，中國的大陸的維權和民主化訴求高漲了許多。中國不是一座能被封閉於民主化之外的孤島。中國大陸和香港命運休戚相關，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民主上。民主 的制度將使每個中國人收益，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脫胎換骨。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北京奧運會的口號不無道理。確實，全世界都有同一個夢想，民主、自由、法治、和平的夢想，人人生而自由享有尊嚴的夢想。中國公眾不僅僅需要人文奧運、科技奧運、綠色奧運，還需要民主奧運、人權奧運、自由奧運。
從今日香港之變，沒人再會相信中國政府一國兩制的承諾。在台灣，連泛藍陣營都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真正阻礙海峽兩岸的關鍵因素是中國大陸的專制體制。 10年就足以讓滲透和蠶食發生得侵入骨髓。好在專制的力量還沒有在港形成不可治癒的腫瘤，醫治的方法就在香港人自己手中。捍衛法治、自由，爭取民主化。香 港才有朝陽。
胡佳
被北京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總隊非法監控的第43天 於BOBO自由城家中
離2008年奧運會開幕還有40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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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被判刑依据 文章之三
《国庆及十七大来临 警方连续侵犯公民权利》
自从2004年叶国柱、叶国强兄弟的房产被奥运大贪官---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强行拆
迁以后，叶国柱和叶国强兄弟带着家小就成了无家可归者。为此走投无路的弟弟叶国强
在天安门前跳金水河自杀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全世界也罕有公民因为政府非法
剥夺其财产而选择自杀会被判刑的。而哥哥叶国柱继续带着自己的儿子流浪，经常露宿
街头，穿着写有控诉内容的状衣出现在北京繁花街市和使馆区。这当然影响了执政党的
和谐社会。2004年8月，叶国柱因筹备组织天安门广场万人维权游行，而被逮捕，判处
有期徒刑4年，要到2008年8月才会获释。维权律师高智晟曾经为叶国柱提供法律援助，
做无罪辩护。叶国柱案件是2004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压制民间维权的代表性案例。叶家兄
弟的遭遇都是和奥运拆迁有关，贪官酷吏控制的奥运会成为叶氏兄弟的灭顶之灾。
2007年9月29日上午，北京奥运维权人士叶国强来到位于宣武区大观园附近的宣武区政
府所在地，打着牌子进行抗议。宣武区政府打电话给宣武区公安分局要求处理，随即宣
武区国保支队和管辖大观园的白纸坊派出所就派人到达区政府门口。国保用照相机和摄
像机向正在示威的叶国强进行拍摄。然后由白纸坊派出所副所长刘劲松带领二警区万伟
和齐峥两位正副警长配合国保强行带走了叶国强。
由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要维护首都北京的“社会和谐”，所以必须在国庆和十七
大之前制造恐怖气氛，以便控制住维权人士和上访者。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立即介入
了叶国强案件，要把叶国强示威抗议的案子办成“杀一儆万”的案件。而且北京国保总
队甚至对上访维权的叶国强动用了臭名昭著的《刑法》第105条“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9月29日下午3点，一群国保秘密警察在大栅栏派出所片警的陪同下来到叶国强的
住处进行搜查。并让叶国强的妻子把儿子叶明华和侄子叶明君都叫回家。警方查扣了叶
国强的26篇文章，以及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各一台。并把叶明华和叶明君都带到大栅栏
派出所，晚上20：00前后带他们到位于宣武区陶然亭的宣武区特警队做讯问笔录。叶明
华回忆，警方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谁给叶国强打字录入文稿。9月30日凌晨1：30左右，叶
明华被警车送回家。但国保却欺骗叶明华说由于车辆坐不下，所以叶明君将坐另外一辆
车回家。而9月30日上午10点等来的却是一张对叶明君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罪名是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然而，叶国强却迟迟没有下落。宣武区国保、白纸坊派出所、大栅栏派出所都没有通知
到叶国强的妻子和儿子叶明华那里。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失踪了。当时我们判断，如果
叶明君都定位这类政治罪名，而起因不过是可能帮助叶国强打字录入文章，那么叶国强
肯定至少与此同样的罪名。心急如焚的叶明华几番打听，警方都推三阻四不予承认。直
到有110的警察私下讲叶国强是被警方控制了。但是，没有正式的拘留通知书，一切都
无法确认。而且如果叶国强在警方手中，那么北京国保总队、宣武区国保支队就是明确
的违法延迟送达通知书，企图秘密处理黑箱操作。10月2日下午叶明华打电话给白纸坊
派出所，对方声称不知道，要叶明华过完十一长假的10月8日再来查询。叶明华怎能让
自己父亲失踪10天。所以他直接找到白纸坊派出所，对方不得不承认确实是他们具体执
行了拘留叶国强，但办案人员都在天安门执勤，所以让叶明华第二天再来。10月3日下
午，叶明华来到白纸坊派出所索要法律手续。白纸坊派出所二警区的警长万伟把一纸拘
留通知书交给叶明华。但该警察企图欺骗叶明华在拘留通知书上签署日期为9月30日，
以便留下警方按时送达的假象。20岁的叶明华相当清醒，他签署的日期是2007年10月3
日下午3时，这就意味着警方整整迟了4天才送达。警方的解释是联系不上叶明华。中国
的国保警察，找人是他们最擅长的工作了。而且叶家的电话和叶明华的小灵通一直都通
着，他也基本都在家。在送达叶明君的拘留通知书时，宣武分局警方曾经来过叶明华家
里，所以再也没有比联系不上更荒唐的理由了。偌大的国家机器却总是耍如此无耻无赖
的小伎俩。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拘留通知书
宣公刑拘通字[2007]989号
叶明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1条之规定，我局已于2007年9月30日将涉嫌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叶国强刑事拘留，现羁押在宣武区看守所。
2007年9月30日
办案人： 万伟 齐峥
叶明华签署：2007年10月3日15：00
叶国强，不过是一个怀有冤屈的瘦小草民，向政府要求公道就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那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政府。如此的高压手段到底说明了这个非民选政府的强大还是虚
弱，说明专制统治者到底是自信还是恐惧。
现在拿到了叶国强和叶明君叔侄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下一步就是该为叶家请律师了。从
来没有介入过维权的20岁小伙子叶明华要独自担负这个重任。恳请北京的维权律师伸出
援手。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叶氏兄弟83岁的老母亲，本来病已垂危，又怎能经受得起儿子
和孙子双双被捕的打击呢。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北京市公安局国
保总队、宣武公安分局国保支队、白纸坊派出所这些国家黑社会势力机构，以及责任人
罗干、陈志敏、张宪林、郭志民、刘劲松，你们这些扼杀公民自由、践踏公民尊严、构
陷公民身陷囹圄的刽子手，难道你们就不怕遭天谴下地狱吗！？将来的法治社会能饶恕
你们的罪行吗？！海内外都应该明确一点，在中国大陆，凡属“国内安全保卫（国
保）”办理的案件，都100%是政治案件，是维护专制体制而侵犯公民人权的案件，是违
反《宪法》的案件，是将来一定会平反并追究秘密警察们法律责任的案件。
叶国强被捕的9月29日，维权律师李和平受到朝阳区国保跟踪监视，并被北京市国家安
全局的秘密警察野蛮殴打。还是9月29日浙江的吕耿松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正式逮捕。仍是9月29日，在8月底被暴力绑架回去的袁伟静，因为放置秋冬衣服的
行李没能带回家里，随着天气渐凉，她不得不要添置几件衣服，但山东省公安厅国保总
队却限制她离家前往县城买衣服。袁伟静最后只好穿上陈光诚的旧衣服御寒。
以上就是黑色的9月29日一天之内中国公民为所谓“国庆”和“中共十七大”付出的代
价。奥运会的炼狱还在前面等着。当然，这还不算被押解回湖北软禁的黄燕，以及不知
究竟羁押在看守所还是精神病院的维权人士张文和，以及被非法拘禁在家中的其他维权
人士和异议人士。这也还不算现在日夜担惊受怕以泪洗面的高智晟律师妻子耿和，对她
全家而言，当前的一切再次恢复到2006年8月15日高智晟律师被捕的黑暗阶段。海外媒
体的同仁、驻华使馆的人权官员，去探望一下维权大律师的家人吧。妇女儿童在国保秘
密警察非法拘禁中，受着警匪们的封锁和欺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请关注中国
政府在奥运光环下的罪恶，专制政府正在用法西斯手段创造记录，创造历史上最血腥、
最反人道的一届奥运。
胡佳
2007年10月4日星期四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139天 于BOBO自由城家中
离2008年奥运会开幕还有30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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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被判刑依据 文章之四
《中共十七大之前 中国政法系统大范围制造恐怖气氛》
中 共十七大即将来临，中共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正在全国各地大范围威胁、监控、抓捕维权人士，制造恐怖气氛，为中共的党代会创造"和谐"环境。中共中央政法委 作为国家黑社会势力的总中枢，每天耗费亿万元纳税人的血汗，用以驱使数百万公务员犯罪，侵犯普通中国公民的人权。这些罪犯中比较典型的如公安部门中所有的 国内安全保卫人员（简称"国保"的秘密警察）、各省市县级的信访局工作人员、各省市县级从事暴力计划生育的政府人员……
河南省维权人士反 映，当地政府已经内部通知，任何企事业单位，如果有员工在十七大期间上访，那么该单位主管领导将被免职。这样的规定一下子就改变了数以万计的企事业单位工 作重心，从7、8、9月到整个10月，各企事业领导和单位的保卫部门，重中之重就是控制好那些可能参与维权和上访的员工。仅河南有上亿人口，这个规定之下 将会有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于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中共的十七大营造虚假"和谐"的进程中，又会有多少河南百姓受到威胁、失去自由。昨日获知艾滋 病维权人士李喜阁遭到警方软禁。那么全国其他省呢。
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法院系统内部传出消息，为了避免引起所谓社会动荡，政法委已经 要求对可能引起广泛社会争议的案件予以拖延，在立案、开庭审理和判决方面尽量留待十七大之后再处理。其中就包括陈良宇案件。而对被广泛关注的维权案例，例 如黑龙江的杨春林案件、浙江的吕耿松案件、以及广东的郭飞雄案件，也受到各省政法部门的如是安排。这种荒唐的人为措施会延误多少司法程序。本来就无辜的杨 春林、吕耿松、郭飞雄就要付出更多被非法羁押的时间。
北京南站的上访村成了美丽京城奥运风景线上的疮疤，同时这里也被当作"社会不稳定因 素"。于是负责十七大和奥运会安全保卫的北京警方，联合全国各地在京的劫访警察和信访局人员，大肆扫荡清剿上访村。许多上访村简陋的棚舍被拆毁。政府部门 公开通知9月19日起要全面拆除。9月7日上访维权人士郑大靖被湖北劫访警方绑架回郧西县。9月11日夜晚警方两度冲击驱赶上访人员，遇有不配合的或者身 份一时无法核实的，立即扣留押送去分流站，让各省劫访人员遣返回各地。回到当地之后的遭遇，或者威胁、或者殴打、或者送进劳教所、或者栽上罪名并经过审理 之后投入监狱，最后一种常见可能性是送进精神病院。美国在纪念9.11的六周年，可是有多少中国人会知晓会记住中国北京的一次9.11呢。美国的这种人祸 灾难发生在了一天，而中国的人权灾难天天爆发。
从9月7日开始，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责成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加强了在我家的监控力 量。通州区国保支队的支队长徐建强打电话来说奉命对我和妻子曾金燕严加控制。这些措施也是受命于政法委和公安部国保局对十七大和奥运会安全保卫的重点部 署。每天北京市国保总队和通州区国保支队为我们而派出的警力达到14-16名。秘密警察们从我家两栋楼外的小铁门处，直接搬到我家单元的一层门口，天天在 楼下吵吵嚷嚷，打牌下棋对怀孕的金燕造成很大困扰。9月11日一名国保在半夜甚至睡到了我们在四层的家门口。金燕在场的情况下6天来我已经和国保警察们发 生了3次肢体冲突，原因无非是我和金燕要到外面吃饭，让金燕和腹中的孩子能加点儿有营养的食物。
9月12日中午11：30，北京通州区的 维权人士张文和正站在路边等朋友，突然被通州区国保支队的七八名便衣警察包围，并在通州区国保支队的支队长徐建强的喝令下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手段，掐脖颈、 拧胳膊把53岁的张文和强行绑架进便衣警车。在场的群众围观了整个过程，有些人感叹黑社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绑票老年人。而张文和只不过是组织了十几个维权人 士到通州区吃饭小聚。目的也仅仅是想避免十七大期间大家全部失去人身自由无法见面。基督徒刘凤刚、王国齐和六四伤残者齐志勇成为直接目击者，见证了通州国 保的残暴。并且齐志勇拍摄了两幅照片，记述了简单的过程。无论是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还是通州区国保支队，恐吓、绑架和非法拘禁都是常用的手段。国保秘 密警察系统已经完全黑社会化。而国保要在十七大和奥运会安保中占据首要的位置。
中共中央政法委系统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系统是紧扼中国社会咽 喉的两大首要魔爪，无论对社会群体还是个体，这两大机构能带给中国公民的只有强烈窒息感、荒谬感、不安全感、绝望感。只要这两个部门在，中国绝不会有法 治、民主、自由。司法不公正的原因是司法不独立，根源就是中共政法委的滥权肆意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惜代价地维护专制集团的私利。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重 重黑箱下，往往法律反而成了政府枉法者侵犯公民人权的武器。
而执政党一党的所谓"宣传部"，却非法剥夺了13亿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中宣部还侵害了我们每个人的知情权。缺乏舆论监督，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无法被剖析，无法被公众知晓。社会就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一样，完全失去了免疫力。
专 制体制的生存之道无非是不断地"吃人"。在专制体制的土壤上只生长着贪婪、腐败、滥权。经济多元化与政治一元化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党民之间的矛盾根本无 法调和。凭空捏造所谓的"和谐社会"，然后再把大话、空话、套话、费话、假话重复上千万遍，这完全是一剂毒药，执政党拿它来饮鸩止渴，再拉上整个社会大众 殉葬。十七大尚未到来，就已经浪费了巨额的资源并创造了难以数计的社会不公正。十七大能探讨到这些问题吗？中共中央政法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仅是中国社会 肌体上的两个恶性肿瘤，它们也在让执政党本身走向万劫不复。必须割除司法不公正和言论不自由两个恶瘤。中国的执政党能在十七大中反省吗？
胡佳
2007年9月13日星期四
被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非法拘禁的第118天 於BOBO自由城家中
離2008年奧運會開幕還有3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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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被判刑依据 文章之五
《郭飞雄和江伟〈沈阳政坛地震〉》
自 从2007年1月22日广州警方通知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已经于1月20日将她丈夫“移送转押”沈阳市的辽宁省看守所。我们就更为郭飞雄担忧。东北三省国安 和公安警察的野蛮和残暴，在整个中国大陆都闻名遐迩。在举国司法环境都是乌鸦一般黑的情况下，辽宁最黑暗，名列黑榜的状元。辽宁侵犯人权的传统从张志新蒙 难的文革时代很完整的继承到现在。而在广州都受到刑讯的郭飞雄，如果到了辽宁警方手中，肯定凶多吉少。而且，此案中涉案书籍《沈阳政坛地震》描述辽宁官场 黑幕，也必定会让当地一些有着或明或暗关联的贪官酷吏们忌恨，很有可能采取公权报私仇的方式在看守所中压制郭飞雄。
1月19日广州市天河 区检察院退回案卷要求公安局补充侦查之前，辽宁警察就已经前往郭飞雄的湖北亲属那里活动。看来他们早就开始介入此案，所以也就能在刚刚退回案卷的第二天1 月20日就把郭飞雄带回辽宁。附上2005年夏季时郭飞雄的信，以及他的合作者江伟随信讲述与《沈阳官场地震》出版有关的遭遇。从郭飞雄和江伟的描述中我 们可以看出，2006年这一次的所谓非法经营案件，早在2001年就被调查过，而且江伟还因此被殴打、折磨，乃至被正式拘留过。而5年之后尘封的旧案重 提，中国政法部门的用意不言而喻，那就是用打击出版自由的旧案件在新阶段兼而打击维权力量。
广州警方曾对郭飞雄讲，他的同案江伟和张志涛 这次都指认郭飞雄是主使人。我们无法确定警方话语的可信度。毕竟在中国，部分警察（首推国保）和流氓黑社会群体颇为相似，都是惯于使用谎言、恐吓和暴力的 犯罪集团。执行违法任务或者在执法中采取违法手段的警察们，作为执政党或地方黑恶官吏操纵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往往有着比普通黑社会团伙大千百倍的破坏性。因 为他们凭着完全不受制约的特权完全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我们从江伟2001年8月经历中可以看出，江伟很清楚他自己的选择，并且坚强面对了压力。警方说他指 认郭飞雄为主使的说法要么是捏造，如果真的江伟承认郭飞雄主使，那只能推测当今警方用了比过去更残忍的刑讯手段。
补充侦查期是一个月，我 们不知道郭飞雄会被迫在辽宁待多久，他会在看守所遭遇什么压力。我们能有把握仅仅是，除了莫少平律师和胡啸律师的司法努力，我们也要为他呼吁，要营救这位 因维权而身陷囹圄的朋友。无论我们之间的信仰和主张有多么不同，哪怕是不认同郭飞雄特异个性缺点的朋友们，毕竟我们所有中国公民的尊严和自由是相互维系的 整体。那么我们来为飞雄发出声音、伸出援手吧。
胡佳
2007年1月28日 腊月初十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196天 于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北京 离奥运会开幕还有55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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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张先生您好.
我因接手参与为广州大学城拆迁户维权案子,出了问题.明日要飞赴广州,现在已可判定客户受到了胁迫,在电话中带着哭音说话.说的话莫名其妙,暗示着某一神秘力量利用我2001年的一件出版事件胁迫我.并暗示已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
我决定主动跳进这个陷阱。请您注意：如果我失去自由超过七日，请您将本篇文字刊出，以向世人见证中国新闻出版和人权的真实状况。
如果我安然无恙，那么，请您将这个故事保存下来，不要给其他朋友看。绝对!
预先感谢您的帮助!
郭飞雄上
请看后立即下载，这是回忆录的一部分。不是时势需要请勿传播。一定！其他部分自有人会根据需要披露。
我决心作为法律代理人赶赴广州,去帮忙广州大学城拆迁户做一些事,用我的笔,把真相写出来,在国内报刊和网上将真相报道出来。捍卫拆迁户的财产权和人权就从现在做起。
我知道别人已经给我设计好了一个陷阱，好吧，我就跳进去。希望朋友们借助这个案子来推动中国大陆的人权财产权保护。这样我的牺牲就有价值了。
附上这个2001年的旧故事，如果我七天内出来了，就不要对外界公开，绝对。
国内外民众知道了我们的故事，会知道中国民间出版界的真相，知道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知道在艰难中奋斗的实干者的苦辛和不灭的信仰。
自由万岁！
郭飞雄 6月25日晚11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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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沈阳政坛地震》遭受严刑拷打实录
——我和郭飞雄的一段奇异的民间出版经历
江 伟
前 言
杨茂东（郭飞雄）
1990 年代初，我终于来到了多年梦想的人生斗争的草原，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名商人而生活、而劳作。我从事过多种职业，在一次业余投稿时，我偶然地进入民营出版业， 从此做了十年民间书商。我参与出版的第一本书刊，便是反腐败题材的，从那以后，在期刊领域，在反腐和时事体裁上，我一直属于“全国潮流”的引领者之一。自 1992年以来，国内报章关于反腐和时事的许多重要提法，都从我们这儿发端。在制作技术上，我们先是学习香港杂志，后来便直接模仿欧美政治刊物（如《时 代》等），在这中间逐渐诞生了创新，它使我们的产品从封面到内容之冲击力特强。从外形上，我们的产品颇类似于西方大报大刊为某一重大突发事件所出版的号 外。在民间书刊业中，一般将我们的产品称为“特刊”（“火车杂志”只是其中内容较为平俗的一种）。
尽管在内心我以自由民主为终极政治信 仰，且一直努力尝试做到知行合一。但是，我的民间出版活动却从来不是直接以弘扬自由民主为主要导向。我采取的是渐进式隐形推进，以传播信息、突破封锁，向 大众普及法治和廉政知识为主，以此激发读者的正义感和对政治改革的渴望。我一直认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实干家不能采取孤注一掷的方式，而应逐次扩大实力 和影响。我们不能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冒然行事，牵连到与我们合作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更不能伤及政治地位孳弱的客户。
随着市场的扩 张，民间出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了官方越来越多的注目，我们的政治风险也渐渐加大。1999年中，我通过网络查到了著名学者何新对我们南方商人推动朱 容基热的政治批判文本。虽然何新不可能获知我的真实名字，但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是推动朱容基热最有力的民间出版人士之一（这当然有产品、有众多的同行 作证），我之所谋者深远，运用的是中国古老而微妙的韬略，意在推动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演进和分化组合。从那时到现在的历史，证明了我们和众多的新闻出 版界人所作的种种努力并不是白费功夫。
我们的民间出版活动犹如船在风浪中颠簸。作为驾船船工，我们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规避风险的方法。当我 们用反腐特刊对某省出现的腐败大案进行集中轰炸式的深度综合报道时，当地官员虽然采取种种方式进行封杀，但只要不“干掉”本省数十名主要分销商，就无法阻 止“尺度”不超过国内激进报刊、内容堂正的出版物在本省的自由传播。而在非常时期，如果当地官员滥用专政机器镇压，便越证明其心中有鬼，肯定有所顾忌；市 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官员们对法治不能不保持几分“让步”。于是即使最后反腐特刊可能遭到禁止，但销售者和分销商基本没有出过什么大事。通过这套奇异而有 效的博弈方略，许多封锁就这样被渐渐突破，信息和真相越来越被更多的民众所了解。在这中间，分销商主要出于追求正当的商业利益而冒风险，使得我们的商业合 作自然而持久。作为“总发行”的我们和各地数百名分销商之间，事实形成了无形的互保契约关系，一道运用自古以来长存的人类生存智慧，为本行业硬顶出了一片 天空。
在那十年中，我经历了多次风浪，都安然无恙，且在全国同行中赢得了稳健、低调的名声。然而，到2001年8月报道沈阳腐败窝案的 《沈阳政坛地震》杂志热销后，我突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并不是我的博弈方略失效了，不是地方官员超出我的理解大施辣手，而是出现了一个超级权力载体 ——中纪委——介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事后根据从各方面得知的消息称：《沈阳政坛地震》转载的《南风窗》上的一篇文章，被中纪委某要人说成是泄露国家机 密，杂志封底的一段话——“沈阳的耻辱是出了象慕绥新、马向东这样以‘父母官’、‘人民代表’之名为恶一方的人，沈阳更大的耻辱在于，多年来，当这些人骑 在人民头上颠倒黑白、兴风作浪时，人民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将其甩下来踩在脚下。我们设想，沈阳的新政将是‘加大群众说话的分量’，加大人民监督的分量。只有 这样，沈阳才不会浑水泛滥，只有这样，沈阳才能永远告别耻辱”——转自《南风窗》文中，被我刻意放大，充作本书主题，它得到了沈阳民众的强烈欢迎，却刺激 得中纪委某要人大发雷霆，下令将产品生产者捉拿归案。
过去面临此类危情，一般都是客户先担待下来，而后共同分担损失——客户愿意且有能力 担待，正是我们这些引领“行业潮流”者给他们发货的前提，且都多次口头认定过。但是，这一次，互保契约遭到了客户的破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客户的近亲 系沈阳公安部门一个小头目，广州的富裕名声，使我成为某些人想象中的“肥羊”，于是危情由“分担”转变为“嫁祸于人”，数十名公安或国安打着查处“泄密” 案的旗号，带着客户卢X义及其妻儿南下，设下了一个陷阱，要将我当作一头“肥羊”宰掉。我因事外出，帮我打工的朋友江伟承担了直接的风险……
本文便是江伟事后所作的回忆，事情发生的时间为2001年8月初，文中的卢X义系沈阳市图书城某批销部经理，沈阳地区分销期刊的主要民营书刊批发商之一。
在江伟的坚强支撑下，我们成功地渡过了这一危情。但险恶的形势，逼迫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行业，而把它的传奇和苦辛留给了历史。在我的眼里，江伟的下述记录，既是为中国人权状况作出了有力的见证，也是对民间出版业尤其是期刊业的历史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记录。
8月8日
早上8：30，依照前一天晚上与卢X义的约定，我来到总统大酒店大堂，先用手机与卢X义联系，获知他们两口子已起床，可以到他们住的707房间去了。
出 了电梯，在7层的走廊上，卢已站在那里，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于是卢前我后，进了房间。我随手把门反扣上。卢招呼我坐在套间外面的沙发上，并递上一支烟，俩 人互相客气起来，他问我老杨（老板杨茂东）的一些情况，我说：他在武汉，老婆生小孩，走不开，他要我向你和太太、小孩问好，希望你们全家在广州玩得开心。
这时卢的夫人从卧房里出来，问候了两句，便说：帐单带来了吧？我回答：带来了。卢便催我到卧房里和他夫人把帐先对过，再到香江野生动物园去玩。我和卢夫人便到卧房对起帐来，一共是卢应付杨13万多元。
卢 夫人便说：你先签个字，我先付给你10万元，余下的以后再说。她一边说，一边从她那大一点的包里将钱掏出，放在茶几上。我点了一下，一共九叠整的，每叠一 万元，另外一万元是散钱。我在对帐单上写下了：“收款壹拾万元整。江伟。8月8日。”卢夫人说，（散钱）要数一下。这时，卢X义从客房进到卧室，坐在茶几 的另一张沙发上看着我们。卢夫人坐在桌台边的椅子上数着钱。
突然，外边的门开了，进来了许多人，领头的说了一声：“不准动！把身份证拿出 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门处，我想是不是遇到了查毒品的便衣？卢夫人连忙说：“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是做正当生意的！”卢X义坐着没动，和我一样没说 话。首先进到卧室的是个高个子的中年人，约有40多岁，他向卢出示了警官证，但只是让卢X义看了一眼，一晃而过，便收了起来。我这时只想着把提包内的手机 给关掉，手刚伸进包里，便被一个人吼叫着把包抢了过去。领头的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的床上，对我吼叫道：杨茂东在哪里？快说！快说！我心里好像明白了：我掉进 了别人设的“局”中！
这些人说的全是东北口音，并不为难卢氏夫妇，只是不断地吼叫着，催我说出杨的下落。
我坐着没说一句 话，眼睛一直盯着卢X义。有人喝叫着令我站起来，接着有人上前对我进行搜身，将我身上的一切物件翻来覆去，同时有人不断地审问着我。我依然一言不发。搜完 身后，他们又将我押出门。快到门口，卢夫人忽然上前，将茶几上放着的钱朝我包里塞，我眼睛又盯着小丑式的卢夫人，卢X义似乎感到有些太过分，便出手挡了一 下，他的夫人便没继续塞下去。
我被带下楼，有五六个比我高大许多的便衣把我围在中间，经过酒店大堂时，我扫了一下北京时间，是早上九点过一刻。
出了门，我被带到一辆130双排座车前站了一会儿，后被推进后排的座位，戴上了手拷，他们不准我坐在座位上，而是强行将我推到在座位前面狭窄的放脚处，他们坐下后，将脚踩在我的脊背上，我感到极大的屈辱！
车 开了，他们忽然将我的头发抓住、提起，使我的脸偏向后面，然后用手不断打我的耳光，凶狠地问道：“说！杨茂东在哪里？”我挨了几十下，依旧一言不发。突 然，他们将手上的烟头烫在我的手背上，我只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浑身一阵抽搐。“杨茂东是你亲爹，还是干爹？你还不说！”接着又有一支烟头伸过来，在我 的手背上和膀臂上狠烫，一路上，我被这样烫了五次，留下了五个大泡，发出钻心的疼痛。
在烫烟头的间隙，他们又不断地扇我耳光，还时不时地卡紧我的手拷，卡出一道很深的血痕，痛得我发火燎烧。
就 这样走了约大半个小时，车子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后来知道是仓边路广州市刑警支队。我被带到进大门直走的一间房，进行审讯。我站在那里，除了烟头烫伤处 发出的疼痛，手拷也紧紧地卡在手腕的骨头上，痛得越加难忍，后背、小腿也感到非常难受，这是刚才几位东北大汉用厚厚的皮鞋跟狠劲垒的结果。
在审讯 室内和门口，呆着五个人，听口音有四个是东北的，一个是广州的。我站了大约一两分钟，一个方脸东北人（身高约在1米76左右、，长得非常结实）突然用脚狠 踢我的后腿弯，然后把我带拷的双手向前举成90度，变成半蹲马步式，喝令我就这样一直蹲着，稍有变形，便对我拳打脚踢。才几分钟下来，我的衬衫、裤头都汗 湿了，头上的汗直朝下滴。
每隔五六分钟，他们就问我一声：“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就坐到凳子上来说！”我战战兢兢蹲了约有一个多小时，实在 支撑不住，一下子歪倒在地上。另一个东北人立即过来，用手中拿着的矿泉水倒在我的脸上，我想起身，却起不来。另一个东北人说，让他先坐一会儿。随手便将我 拖到一条长凳子上坐下来。那个方脸东北人也坐到长条凳子上，随手把我的手拷又狠卡了一下，而后又拉起我的手，右手举着一个不知从那里找来的直回形针，对着 我的左手中指慢慢地刺下去，我痛得大声惨叫起来。方脸东北人笑着说：“你够坚强，说不说，杨茂东在哪里？”
又象耍玩具式地慢慢地刺向另一个指头，我又是疼得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这样一口气刺了四根指头，每个指头都流了几滴血，但并不多，显示他们的方法还是比较巧妙的。
从九点到现在发出第一个声音（惨叫声），我不知道已经是几点了，只感到时间过得太慢。大脑一直是一片空白。但下意识里只知道不能说话，什么话都不能说。我的身体处在几乎无法支持的边缘，只有死死地熬着。
人 渐渐地出去了，审讯室只剩下一个胖子，带着眼镜，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也是东北口音，由他看守着我。他对刚才走的几个人说过，带盒饭就行了。我想应该到中午 了。胖子对我说了很多话，象一位“好朋友”似地开导我，但我始终没有回话。他的话我记的清晰的只有这么一段：“你以为他们是谁（指前面走掉的三个便衣）！ 他们比流氓还狠，你要不说，后面有的是苦头吃！”
几个东北便衣吃完饭后又回来了，胖子拿了盒饭，到外面吃去了。那个用烟头烫我的人坐在我 的旁边，一边拍打着我的头，一边问我想好了没有。同时又给我介绍沈阳那边监牢里的情况，他说，那边牢房里的情况可不妙，“我担心你的身体到了那里可能吃不 消。”我仍没说话。他又说：“现在没有江姐、许云峰式的人物了。”他说累了，起身喝水，又换了一个东北人上来，又喝令我站起来蹬马步，我的体力早已不行 了，身子不时地歪到地下，又捱了不少打，又是脚踢，又是扯头发。
在这中间，我的电话响了许多遍。他们问我想不想接电话，并把手机递给我。我拒绝了。他们又让我坐下。开始问我叫什么，住在那里，等等。我全部不作回答。末了，他们把询问记录拿给我看，共有三页纸，“问”下面的“答”全是“无语”。我最后签了字。
他 们又将所搜去的我的物件和钱一一地做了登记。我私人的钱应该是2350多元，扣押清单上只有2300元，差得也不多。登记完后，那个首先冲进酒店房间的领 头人这时候又从外面进来，有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处长，你可要把握机会。”这位处长也说了很多开导我的话，他说：“从接触到现在，我很佩服你，不过现在你 这种人不多了，名字也变了，叫傻蛋。”“你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中纪委过问的事情。”“你现在就只说说有关《沈阳政坛地震》的事情也行。”……大概是 看到话没得到回应，他便不再说下去，站起身，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那个方脸东北人，然后就出去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方脸东北人让我看清纸上的内容后再签字，上面写的是：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拘留证书 江伟涉嫌非法经营被拘留……我在想，这字到底签还是不签。
这 时进来了一个广州人，他是上午从总统酒店来这里时开130车的带路人。他给我做起工作，说：“你现在说出杨茂东住哪里，你们这本书是在哪个印刷厂印的，广 州发给了谁，就还来得及，不用签这个字，查明事实后，马上可以放了你。”其实这个时候，经过很长时间的“休息”，尤其是经过他们的提醒，我心里一直在想着 江姐、许云峰与甫志高的故事。我在那个纸上签了字，随后被带上车。车子又向某个地方开去，车上一共有五个人，又是广州公安开车，其他几个人不断地在我耳边 劝说，现在是最后的机会，进到拘留所，一切都晚了。要好好把握机会，等等。我仍然没有说话。
到了拘留所，我被带到一个只有1点5米宽、里面三分之一是铁条封起来的小屋，我看了看，直感到十分阴森。我被要求脱下裤头、衬衫，做了全身搜查（包括嘴），然后穿上裤头，站在外面。搜身的警察告诉我，我的编号是“464”，他嘱咐我一定记住。
一个穿囚衣的人（后面才知道是轻刑的或者快要释放的外劳犯）将我带过一个铁栅门，到了另一个铁栅门前令我蹲下。在这两个铁栅门之间，放着一张台，这是管教的值班台。广州公安跟值班台里的管教办了交接手续。帮我拿衣服的外劳犯把我的衣服扔了过来，让我抱着。
手续办完后，我被带到148号监仓，在这里手拷被打开，监仓的门开了，但门上的铁链没开，门被开得只够一个人爬进去。
进 了监仓，里面有十几个与我一样穿着小裤头的人，面部表情都是特别严肃，坐的姿势都一样，也特别整齐，有的头剃着光头，有的是光头长起来的头发。监仓是一个 两米宽、三米多高、四米多深，靠里边的一道墙在两米高的位置有一个铁栏杆的天窗，大约是半米宽，三十厘米高，让人觉得十分压抑。
铁门关上 后，牢里所有的人变换了姿势，改为靠墙坐着，一个带眼镜的人（事后知道要称呼为“胜哥”）让我来到他面前蹬下。一个坐在正中央的人开始说：“我们这是文明 仓，不准打人，也不准闹事，要背监规（说话时他用手指了指右边的墙上写的字），干活要积极，绝对服从管理。”他又问我为什么进来，我就把被抓的过程说了一 遍。
胜哥接着问，打了没有。我说打了。他说，以后在这里提审被打，可以喊。这里住的有检察院的人，不让打人。他又指着正中央的那人说，以 后有什么事要听牢头的（他是用带着广州口音的普通话说的，“牢头”被说成“仓头”），以后就在下铺干活和睡觉，不准到上铺，等等。否则就“穿针戴镣”。说 到这里，他指着左手一个被钉在床板上的犯人介绍说，那就是“穿针戴镣”。
后来我知道那人叫王力，他的两个手被穿过一支腿戴上手拷，这样他就永远直不起腰，同时脚被戴上沉重的铁镣，锁在床板上。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穿针戴镣”。
随 后我来到下铺，分给我的床铺位于牢门附近靠近左边墙边的位置，整个下铺长1点2米左右，宽约为不到2米，右边的一半是厕所，所以实际上只有1米宽，睡着我 和两外两个人。上铺共有9人，墙的左边挂着一个钟，我看了看，此时时间为5：30左右，那么我进牢房的时间约在5点左右。
在挂钟的右下方 是“学习园地”，左下方是挂毛巾处。对面右墙写着监规，监规与厕所之间是整整齐齐的东西，中间有个1米长、40公分宽的水池。有一个1米8左右（叫肥仔） 的人和另一个1米72左右的人（叫阿龙）正在冲洗餐具。下铺另两个人都是河南人，一个叫老陈，不到40岁，一个叫小龙，约有二十一二岁，他们拿着抹布在上 铺的墙上和木板上不停地做着卫生。上铺的人站在木板上，用广东话做着交谈。做完卫生后，文书“胜哥”已把我的卡片写好了，放在左边值班的墙上，上面有编 号、进仓时间、姓名。他并对我说，以后要跟老陈学着做卫生，做不好要报告管教，给你“穿针戴镣”。
我坐在角落里，心里一直想着我的八十岁的老父亲……
那个叫阿龙的问我，你是老板，还是马仔？我说是打工的。他就说，要真是打工的，就没事。因为我的编号是临时的（三位数，而牢里的人都是四位数），所以我很快就会被放出去的，或者转到沈阳去。
我也问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因偷小车被抓的，数额没落实，所以一直没判。他是4月份进来的，进来之前被打得非常狠，双手反拷在窗子上，脚刚好着地，整了他一个晚上。他对我说，他估计自己可能会被判10到15年。
到 了晚上10点钟，进入了休息时间。轮到我值早班，每班三人，值到1点。中班是1：00—4：30，晚班是4：30—7：00。值班的不准睡觉，也不准说 话，主要防止有人自杀。就坐在厕所旁边的木板上，除了把厕所刚好露出来，那地方就放着每人装衣服的袋子，装食品、香皂、牙膏等的箱子等。
厕所的上方1点5米左右，有一个长宽约在20公分的木制窗户，它被牢头称为是“牢房里的生命窗”，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是从此窗进来，平时关着。它同时也是管教的监视之窗，管教可以随时打开它，查看监仓里的情况。
在进来的铁门上，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小洞，它也是管教和外劳用来监视里边动静的口子。
值 班时，带班的可以看书、看报。我坐在一个蛇皮袋子上，想着我的家庭，我的老父亲，我的已在天上的母亲……去年母亲去世，对我们全家打击非常大，我一直感到 非常内疚。对我的父亲打击也是非常大。我现在的事情要是父亲知道后，不知道年已八十的老人家是否能承受得住。尽管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父亲他老 人家会怎么想？……这些想法经常被铁链、铁门撞击发出的怪异凄惨的金属声所打断。
8月9日
一夜没睡。到了6点多钟，便听到铁器击打铁门的刺耳声音，象是按秩序一个牢门一个牢门打过来的，在安静和睡眠的环境下显得十分恐怖。接着，不远处便传来众人齐背监规的声音。我所在的监仓有的人眼睛还睁不开，嘴里却高声背着监规，只有牢头没背，但眼睛盯着每一个人。
再过一会儿，铁器打门声便传到我们这个监仓，老陈赶紧舀了三杯水，倒在铁门下角流了出去。后来我听说，这是报平安、表示一夜无事的做法，属于一种古老的传统。
背 完监规后，除牢头和紧挨牢头的两三位不用做工外，其余的人全部要干活。睡上铺的做“艺术”工作，就是把牢内所有的东西摆放整齐，下铺的负责把厕所洗刷干 净，然后把一个蛇皮袋子式的布拦在水池和铁门之间，于是从牢头开始，上铺按顺序在厕所内洗刷、大小便，而后轮到下铺，最后才是我。由于没有毛巾、牙刷，所 以我就没洗漱。结束后，老陈、小龙和我又被要求再次清洗厕所，用香皂和抹布反复擦洗，再用水冲，清扫完厕所后，又得打扫下铺。
差不多到了 8点钟，从其他监仓又传来“管教好”、“多谢管教”的声音。牢头开始让我们坐成一个队形，三人一排双手背后整整齐齐地坐着。铁门开了，穿警服的公安站在门 口，牢头开始喊“管教好”，其余人跟着喊，然后“管教”用广东话和牢头说着什么，我始终没听懂过。然后从牢头和文书手里拿过一些信封和纸条什么东西的，随 即转身离去。外劳犯人从外把铁门使劲碰上，牢头又带头喊：“谢谢管教！”
9点多钟，管教把我叫了出去，出门就给我带上手拷。在他的管教室 里，他问了我的案情，我第一次当着公安的面说了话。我说，我是打工的，老板让我去结帐，然后就被沈阳公安抓了。管教问我老家的情况，我告诉了他我的父亲和 哥哥，以及我太太的单位。他又问我的住处，我考虑到公司的同事应该已从我们的住处兼办公地点走掉了，我自己必须说出住处，才能实际证实我只是一个打工仔， 没有可以隐瞒什么。这时我已和老杨失去联系一整天了，他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便把我的住处地址告诉了管教。
不到十分钟，便有其 他管教带我去审讯。我被带到一栋与这幢大楼相连的楼房，在二楼的一间审讯室，站着三个人，正是昨日的沈阳便衣。他们问我愿不愿意说话，我说，我是一个打工 的，但还是一个党员，你们再打我，我是要告你们的。方脸说：党员好啊，党员好呀，一边说，一边把我的手拷拉低，和地上的一个固定铁环绑在一起，这样我就被 迫勾腰蹲在地上，方脸立即用脚在我背上乱踩，同时说：“你要告的话，你知道你在和谁做对吗？你在和整个公安做对，和国家机器做对，知道国家机器吧？”面对 代表整个公安、整个国家机器说话的他，我当时只好保持沉默。
在这种处境下，我有时不得不蹲着，有时不得不侧坐着，背上不时地被踩上一只 脚，觉得又沉重，又屈辱。这些沈阳公安一直反复问的问题就是：“杨茂东住在哪里，怎么找到他？”同时他们不断用电话和外面联系着什么。过了一两个小时，他 们三个在审讯室内吃起了盒饭，我却有五顿没吃没喝，并不断受着他们的折磨。他们吃完饭，仍旧是在我身上踩来踏去，仍旧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仍旧没有回答。
过了很长时间，又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个广东口音的公安，他们之间说了一些什么话，有人把我手拷和地上的铁环相连的绳子解开，让我在凳子上坐下。其中一人问我说：我们主要是为了《沈阳政坛地震》这本书来的，你只要把这本书的来源讲清楚就可以了。阵势你也看到了。
这时他突然提到住处另一名员工的情况，我心里一紧：按道理住处其他员工都应该走了，难道还会有人被他们找到了，拉过来问话……？
于是我开始说：我本身身体不好，又吃了很多亏，支持不了。那人又给我递了一支烟，我接受了。那人又从包里拿出了《沈阳政坛地震》的封面和一些校对文稿，以及一本《沈阳政坛地震》。我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他说这是在你住的房间搜出来的。
尽管我知道我的住处应该被搜查过了，但此时我的心仍然十分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有员工象我这样被冤枉抓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那个员工是负责做什么的。听那口气，好像是他仍然还是个自由人。我就说，我从不问他干什么事，他也从不和我说话，都是杨茂东有事时主动来找，那个员工我想也是这样吧。
他又问到杨茂东的家庭情况，住在哪里，我就回答说，我是一个打工的，老板怎么会把他住的地方告诉我呢。
他把《沈阳政坛地震》翻开，指着一篇文章问我这篇是从哪里来的。我说都是广州这边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有些文章我在报纸上和其他杂志里都看到过。具体那篇文章出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他又问我家庭的一些情况，我简单地说了。
他又问我怎么到广州来的，每月多少钱，具体做什么事。我说，我和老杨同过学，去年他找我，我就来了，每月一千五百元。要做什么事他就找我。他又说，你怎么就相信他呢？我说，杨茂东在学校里一直是三好学生，有文化、有能力，正义感强，怎么就不能相信呢！
他们把上面的问答写成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上没有审讯人员的姓名，我签了字。
他们带我下楼时，我说：把钱放一点到拘留所，我没有毛巾、牙刷、牙膏，也没有换洗裤头。大方脸说，过两天就要带你到沈阳，还要什么换的呀。我说，沈阳、广州对我来说都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都一样。
在回监仓的路上，路过值班台时，负责我们监仓的管教给了我一个饭盒。到了监仓，肥仔把饭盒拿去，他是专门负责从“生命窗口”接水、接饭的。这个时间正是吃晚饭的时间——5：30。“胜哥”问我带烟了没有。我说没有，被“胜哥”用广东话一顿臭骂。
“生 命窗口”打开了，肥仔从窗口接菜接饭，非常高兴，我站在下铺靠着铁门，又被牢头警告：“不准靠门，挡住铁门上的观察口，管教是要罚人的。”我只好蹲下。饭 菜送到牢头面前，由牢头分发。自然我是最后一个。我非常饿，但看到饭菜却一点也吃不下。米好象有问题，菜象是从猪场出来的。我拿起公用杯，喝了一杯水，便 坐下了。他们有的吃得很香，也有的象我一样吃不下，但他拿出自己的饼干、方便面之类的食物，在慢慢地享受。我把我盒中的饭菜分给了老陈、小龙，他们吃得特 别香。
做完卫生后，老陈、小龙和我三人小声地交谈着。小龙是河南信阳人，浑身上下有十几处刀伤，是8月1日因抢劫抓进来的。
老陈是开车的，他和他弟弟以及五个老乡，在公共汽车上以被人“撞掉眼镜”为借口、诈别人的钱财，结果被卧底公安抓住。
我注意到，上铺的人全是讲广东话的，很少和下铺的人说话——除了让下铺的人做卫生、做工以外。在晚上10点要休息时，外面有人敲了一下铁门，里面的文书立即大声地通报监仓的人数。以后每天都是这样。
夜里想象着父亲理解我的样子，慢慢地睡着了……
8月10日
早 上，在铁器对铁门的击打声中醒来，背监规、做卫生，接着管教进仓问情况，接信以及字条。我向管教报告，要求给家里写信。管教说，你现在是暂押在这里，不准 联系。（这与拘留人的权利不符，其中有一条是被关押的人有通信的权利。当然监规上也有不被打骂、不准体罚、不准行刑逼供等规定，但沈阳公安似乎没把这些放 在眼里。）
随后，从铁门外送进来两个蛇皮袋子的东西。文书便喊：“快！快！开工了！”这是一些比较小的塑料底座，并与塑料花瓣、花叶、花 芯组合在一起，就做成一枝枝塑料花。每人每天规定要做15枝以上。我的手是麻木的，身体吃了不少亏，已经有两天没吃饭，身体非常差。做时就慢了许多。做工 的时间是不许说话的。观察口里不时有一只眼睛在看着里面。上午要做到10点半，然后才收工。由于这种塑料粉的灰尘比较大，房间的面积比较小，弄得满屋都是 灰尘，所以我们下铺的三个人做起卫生来就要多费不少力气，从墙上到地板上，都要反复擦四五遍才行。
到11点半，已是吃饭的时间。我仍然吃 不下那种饭菜，只是多喝了一些水。牢头关心地说，要吃饭啦，进了这里，只有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才行，身体坏了，没有人给你负责的。但我的确吃不下。中午1至 2点是午休时间，仍然有人要值班。这房间要同时睡12个人是怎么排都不行的，所以有人值班轮换着睡也是好事。
下午继续做塑料花。到吃晚饭的时候，牢头关心且警告地对我说：不要绝食呀？绝食的话我要报告管教的，到时候会把你绑在门板上，用管子往你嘴里、鼻子里灌，我是经历过的，那比“穿针戴镣”不会好。我说：我是实在吃不下去。这样，我仍是只喝了两杯水。
7点至9点是学习时间。所谓学习就是看经过管教审查过的旧报纸和书，而且只有牢头和他认为可以看的人被允许看。象下铺的外地人是不能看的。稍有越轨，肥仔便会骂或打。小龙就因为要看书或者站了上铺，想伸伸腰，便被肥仔这样修理过。
“穿 针戴镣”并钉镣的王力，行动和生活都不方便。在晚上他让我给他拿尿杯，我拿了，以后我也经常帮他做些其他的事情。他是7月初进监的，由于近一个月的时间一 直是这样，整个身体已经变形了。但他对生活仍有信心，从吃饭到言谈、做工，都是乐观的。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三次进监。他是中山人，有三个孩子，还有老母亲。 这次是因为请小货车去拉货，车上有五十多斤大麻，被公安抓住，司机说是他的货，他说我请车还没到我要装货的地方，就被抓了，我也不知道车上还有大麻。他说 他和司机都被抓了。
夜晚，日光灯特别刺眼。躺在下铺，由于这儿的长度只有1米2，睡觉时腿永远无法伸直，我只好将两条腿高高地放在铁门上，心里想着死去的母亲，不禁酸酸的……
8月11日
早 晨被吓醒后，感到两只腿的筋非常难受，不能自由伸展了，僵直地站着才好受一点。接下来是背监规，搞卫生，管教训话，开工，干活，再搞卫生，直到中午吃饭。 12个人，一天24小时呆在那个8平方米的牢房里，日光灯24小时照着，吊扇24小时扇着，就这样过着。身体非常差了，头经常性地眩晕，手上被烟头烫的四 个大泡十分疼痛，又不能沾水，十分不便。但我的心慢慢地在静下来。
下午2点，被提审。又是似乎一样的审讯室，一样的四个人。仍然是被钉在 地下。我说你再打我，我要喊了，钉在这里我也受不了。他们又说着和前两次一样的问话：“受不了，就快说杨茂东住在那里。”“这是轻待你，到了沈阳搞你方法 多得很。”“小子，你?信不信我们可以把你搞消失，你消失了，就不知是怎么消失的。”——这是他们对我使用的最严重的威胁，意思是可以让我不明不白地死 去。我对此并不在意，要么说一句“我是打工的，别的不知”，要么干脆不说话。他们多次声称要把我弄到沈阳去，那意思好象是说，我现在在天堂，沈阳可是地 狱。
前后用了两个小时。这次也没做记录。我要求他们放一些钱在这里，但没人理我。到了监仓，文书问我搞到烟没有。我说他们还在整我，怎么会给我烟。
晚上我仍没吃饭，菜是没削皮的东瓜，饭象是用最差的米做的。我看着他们吃，自己一点食欲也没有。
到了8点多，外面送进热水，这时仓内的人都拿出小灶食品，用冲的粉、方便面等来
胡佳被判刑引起大家关注，胡佳获罪在于其在国外网站发表的五篇文章。
我把这五篇文章找了出来，现贴出来供诸位一读。通过文章，你可以认识胡佳，也可以认识一下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以及背后的执政党。
歪脖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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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被判刑依据 文章之一
《林牧老先生于今日下午15：00前后过世〉
林 牧先生于2006年10月15日下午15时许过世。享年78岁。林老先生诞生于1927年阴历的九月十八，祖籍浙江义乌。今年的阴历九月十八，即公历 11月8日，那时他将年满79周岁，有许多各地敬重林老的朋友们想要前往西安给老先生祝寿。而9月底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高官们曾来林老先生家， 说部里领导关心林老，要给他操办“大寿”。当然，目的昭然若揭，公安和国安是为了以此隔绝民间与林老的相聚，避免各地的异议人士前往西安，破坏了“和谐社 会”的稳定。整个陕西，林老是专制体制最头痛的对象。
今天中午12时，林老先生于家中感觉身体不适，没吃什么东西就卧床休息，下午15点 家人看老先生脸色异常，然后发现老人的身体已经失去温度。从老人的神情和皮肤上未发现异常。但家人坦言“不排除林老先生系被害的可能，因为中共专制流氓政 府经常使用这类手段。”此时老人已身在殡仪馆。对林老过世的原因，我们也期待家人能做更多调查。同时也希望林老今日是安详离世。
林牧老先 生40年代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协助杨明轩（后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工作，50年代加入中共，60年代在陕西开始协 助胡耀邦工作。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国务院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文革期间曾受到 长达12年的政治迫害，曾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8年劳改……。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在89年春夏之交，林牧先生支持绝食学生、以及工人、市民、学 生等的示威抗议活动，还公开发表了支持的文章。也因此而再度被迫害。林老尽管一生坎坷，但从不低头。始终倾力中国走向民主、法制的进程。晚年不断给我们这 些晚辈以激励。2005年林老在赵紫阳先生过世时以及年底胡耀邦先生90周年诞辰纪念时发表大量言论，公正揭示历史真相，针砭当今中共时弊。 2006年以来，林老先生和高智晟律师结成忘年之交。
老先生今年在高律师被捕之后曾经被警方带走“旅游”。几天前林牧老先生致电给我，关切询问高智晟律师的案情以及我被软禁的情况，鼓励我们坚韧度过难关。电话中，除了感觉他的听力比从前略有下降，其他方面依然精神矍铄。
无 论是赵紫阳先生辞世，还是林牧老先生今日远行。我作为晚辈，除了泪水滚落仰天长啸之外，耳畔响起那首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 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林老先生，我们没有见过面，抱憾今生无缘相见，但晚辈当下立誓，待我辈荡平极权体制，九州炎黄子孙得以享有自 由、民权、法制，我定赴西安往您墓前祭奠，以告慰您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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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被判刑依据 文章之二
《一國無需兩制》
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中國大陸的多個經濟區域在直追香港，無可否認，今日香港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的公眾和企業也能創造同樣的成就。在這種競爭與競合中，香港和內地經濟都會更加繁榮。
政治上-----今日中國即明日香港
在香港，出一個貪官就是驚徹全港的大新聞，梁錦松買車避稅事件都被媒體全方位曝光。而於中國官員眼中，這根本算不上事情。大陸各地各級政府官員根本無需自 己買車，他們可以用納稅人的錢買豪華車，燒「免費」的油，干所有的私事，還不用考慮吃交通違章罰單。在中國，有哪一天的新聞裡沒有貪官被雙規、司法腐敗、 污染嚴重、礦難頻發、民怨沸騰……而這些還都是被中宣部「過濾」「漂白」之後的新聞呢。在中國大陸，官商警匪組成既得利益集團，用殘酷手段掠奪、佔有公民 的財富。在中國大陸，百姓被迫奉養著規模最大、機構最臃腫的公務員隊伍，一年被「公僕」們在餐桌上吃點幾千億，買車上千億，汽油費上千億。這，就是兩種體 制的差異，這就是兩種體制的差距。許多人跨過羅湖橋進港，就感覺到連空氣都是自由的，而跨出羅湖橋出港，感覺的確實瀰漫在空氣中的不安全感。
越來越多赴港「自由行」的中國大陸公民，從香港帶回了大量的禁書、禁報，從香港的互聯網絡上不受屏蔽的瀏覽海內外的網站。大家體會到在中國大陸從未有過的「自由」。中國大陸的專制在滲透香港，香港的自由也在浸染著中國大陸。
愛國愛港絕不等同於愛黨。700萬香港市民難道不明白嗎，不到中共確信隨時能扶植它得力的代理人當選，中共是絕不會放開香港普選的。除了外交和軍事權力， 其他的權利都屬於香港自己，立法、司法、行政完全獨立。普選的權利是香港自己的，是基本法認定的。香港人需要普選、中國大陸的公眾樂見香港的普選、只有中 共等既得利益集團在拖延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如果香港人不奮起捍衛自己的法治環境，那麼今日中國大陸特有的貪官酷吏很快會在香港遍地孳生，潛規則會主宰你的 生活，國家黑社會勢力會凌家於法律之上。當有一天，香港人因為發表言論而被「國保」抓捕，在香港的法院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投入冤獄，所有的遊行都被 禁止，所有的媒體都向中宣部俯首稱臣……那就為時晚矣。
一國無需兩制
一個人不能精神分裂，一個國家也無需兩種制度。經濟的多元化和政治的一元化本來是就難以相容，原因就在於政治的一元化會侵害法治、自由，威脅到每個公民的尊嚴和人身安全。而今的香港與其說港人治港，不如說是中共代理人治港。
社會制度怎麼可能50年不變呢，僅僅10年香港的「中國化」進程已經如此明顯了。但香港人無需悲觀。中國大陸怎麼可能50年不變呢，現在比起1997 年，中國的大陸的維權和民主化訴求高漲了許多。中國不是一座能被封閉於民主化之外的孤島。中國大陸和香港命運休戚相關，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民主上。民主 的制度將使每個中國人收益，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脫胎換骨。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北京奧運會的口號不無道理。確實，全世界都有同一個夢想，民主、自由、法治、和平的夢想，人人生而自由享有尊嚴的夢想。中國公眾不僅僅需要人文奧運、科技奧運、綠色奧運，還需要民主奧運、人權奧運、自由奧運。
從今日香港之變，沒人再會相信中國政府一國兩制的承諾。在台灣，連泛藍陣營都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真正阻礙海峽兩岸的關鍵因素是中國大陸的專制體制。 10年就足以讓滲透和蠶食發生得侵入骨髓。好在專制的力量還沒有在港形成不可治癒的腫瘤，醫治的方法就在香港人自己手中。捍衛法治、自由，爭取民主化。香 港才有朝陽。
胡佳
被北京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總隊非法監控的第43天 於BOBO自由城家中
離2008年奧運會開幕還有40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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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被判刑依据 文章之三
《国庆及十七大来临 警方连续侵犯公民权利》
自从2004年叶国柱、叶国强兄弟的房产被奥运大贪官---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强行拆
迁以后，叶国柱和叶国强兄弟带着家小就成了无家可归者。为此走投无路的弟弟叶国强
在天安门前跳金水河自杀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全世界也罕有公民因为政府非法
剥夺其财产而选择自杀会被判刑的。而哥哥叶国柱继续带着自己的儿子流浪，经常露宿
街头，穿着写有控诉内容的状衣出现在北京繁花街市和使馆区。这当然影响了执政党的
和谐社会。2004年8月，叶国柱因筹备组织天安门广场万人维权游行，而被逮捕，判处
有期徒刑4年，要到2008年8月才会获释。维权律师高智晟曾经为叶国柱提供法律援助，
做无罪辩护。叶国柱案件是2004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压制民间维权的代表性案例。叶家兄
弟的遭遇都是和奥运拆迁有关，贪官酷吏控制的奥运会成为叶氏兄弟的灭顶之灾。
2007年9月29日上午，北京奥运维权人士叶国强来到位于宣武区大观园附近的宣武区政
府所在地，打着牌子进行抗议。宣武区政府打电话给宣武区公安分局要求处理，随即宣
武区国保支队和管辖大观园的白纸坊派出所就派人到达区政府门口。国保用照相机和摄
像机向正在示威的叶国强进行拍摄。然后由白纸坊派出所副所长刘劲松带领二警区万伟
和齐峥两位正副警长配合国保强行带走了叶国强。
由于中共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要维护首都北京的“社会和谐”，所以必须在国庆和十七
大之前制造恐怖气氛，以便控制住维权人士和上访者。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立即介入
了叶国强案件，要把叶国强示威抗议的案子办成“杀一儆万”的案件。而且北京国保总
队甚至对上访维权的叶国强动用了臭名昭著的《刑法》第105条“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9月29日下午3点，一群国保秘密警察在大栅栏派出所片警的陪同下来到叶国强的
住处进行搜查。并让叶国强的妻子把儿子叶明华和侄子叶明君都叫回家。警方查扣了叶
国强的26篇文章，以及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各一台。并把叶明华和叶明君都带到大栅栏
派出所，晚上20：00前后带他们到位于宣武区陶然亭的宣武区特警队做讯问笔录。叶明
华回忆，警方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谁给叶国强打字录入文稿。9月30日凌晨1：30左右，叶
明华被警车送回家。但国保却欺骗叶明华说由于车辆坐不下，所以叶明君将坐另外一辆
车回家。而9月30日上午10点等来的却是一张对叶明君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罪名是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然而，叶国强却迟迟没有下落。宣武区国保、白纸坊派出所、大栅栏派出所都没有通知
到叶国强的妻子和儿子叶明华那里。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失踪了。当时我们判断，如果
叶明君都定位这类政治罪名，而起因不过是可能帮助叶国强打字录入文章，那么叶国强
肯定至少与此同样的罪名。心急如焚的叶明华几番打听，警方都推三阻四不予承认。直
到有110的警察私下讲叶国强是被警方控制了。但是，没有正式的拘留通知书，一切都
无法确认。而且如果叶国强在警方手中，那么北京国保总队、宣武区国保支队就是明确
的违法延迟送达通知书，企图秘密处理黑箱操作。10月2日下午叶明华打电话给白纸坊
派出所，对方声称不知道，要叶明华过完十一长假的10月8日再来查询。叶明华怎能让
自己父亲失踪10天。所以他直接找到白纸坊派出所，对方不得不承认确实是他们具体执
行了拘留叶国强，但办案人员都在天安门执勤，所以让叶明华第二天再来。10月3日下
午，叶明华来到白纸坊派出所索要法律手续。白纸坊派出所二警区的警长万伟把一纸拘
留通知书交给叶明华。但该警察企图欺骗叶明华在拘留通知书上签署日期为9月30日，
以便留下警方按时送达的假象。20岁的叶明华相当清醒，他签署的日期是2007年10月3
日下午3时，这就意味着警方整整迟了4天才送达。警方的解释是联系不上叶明华。中国
的国保警察，找人是他们最擅长的工作了。而且叶家的电话和叶明华的小灵通一直都通
着，他也基本都在家。在送达叶明君的拘留通知书时，宣武分局警方曾经来过叶明华家
里，所以再也没有比联系不上更荒唐的理由了。偌大的国家机器却总是耍如此无耻无赖
的小伎俩。
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拘留通知书
宣公刑拘通字[2007]989号
叶明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1条之规定，我局已于2007年9月30日将涉嫌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叶国强刑事拘留，现羁押在宣武区看守所。
2007年9月30日
办案人： 万伟 齐峥
叶明华签署：2007年10月3日15：00
叶国强，不过是一个怀有冤屈的瘦小草民，向政府要求公道就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那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政府。如此的高压手段到底说明了这个非民选政府的强大还是虚
弱，说明专制统治者到底是自信还是恐惧。
现在拿到了叶国强和叶明君叔侄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下一步就是该为叶家请律师了。从
来没有介入过维权的20岁小伙子叶明华要独自担负这个重任。恳请北京的维权律师伸出
援手。而最令人担心的是叶氏兄弟83岁的老母亲，本来病已垂危，又怎能经受得起儿子
和孙子双双被捕的打击呢。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北京市公安局国
保总队、宣武公安分局国保支队、白纸坊派出所这些国家黑社会势力机构，以及责任人
罗干、陈志敏、张宪林、郭志民、刘劲松，你们这些扼杀公民自由、践踏公民尊严、构
陷公民身陷囹圄的刽子手，难道你们就不怕遭天谴下地狱吗！？将来的法治社会能饶恕
你们的罪行吗？！海内外都应该明确一点，在中国大陆，凡属“国内安全保卫（国
保）”办理的案件，都100%是政治案件，是维护专制体制而侵犯公民人权的案件，是违
反《宪法》的案件，是将来一定会平反并追究秘密警察们法律责任的案件。
叶国强被捕的9月29日，维权律师李和平受到朝阳区国保跟踪监视，并被北京市国家安
全局的秘密警察野蛮殴打。还是9月29日浙江的吕耿松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正式逮捕。仍是9月29日，在8月底被暴力绑架回去的袁伟静，因为放置秋冬衣服的
行李没能带回家里，随着天气渐凉，她不得不要添置几件衣服，但山东省公安厅国保总
队却限制她离家前往县城买衣服。袁伟静最后只好穿上陈光诚的旧衣服御寒。
以上就是黑色的9月29日一天之内中国公民为所谓“国庆”和“中共十七大”付出的代
价。奥运会的炼狱还在前面等着。当然，这还不算被押解回湖北软禁的黄燕，以及不知
究竟羁押在看守所还是精神病院的维权人士张文和，以及被非法拘禁在家中的其他维权
人士和异议人士。这也还不算现在日夜担惊受怕以泪洗面的高智晟律师妻子耿和，对她
全家而言，当前的一切再次恢复到2006年8月15日高智晟律师被捕的黑暗阶段。海外媒
体的同仁、驻华使馆的人权官员，去探望一下维权大律师的家人吧。妇女儿童在国保秘
密警察非法拘禁中，受着警匪们的封锁和欺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请关注中国
政府在奥运光环下的罪恶，专制政府正在用法西斯手段创造记录，创造历史上最血腥、
最反人道的一届奥运。
胡佳
2007年10月4日星期四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139天 于BOBO自由城家中
离2008年奥运会开幕还有30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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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被判刑依据 文章之四
《中共十七大之前 中国政法系统大范围制造恐怖气氛》
中 共十七大即将来临，中共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正在全国各地大范围威胁、监控、抓捕维权人士，制造恐怖气氛，为中共的党代会创造"和谐"环境。中共中央政法委 作为国家黑社会势力的总中枢，每天耗费亿万元纳税人的血汗，用以驱使数百万公务员犯罪，侵犯普通中国公民的人权。这些罪犯中比较典型的如公安部门中所有的 国内安全保卫人员（简称"国保"的秘密警察）、各省市县级的信访局工作人员、各省市县级从事暴力计划生育的政府人员……
河南省维权人士反 映，当地政府已经内部通知，任何企事业单位，如果有员工在十七大期间上访，那么该单位主管领导将被免职。这样的规定一下子就改变了数以万计的企事业单位工 作重心，从7、8、9月到整个10月，各企事业领导和单位的保卫部门，重中之重就是控制好那些可能参与维权和上访的员工。仅河南有上亿人口，这个规定之下 将会有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消耗于各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中共的十七大营造虚假"和谐"的进程中，又会有多少河南百姓受到威胁、失去自由。昨日获知艾滋 病维权人士李喜阁遭到警方软禁。那么全国其他省呢。
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法院系统内部传出消息，为了避免引起所谓社会动荡，政法委已经 要求对可能引起广泛社会争议的案件予以拖延，在立案、开庭审理和判决方面尽量留待十七大之后再处理。其中就包括陈良宇案件。而对被广泛关注的维权案例，例 如黑龙江的杨春林案件、浙江的吕耿松案件、以及广东的郭飞雄案件，也受到各省政法部门的如是安排。这种荒唐的人为措施会延误多少司法程序。本来就无辜的杨 春林、吕耿松、郭飞雄就要付出更多被非法羁押的时间。
北京南站的上访村成了美丽京城奥运风景线上的疮疤，同时这里也被当作"社会不稳定因 素"。于是负责十七大和奥运会安全保卫的北京警方，联合全国各地在京的劫访警察和信访局人员，大肆扫荡清剿上访村。许多上访村简陋的棚舍被拆毁。政府部门 公开通知9月19日起要全面拆除。9月7日上访维权人士郑大靖被湖北劫访警方绑架回郧西县。9月11日夜晚警方两度冲击驱赶上访人员，遇有不配合的或者身 份一时无法核实的，立即扣留押送去分流站，让各省劫访人员遣返回各地。回到当地之后的遭遇，或者威胁、或者殴打、或者送进劳教所、或者栽上罪名并经过审理 之后投入监狱，最后一种常见可能性是送进精神病院。美国在纪念9.11的六周年，可是有多少中国人会知晓会记住中国北京的一次9.11呢。美国的这种人祸 灾难发生在了一天，而中国的人权灾难天天爆发。
从9月7日开始，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责成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加强了在我家的监控力 量。通州区国保支队的支队长徐建强打电话来说奉命对我和妻子曾金燕严加控制。这些措施也是受命于政法委和公安部国保局对十七大和奥运会安全保卫的重点部 署。每天北京市国保总队和通州区国保支队为我们而派出的警力达到14-16名。秘密警察们从我家两栋楼外的小铁门处，直接搬到我家单元的一层门口，天天在 楼下吵吵嚷嚷，打牌下棋对怀孕的金燕造成很大困扰。9月11日一名国保在半夜甚至睡到了我们在四层的家门口。金燕在场的情况下6天来我已经和国保警察们发 生了3次肢体冲突，原因无非是我和金燕要到外面吃饭，让金燕和腹中的孩子能加点儿有营养的食物。
9月12日中午11：30，北京通州区的 维权人士张文和正站在路边等朋友，突然被通州区国保支队的七八名便衣警察包围，并在通州区国保支队的支队长徐建强的喝令下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手段，掐脖颈、 拧胳膊把53岁的张文和强行绑架进便衣警车。在场的群众围观了整个过程，有些人感叹黑社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绑票老年人。而张文和只不过是组织了十几个维权人 士到通州区吃饭小聚。目的也仅仅是想避免十七大期间大家全部失去人身自由无法见面。基督徒刘凤刚、王国齐和六四伤残者齐志勇成为直接目击者，见证了通州国 保的残暴。并且齐志勇拍摄了两幅照片，记述了简单的过程。无论是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还是通州区国保支队，恐吓、绑架和非法拘禁都是常用的手段。国保秘 密警察系统已经完全黑社会化。而国保要在十七大和奥运会安保中占据首要的位置。
中共中央政法委系统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系统是紧扼中国社会咽 喉的两大首要魔爪，无论对社会群体还是个体，这两大机构能带给中国公民的只有强烈窒息感、荒谬感、不安全感、绝望感。只要这两个部门在，中国绝不会有法 治、民主、自由。司法不公正的原因是司法不独立，根源就是中共政法委的滥权肆意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惜代价地维护专制集团的私利。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重 重黑箱下，往往法律反而成了政府枉法者侵犯公民人权的武器。
而执政党一党的所谓"宣传部"，却非法剥夺了13亿公民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中宣部还侵害了我们每个人的知情权。缺乏舆论监督，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无法被剖析，无法被公众知晓。社会就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一样，完全失去了免疫力。
专 制体制的生存之道无非是不断地"吃人"。在专制体制的土壤上只生长着贪婪、腐败、滥权。经济多元化与政治一元化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党民之间的矛盾根本无 法调和。凭空捏造所谓的"和谐社会"，然后再把大话、空话、套话、费话、假话重复上千万遍，这完全是一剂毒药，执政党拿它来饮鸩止渴，再拉上整个社会大众 殉葬。十七大尚未到来，就已经浪费了巨额的资源并创造了难以数计的社会不公正。十七大能探讨到这些问题吗？中共中央政法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不仅是中国社会 肌体上的两个恶性肿瘤，它们也在让执政党本身走向万劫不复。必须割除司法不公正和言论不自由两个恶瘤。中国的执政党能在十七大中反省吗？
胡佳
2007年9月13日星期四
被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非法拘禁的第118天 於BOBO自由城家中
離2008年奧運會開幕還有3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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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佳被判刑依据 文章之五
《郭飞雄和江伟〈沈阳政坛地震〉》
自 从2007年1月22日广州警方通知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已经于1月20日将她丈夫“移送转押”沈阳市的辽宁省看守所。我们就更为郭飞雄担忧。东北三省国安 和公安警察的野蛮和残暴，在整个中国大陆都闻名遐迩。在举国司法环境都是乌鸦一般黑的情况下，辽宁最黑暗，名列黑榜的状元。辽宁侵犯人权的传统从张志新蒙 难的文革时代很完整的继承到现在。而在广州都受到刑讯的郭飞雄，如果到了辽宁警方手中，肯定凶多吉少。而且，此案中涉案书籍《沈阳政坛地震》描述辽宁官场 黑幕，也必定会让当地一些有着或明或暗关联的贪官酷吏们忌恨，很有可能采取公权报私仇的方式在看守所中压制郭飞雄。
1月19日广州市天河 区检察院退回案卷要求公安局补充侦查之前，辽宁警察就已经前往郭飞雄的湖北亲属那里活动。看来他们早就开始介入此案，所以也就能在刚刚退回案卷的第二天1 月20日就把郭飞雄带回辽宁。附上2005年夏季时郭飞雄的信，以及他的合作者江伟随信讲述与《沈阳官场地震》出版有关的遭遇。从郭飞雄和江伟的描述中我 们可以看出，2006年这一次的所谓非法经营案件，早在2001年就被调查过，而且江伟还因此被殴打、折磨，乃至被正式拘留过。而5年之后尘封的旧案重 提，中国政法部门的用意不言而喻，那就是用打击出版自由的旧案件在新阶段兼而打击维权力量。
广州警方曾对郭飞雄讲，他的同案江伟和张志涛 这次都指认郭飞雄是主使人。我们无法确定警方话语的可信度。毕竟在中国，部分警察（首推国保）和流氓黑社会群体颇为相似，都是惯于使用谎言、恐吓和暴力的 犯罪集团。执行违法任务或者在执法中采取违法手段的警察们，作为执政党或地方黑恶官吏操纵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往往有着比普通黑社会团伙大千百倍的破坏性。因 为他们凭着完全不受制约的特权完全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我们从江伟2001年8月经历中可以看出，江伟很清楚他自己的选择，并且坚强面对了压力。警方说他指 认郭飞雄为主使的说法要么是捏造，如果真的江伟承认郭飞雄主使，那只能推测当今警方用了比过去更残忍的刑讯手段。
补充侦查期是一个月，我 们不知道郭飞雄会被迫在辽宁待多久，他会在看守所遭遇什么压力。我们能有把握仅仅是，除了莫少平律师和胡啸律师的司法努力，我们也要为他呼吁，要营救这位 因维权而身陷囹圄的朋友。无论我们之间的信仰和主张有多么不同，哪怕是不认同郭飞雄特异个性缺点的朋友们，毕竟我们所有中国公民的尊严和自由是相互维系的 整体。那么我们来为飞雄发出声音、伸出援手吧。
胡佳
2007年1月28日 腊月初十
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非法拘禁的第196天 于2008年奥运会举办地北京 离奥运会开幕还有55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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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张先生您好.
我因接手参与为广州大学城拆迁户维权案子,出了问题.明日要飞赴广州,现在已可判定客户受到了胁迫,在电话中带着哭音说话.说的话莫名其妙,暗示着某一神秘力量利用我2001年的一件出版事件胁迫我.并暗示已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
我决定主动跳进这个陷阱。请您注意：如果我失去自由超过七日，请您将本篇文字刊出，以向世人见证中国新闻出版和人权的真实状况。
如果我安然无恙，那么，请您将这个故事保存下来，不要给其他朋友看。绝对!
预先感谢您的帮助!
郭飞雄上
请看后立即下载，这是回忆录的一部分。不是时势需要请勿传播。一定！其他部分自有人会根据需要披露。
我决心作为法律代理人赶赴广州,去帮忙广州大学城拆迁户做一些事,用我的笔,把真相写出来,在国内报刊和网上将真相报道出来。捍卫拆迁户的财产权和人权就从现在做起。
我知道别人已经给我设计好了一个陷阱，好吧，我就跳进去。希望朋友们借助这个案子来推动中国大陆的人权财产权保护。这样我的牺牲就有价值了。
附上这个2001年的旧故事，如果我七天内出来了，就不要对外界公开，绝对。
国内外民众知道了我们的故事，会知道中国民间出版界的真相，知道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知道在艰难中奋斗的实干者的苦辛和不灭的信仰。
自由万岁！
郭飞雄 6月25日晚11点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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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沈阳政坛地震》遭受严刑拷打实录
——我和郭飞雄的一段奇异的民间出版经历
江 伟
前 言
杨茂东（郭飞雄）
1990 年代初，我终于来到了多年梦想的人生斗争的草原，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名商人而生活、而劳作。我从事过多种职业，在一次业余投稿时，我偶然地进入民营出版业， 从此做了十年民间书商。我参与出版的第一本书刊，便是反腐败题材的，从那以后，在期刊领域，在反腐和时事体裁上，我一直属于“全国潮流”的引领者之一。自 1992年以来，国内报章关于反腐和时事的许多重要提法，都从我们这儿发端。在制作技术上，我们先是学习香港杂志，后来便直接模仿欧美政治刊物（如《时 代》等），在这中间逐渐诞生了创新，它使我们的产品从封面到内容之冲击力特强。从外形上，我们的产品颇类似于西方大报大刊为某一重大突发事件所出版的号 外。在民间书刊业中，一般将我们的产品称为“特刊”（“火车杂志”只是其中内容较为平俗的一种）。
尽管在内心我以自由民主为终极政治信 仰，且一直努力尝试做到知行合一。但是，我的民间出版活动却从来不是直接以弘扬自由民主为主要导向。我采取的是渐进式隐形推进，以传播信息、突破封锁，向 大众普及法治和廉政知识为主，以此激发读者的正义感和对政治改革的渴望。我一直认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实干家不能采取孤注一掷的方式，而应逐次扩大实力 和影响。我们不能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冒然行事，牵连到与我们合作的出版社和杂志社，更不能伤及政治地位孳弱的客户。
随着市场的扩 张，民间出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了官方越来越多的注目，我们的政治风险也渐渐加大。1999年中，我通过网络查到了著名学者何新对我们南方商人推动朱 容基热的政治批判文本。虽然何新不可能获知我的真实名字，但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是推动朱容基热最有力的民间出版人士之一（这当然有产品、有众多的同行 作证），我之所谋者深远，运用的是中国古老而微妙的韬略，意在推动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演进和分化组合。从那时到现在的历史，证明了我们和众多的新闻出 版界人所作的种种努力并不是白费功夫。
我们的民间出版活动犹如船在风浪中颠簸。作为驾船船工，我们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规避风险的方法。当我 们用反腐特刊对某省出现的腐败大案进行集中轰炸式的深度综合报道时，当地官员虽然采取种种方式进行封杀，但只要不“干掉”本省数十名主要分销商，就无法阻 止“尺度”不超过国内激进报刊、内容堂正的出版物在本省的自由传播。而在非常时期，如果当地官员滥用专政机器镇压，便越证明其心中有鬼，肯定有所顾忌；市 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官员们对法治不能不保持几分“让步”。于是即使最后反腐特刊可能遭到禁止，但销售者和分销商基本没有出过什么大事。通过这套奇异而有 效的博弈方略，许多封锁就这样被渐渐突破，信息和真相越来越被更多的民众所了解。在这中间，分销商主要出于追求正当的商业利益而冒风险，使得我们的商业合 作自然而持久。作为“总发行”的我们和各地数百名分销商之间，事实形成了无形的互保契约关系，一道运用自古以来长存的人类生存智慧，为本行业硬顶出了一片 天空。
在那十年中，我经历了多次风浪，都安然无恙，且在全国同行中赢得了稳健、低调的名声。然而，到2001年8月报道沈阳腐败窝案的 《沈阳政坛地震》杂志热销后，我突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灾难。并不是我的博弈方略失效了，不是地方官员超出我的理解大施辣手，而是出现了一个超级权力载体 ——中纪委——介入到我们这个行业中。事后根据从各方面得知的消息称：《沈阳政坛地震》转载的《南风窗》上的一篇文章，被中纪委某要人说成是泄露国家机 密，杂志封底的一段话——“沈阳的耻辱是出了象慕绥新、马向东这样以‘父母官’、‘人民代表’之名为恶一方的人，沈阳更大的耻辱在于，多年来，当这些人骑 在人民头上颠倒黑白、兴风作浪时，人民无法用自己的力量将其甩下来踩在脚下。我们设想，沈阳的新政将是‘加大群众说话的分量’，加大人民监督的分量。只有 这样，沈阳才不会浑水泛滥，只有这样，沈阳才能永远告别耻辱”——转自《南风窗》文中，被我刻意放大，充作本书主题，它得到了沈阳民众的强烈欢迎，却刺激 得中纪委某要人大发雷霆，下令将产品生产者捉拿归案。
过去面临此类危情，一般都是客户先担待下来，而后共同分担损失——客户愿意且有能力 担待，正是我们这些引领“行业潮流”者给他们发货的前提，且都多次口头认定过。但是，这一次，互保契约遭到了客户的破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客户的近亲 系沈阳公安部门一个小头目，广州的富裕名声，使我成为某些人想象中的“肥羊”，于是危情由“分担”转变为“嫁祸于人”，数十名公安或国安打着查处“泄密” 案的旗号，带着客户卢X义及其妻儿南下，设下了一个陷阱，要将我当作一头“肥羊”宰掉。我因事外出，帮我打工的朋友江伟承担了直接的风险……
本文便是江伟事后所作的回忆，事情发生的时间为2001年8月初，文中的卢X义系沈阳市图书城某批销部经理，沈阳地区分销期刊的主要民营书刊批发商之一。
在江伟的坚强支撑下，我们成功地渡过了这一危情。但险恶的形势，逼迫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行业，而把它的传奇和苦辛留给了历史。在我的眼里，江伟的下述记录，既是为中国人权状况作出了有力的见证，也是对民间出版业尤其是期刊业的历史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记录。
8月8日
早上8：30，依照前一天晚上与卢X义的约定，我来到总统大酒店大堂，先用手机与卢X义联系，获知他们两口子已起床，可以到他们住的707房间去了。
出 了电梯，在7层的走廊上，卢已站在那里，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于是卢前我后，进了房间。我随手把门反扣上。卢招呼我坐在套间外面的沙发上，并递上一支烟，俩 人互相客气起来，他问我老杨（老板杨茂东）的一些情况，我说：他在武汉，老婆生小孩，走不开，他要我向你和太太、小孩问好，希望你们全家在广州玩得开心。
这时卢的夫人从卧房里出来，问候了两句，便说：帐单带来了吧？我回答：带来了。卢便催我到卧房里和他夫人把帐先对过，再到香江野生动物园去玩。我和卢夫人便到卧房对起帐来，一共是卢应付杨13万多元。
卢 夫人便说：你先签个字，我先付给你10万元，余下的以后再说。她一边说，一边从她那大一点的包里将钱掏出，放在茶几上。我点了一下，一共九叠整的，每叠一 万元，另外一万元是散钱。我在对帐单上写下了：“收款壹拾万元整。江伟。8月8日。”卢夫人说，（散钱）要数一下。这时，卢X义从客房进到卧室，坐在茶几 的另一张沙发上看着我们。卢夫人坐在桌台边的椅子上数着钱。
突然，外边的门开了，进来了许多人，领头的说了一声：“不准动！把身份证拿出 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门处，我想是不是遇到了查毒品的便衣？卢夫人连忙说：“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是做正当生意的！”卢X义坐着没动，和我一样没说 话。首先进到卧室的是个高个子的中年人，约有40多岁，他向卢出示了警官证，但只是让卢X义看了一眼，一晃而过，便收了起来。我这时只想着把提包内的手机 给关掉，手刚伸进包里，便被一个人吼叫着把包抢了过去。领头的一屁股坐到我对面的床上，对我吼叫道：杨茂东在哪里？快说！快说！我心里好像明白了：我掉进 了别人设的“局”中！
这些人说的全是东北口音，并不为难卢氏夫妇，只是不断地吼叫着，催我说出杨的下落。
我坐着没说一句 话，眼睛一直盯着卢X义。有人喝叫着令我站起来，接着有人上前对我进行搜身，将我身上的一切物件翻来覆去，同时有人不断地审问着我。我依然一言不发。搜完 身后，他们又将我押出门。快到门口，卢夫人忽然上前，将茶几上放着的钱朝我包里塞，我眼睛又盯着小丑式的卢夫人，卢X义似乎感到有些太过分，便出手挡了一 下，他的夫人便没继续塞下去。
我被带下楼，有五六个比我高大许多的便衣把我围在中间，经过酒店大堂时，我扫了一下北京时间，是早上九点过一刻。
出了门，我被带到一辆130双排座车前站了一会儿，后被推进后排的座位，戴上了手拷，他们不准我坐在座位上，而是强行将我推到在座位前面狭窄的放脚处，他们坐下后，将脚踩在我的脊背上，我感到极大的屈辱！
车 开了，他们忽然将我的头发抓住、提起，使我的脸偏向后面，然后用手不断打我的耳光，凶狠地问道：“说！杨茂东在哪里？”我挨了几十下，依旧一言不发。突 然，他们将手上的烟头烫在我的手背上，我只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浑身一阵抽搐。“杨茂东是你亲爹，还是干爹？你还不说！”接着又有一支烟头伸过来，在我 的手背上和膀臂上狠烫，一路上，我被这样烫了五次，留下了五个大泡，发出钻心的疼痛。
在烫烟头的间隙，他们又不断地扇我耳光，还时不时地卡紧我的手拷，卡出一道很深的血痕，痛得我发火燎烧。
就 这样走了约大半个小时，车子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后来知道是仓边路广州市刑警支队。我被带到进大门直走的一间房，进行审讯。我站在那里，除了烟头烫伤处 发出的疼痛，手拷也紧紧地卡在手腕的骨头上，痛得越加难忍，后背、小腿也感到非常难受，这是刚才几位东北大汉用厚厚的皮鞋跟狠劲垒的结果。
在审讯 室内和门口，呆着五个人，听口音有四个是东北的，一个是广州的。我站了大约一两分钟，一个方脸东北人（身高约在1米76左右、，长得非常结实）突然用脚狠 踢我的后腿弯，然后把我带拷的双手向前举成90度，变成半蹲马步式，喝令我就这样一直蹲着，稍有变形，便对我拳打脚踢。才几分钟下来，我的衬衫、裤头都汗 湿了，头上的汗直朝下滴。
每隔五六分钟，他们就问我一声：“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就坐到凳子上来说！”我战战兢兢蹲了约有一个多小时，实在 支撑不住，一下子歪倒在地上。另一个东北人立即过来，用手中拿着的矿泉水倒在我的脸上，我想起身，却起不来。另一个东北人说，让他先坐一会儿。随手便将我 拖到一条长凳子上坐下来。那个方脸东北人也坐到长条凳子上，随手把我的手拷又狠卡了一下，而后又拉起我的手，右手举着一个不知从那里找来的直回形针，对着 我的左手中指慢慢地刺下去，我痛得大声惨叫起来。方脸东北人笑着说：“你够坚强，说不说，杨茂东在哪里？”
又象耍玩具式地慢慢地刺向另一个指头，我又是疼得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这样一口气刺了四根指头，每个指头都流了几滴血，但并不多，显示他们的方法还是比较巧妙的。
从九点到现在发出第一个声音（惨叫声），我不知道已经是几点了，只感到时间过得太慢。大脑一直是一片空白。但下意识里只知道不能说话，什么话都不能说。我的身体处在几乎无法支持的边缘，只有死死地熬着。
人 渐渐地出去了，审讯室只剩下一个胖子，带着眼镜，二十三四岁的样子，也是东北口音，由他看守着我。他对刚才走的几个人说过，带盒饭就行了。我想应该到中午 了。胖子对我说了很多话，象一位“好朋友”似地开导我，但我始终没有回话。他的话我记的清晰的只有这么一段：“你以为他们是谁（指前面走掉的三个便衣）！ 他们比流氓还狠，你要不说，后面有的是苦头吃！”
几个东北便衣吃完饭后又回来了，胖子拿了盒饭，到外面吃去了。那个用烟头烫我的人坐在我 的旁边，一边拍打着我的头，一边问我想好了没有。同时又给我介绍沈阳那边监牢里的情况，他说，那边牢房里的情况可不妙，“我担心你的身体到了那里可能吃不 消。”我仍没说话。他又说：“现在没有江姐、许云峰式的人物了。”他说累了，起身喝水，又换了一个东北人上来，又喝令我站起来蹬马步，我的体力早已不行 了，身子不时地歪到地下，又捱了不少打，又是脚踢，又是扯头发。
在这中间，我的电话响了许多遍。他们问我想不想接电话，并把手机递给我。我拒绝了。他们又让我坐下。开始问我叫什么，住在那里，等等。我全部不作回答。末了，他们把询问记录拿给我看，共有三页纸，“问”下面的“答”全是“无语”。我最后签了字。
他 们又将所搜去的我的物件和钱一一地做了登记。我私人的钱应该是2350多元，扣押清单上只有2300元，差得也不多。登记完后，那个首先冲进酒店房间的领 头人这时候又从外面进来，有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处长，你可要把握机会。”这位处长也说了很多开导我的话，他说：“从接触到现在，我很佩服你，不过现在你 这种人不多了，名字也变了，叫傻蛋。”“你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中纪委过问的事情。”“你现在就只说说有关《沈阳政坛地震》的事情也行。”……大概是 看到话没得到回应，他便不再说下去，站起身，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那个方脸东北人，然后就出去了。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方脸东北人让我看清纸上的内容后再签字，上面写的是：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拘留证书 江伟涉嫌非法经营被拘留……我在想，这字到底签还是不签。
这 时进来了一个广州人，他是上午从总统酒店来这里时开130车的带路人。他给我做起工作，说：“你现在说出杨茂东住哪里，你们这本书是在哪个印刷厂印的，广 州发给了谁，就还来得及，不用签这个字，查明事实后，马上可以放了你。”其实这个时候，经过很长时间的“休息”，尤其是经过他们的提醒，我心里一直在想着 江姐、许云峰与甫志高的故事。我在那个纸上签了字，随后被带上车。车子又向某个地方开去，车上一共有五个人，又是广州公安开车，其他几个人不断地在我耳边 劝说，现在是最后的机会，进到拘留所，一切都晚了。要好好把握机会，等等。我仍然没有说话。
到了拘留所，我被带到一个只有1点5米宽、里面三分之一是铁条封起来的小屋，我看了看，直感到十分阴森。我被要求脱下裤头、衬衫，做了全身搜查（包括嘴），然后穿上裤头，站在外面。搜身的警察告诉我，我的编号是“464”，他嘱咐我一定记住。
一个穿囚衣的人（后面才知道是轻刑的或者快要释放的外劳犯）将我带过一个铁栅门，到了另一个铁栅门前令我蹲下。在这两个铁栅门之间，放着一张台，这是管教的值班台。广州公安跟值班台里的管教办了交接手续。帮我拿衣服的外劳犯把我的衣服扔了过来，让我抱着。
手续办完后，我被带到148号监仓，在这里手拷被打开，监仓的门开了，但门上的铁链没开，门被开得只够一个人爬进去。
进 了监仓，里面有十几个与我一样穿着小裤头的人，面部表情都是特别严肃，坐的姿势都一样，也特别整齐，有的头剃着光头，有的是光头长起来的头发。监仓是一个 两米宽、三米多高、四米多深，靠里边的一道墙在两米高的位置有一个铁栏杆的天窗，大约是半米宽，三十厘米高，让人觉得十分压抑。
铁门关上 后，牢里所有的人变换了姿势，改为靠墙坐着，一个带眼镜的人（事后知道要称呼为“胜哥”）让我来到他面前蹬下。一个坐在正中央的人开始说：“我们这是文明 仓，不准打人，也不准闹事，要背监规（说话时他用手指了指右边的墙上写的字），干活要积极，绝对服从管理。”他又问我为什么进来，我就把被抓的过程说了一 遍。
胜哥接着问，打了没有。我说打了。他说，以后在这里提审被打，可以喊。这里住的有检察院的人，不让打人。他又指着正中央的那人说，以 后有什么事要听牢头的（他是用带着广州口音的普通话说的，“牢头”被说成“仓头”），以后就在下铺干活和睡觉，不准到上铺，等等。否则就“穿针戴镣”。说 到这里，他指着左手一个被钉在床板上的犯人介绍说，那就是“穿针戴镣”。
后来我知道那人叫王力，他的两个手被穿过一支腿戴上手拷，这样他就永远直不起腰，同时脚被戴上沉重的铁镣，锁在床板上。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穿针戴镣”。
随 后我来到下铺，分给我的床铺位于牢门附近靠近左边墙边的位置，整个下铺长1点2米左右，宽约为不到2米，右边的一半是厕所，所以实际上只有1米宽，睡着我 和两外两个人。上铺共有9人，墙的左边挂着一个钟，我看了看，此时时间为5：30左右，那么我进牢房的时间约在5点左右。
在挂钟的右下方 是“学习园地”，左下方是挂毛巾处。对面右墙写着监规，监规与厕所之间是整整齐齐的东西，中间有个1米长、40公分宽的水池。有一个1米8左右（叫肥仔） 的人和另一个1米72左右的人（叫阿龙）正在冲洗餐具。下铺另两个人都是河南人，一个叫老陈，不到40岁，一个叫小龙，约有二十一二岁，他们拿着抹布在上 铺的墙上和木板上不停地做着卫生。上铺的人站在木板上，用广东话做着交谈。做完卫生后，文书“胜哥”已把我的卡片写好了，放在左边值班的墙上，上面有编 号、进仓时间、姓名。他并对我说，以后要跟老陈学着做卫生，做不好要报告管教，给你“穿针戴镣”。
我坐在角落里，心里一直想着我的八十岁的老父亲……
那个叫阿龙的问我，你是老板，还是马仔？我说是打工的。他就说，要真是打工的，就没事。因为我的编号是临时的（三位数，而牢里的人都是四位数），所以我很快就会被放出去的，或者转到沈阳去。
我也问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因偷小车被抓的，数额没落实，所以一直没判。他是4月份进来的，进来之前被打得非常狠，双手反拷在窗子上，脚刚好着地，整了他一个晚上。他对我说，他估计自己可能会被判10到15年。
到 了晚上10点钟，进入了休息时间。轮到我值早班，每班三人，值到1点。中班是1：00—4：30，晚班是4：30—7：00。值班的不准睡觉，也不准说 话，主要防止有人自杀。就坐在厕所旁边的木板上，除了把厕所刚好露出来，那地方就放着每人装衣服的袋子，装食品、香皂、牙膏等的箱子等。
厕所的上方1点5米左右，有一个长宽约在20公分的木制窗户，它被牢头称为是“牢房里的生命窗”，所有吃的、喝的、用的都是从此窗进来，平时关着。它同时也是管教的监视之窗，管教可以随时打开它，查看监仓里的情况。
在进来的铁门上，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小洞，它也是管教和外劳用来监视里边动静的口子。
值 班时，带班的可以看书、看报。我坐在一个蛇皮袋子上，想着我的家庭，我的老父亲，我的已在天上的母亲……去年母亲去世，对我们全家打击非常大，我一直感到 非常内疚。对我的父亲打击也是非常大。我现在的事情要是父亲知道后，不知道年已八十的老人家是否能承受得住。尽管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父亲他老 人家会怎么想？……这些想法经常被铁链、铁门撞击发出的怪异凄惨的金属声所打断。
8月9日
一夜没睡。到了6点多钟，便听到铁器击打铁门的刺耳声音，象是按秩序一个牢门一个牢门打过来的，在安静和睡眠的环境下显得十分恐怖。接着，不远处便传来众人齐背监规的声音。我所在的监仓有的人眼睛还睁不开，嘴里却高声背着监规，只有牢头没背，但眼睛盯着每一个人。
再过一会儿，铁器打门声便传到我们这个监仓，老陈赶紧舀了三杯水，倒在铁门下角流了出去。后来我听说，这是报平安、表示一夜无事的做法，属于一种古老的传统。
背 完监规后，除牢头和紧挨牢头的两三位不用做工外，其余的人全部要干活。睡上铺的做“艺术”工作，就是把牢内所有的东西摆放整齐，下铺的负责把厕所洗刷干 净，然后把一个蛇皮袋子式的布拦在水池和铁门之间，于是从牢头开始，上铺按顺序在厕所内洗刷、大小便，而后轮到下铺，最后才是我。由于没有毛巾、牙刷，所 以我就没洗漱。结束后，老陈、小龙和我又被要求再次清洗厕所，用香皂和抹布反复擦洗，再用水冲，清扫完厕所后，又得打扫下铺。
差不多到了 8点钟，从其他监仓又传来“管教好”、“多谢管教”的声音。牢头开始让我们坐成一个队形，三人一排双手背后整整齐齐地坐着。铁门开了，穿警服的公安站在门 口，牢头开始喊“管教好”，其余人跟着喊，然后“管教”用广东话和牢头说着什么，我始终没听懂过。然后从牢头和文书手里拿过一些信封和纸条什么东西的，随 即转身离去。外劳犯人从外把铁门使劲碰上，牢头又带头喊：“谢谢管教！”
9点多钟，管教把我叫了出去，出门就给我带上手拷。在他的管教室 里，他问了我的案情，我第一次当着公安的面说了话。我说，我是打工的，老板让我去结帐，然后就被沈阳公安抓了。管教问我老家的情况，我告诉了他我的父亲和 哥哥，以及我太太的单位。他又问我的住处，我考虑到公司的同事应该已从我们的住处兼办公地点走掉了，我自己必须说出住处，才能实际证实我只是一个打工仔， 没有可以隐瞒什么。这时我已和老杨失去联系一整天了，他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便把我的住处地址告诉了管教。
不到十分钟，便有其 他管教带我去审讯。我被带到一栋与这幢大楼相连的楼房，在二楼的一间审讯室，站着三个人，正是昨日的沈阳便衣。他们问我愿不愿意说话，我说，我是一个打工 的，但还是一个党员，你们再打我，我是要告你们的。方脸说：党员好啊，党员好呀，一边说，一边把我的手拷拉低，和地上的一个固定铁环绑在一起，这样我就被 迫勾腰蹲在地上，方脸立即用脚在我背上乱踩，同时说：“你要告的话，你知道你在和谁做对吗？你在和整个公安做对，和国家机器做对，知道国家机器吧？”面对 代表整个公安、整个国家机器说话的他，我当时只好保持沉默。
在这种处境下，我有时不得不蹲着，有时不得不侧坐着，背上不时地被踩上一只 脚，觉得又沉重，又屈辱。这些沈阳公安一直反复问的问题就是：“杨茂东住在哪里，怎么找到他？”同时他们不断用电话和外面联系着什么。过了一两个小时，他 们三个在审讯室内吃起了盒饭，我却有五顿没吃没喝，并不断受着他们的折磨。他们吃完饭，仍旧是在我身上踩来踏去，仍旧问着同样的问题。我仍旧没有回答。
过了很长时间，又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个广东口音的公安，他们之间说了一些什么话，有人把我手拷和地上的铁环相连的绳子解开，让我在凳子上坐下。其中一人问我说：我们主要是为了《沈阳政坛地震》这本书来的，你只要把这本书的来源讲清楚就可以了。阵势你也看到了。
这时他突然提到住处另一名员工的情况，我心里一紧：按道理住处其他员工都应该走了，难道还会有人被他们找到了，拉过来问话……？
于是我开始说：我本身身体不好，又吃了很多亏，支持不了。那人又给我递了一支烟，我接受了。那人又从包里拿出了《沈阳政坛地震》的封面和一些校对文稿，以及一本《沈阳政坛地震》。我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他说这是在你住的房间搜出来的。
尽管我知道我的住处应该被搜查过了，但此时我的心仍然十分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是否有员工象我这样被冤枉抓来。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那个员工是负责做什么的。听那口气，好像是他仍然还是个自由人。我就说，我从不问他干什么事，他也从不和我说话，都是杨茂东有事时主动来找，那个员工我想也是这样吧。
他又问到杨茂东的家庭情况，住在哪里，我就回答说，我是一个打工的，老板怎么会把他住的地方告诉我呢。
他把《沈阳政坛地震》翻开，指着一篇文章问我这篇是从哪里来的。我说都是广州这边公开发表的一些东西。有些文章我在报纸上和其他杂志里都看到过。具体那篇文章出在哪里，我也不清楚。他又问我家庭的一些情况，我简单地说了。
他又问我怎么到广州来的，每月多少钱，具体做什么事。我说，我和老杨同过学，去年他找我，我就来了，每月一千五百元。要做什么事他就找我。他又说，你怎么就相信他呢？我说，杨茂东在学校里一直是三好学生，有文化、有能力，正义感强，怎么就不能相信呢！
他们把上面的问答写成询问笔录，询问笔录上没有审讯人员的姓名，我签了字。
他们带我下楼时，我说：把钱放一点到拘留所，我没有毛巾、牙刷、牙膏，也没有换洗裤头。大方脸说，过两天就要带你到沈阳，还要什么换的呀。我说，沈阳、广州对我来说都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都一样。
在回监仓的路上，路过值班台时，负责我们监仓的管教给了我一个饭盒。到了监仓，肥仔把饭盒拿去，他是专门负责从“生命窗口”接水、接饭的。这个时间正是吃晚饭的时间——5：30。“胜哥”问我带烟了没有。我说没有，被“胜哥”用广东话一顿臭骂。
“生 命窗口”打开了，肥仔从窗口接菜接饭，非常高兴，我站在下铺靠着铁门，又被牢头警告：“不准靠门，挡住铁门上的观察口，管教是要罚人的。”我只好蹲下。饭 菜送到牢头面前，由牢头分发。自然我是最后一个。我非常饿，但看到饭菜却一点也吃不下。米好象有问题，菜象是从猪场出来的。我拿起公用杯，喝了一杯水，便 坐下了。他们有的吃得很香，也有的象我一样吃不下，但他拿出自己的饼干、方便面之类的食物，在慢慢地享受。我把我盒中的饭菜分给了老陈、小龙，他们吃得特 别香。
做完卫生后，老陈、小龙和我三人小声地交谈着。小龙是河南信阳人，浑身上下有十几处刀伤，是8月1日因抢劫抓进来的。
老陈是开车的，他和他弟弟以及五个老乡，在公共汽车上以被人“撞掉眼镜”为借口、诈别人的钱财，结果被卧底公安抓住。
我注意到，上铺的人全是讲广东话的，很少和下铺的人说话——除了让下铺的人做卫生、做工以外。在晚上10点要休息时，外面有人敲了一下铁门，里面的文书立即大声地通报监仓的人数。以后每天都是这样。
夜里想象着父亲理解我的样子，慢慢地睡着了……
8月10日
早 上，在铁器对铁门的击打声中醒来，背监规、做卫生，接着管教进仓问情况，接信以及字条。我向管教报告，要求给家里写信。管教说，你现在是暂押在这里，不准 联系。（这与拘留人的权利不符，其中有一条是被关押的人有通信的权利。当然监规上也有不被打骂、不准体罚、不准行刑逼供等规定，但沈阳公安似乎没把这些放 在眼里。）
随后，从铁门外送进来两个蛇皮袋子的东西。文书便喊：“快！快！开工了！”这是一些比较小的塑料底座，并与塑料花瓣、花叶、花 芯组合在一起，就做成一枝枝塑料花。每人每天规定要做15枝以上。我的手是麻木的，身体吃了不少亏，已经有两天没吃饭，身体非常差。做时就慢了许多。做工 的时间是不许说话的。观察口里不时有一只眼睛在看着里面。上午要做到10点半，然后才收工。由于这种塑料粉的灰尘比较大，房间的面积比较小，弄得满屋都是 灰尘，所以我们下铺的三个人做起卫生来就要多费不少力气，从墙上到地板上，都要反复擦四五遍才行。
到11点半，已是吃饭的时间。我仍然吃 不下那种饭菜，只是多喝了一些水。牢头关心地说，要吃饭啦，进了这里，只有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才行，身体坏了，没有人给你负责的。但我的确吃不下。中午1至 2点是午休时间，仍然有人要值班。这房间要同时睡12个人是怎么排都不行的，所以有人值班轮换着睡也是好事。
下午继续做塑料花。到吃晚饭的时候，牢头关心且警告地对我说：不要绝食呀？绝食的话我要报告管教的，到时候会把你绑在门板上，用管子往你嘴里、鼻子里灌，我是经历过的，那比“穿针戴镣”不会好。我说：我是实在吃不下去。这样，我仍是只喝了两杯水。
7点至9点是学习时间。所谓学习就是看经过管教审查过的旧报纸和书，而且只有牢头和他认为可以看的人被允许看。象下铺的外地人是不能看的。稍有越轨，肥仔便会骂或打。小龙就因为要看书或者站了上铺，想伸伸腰，便被肥仔这样修理过。
“穿 针戴镣”并钉镣的王力，行动和生活都不方便。在晚上他让我给他拿尿杯，我拿了，以后我也经常帮他做些其他的事情。他是7月初进监的，由于近一个月的时间一 直是这样，整个身体已经变形了。但他对生活仍有信心，从吃饭到言谈、做工，都是乐观的。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三次进监。他是中山人，有三个孩子，还有老母亲。 这次是因为请小货车去拉货，车上有五十多斤大麻，被公安抓住，司机说是他的货，他说我请车还没到我要装货的地方，就被抓了，我也不知道车上还有大麻。他说 他和司机都被抓了。
夜晚，日光灯特别刺眼。躺在下铺，由于这儿的长度只有1米2，睡觉时腿永远无法伸直，我只好将两条腿高高地放在铁门上，心里想着死去的母亲，不禁酸酸的……
8月11日
早 晨被吓醒后，感到两只腿的筋非常难受，不能自由伸展了，僵直地站着才好受一点。接下来是背监规，搞卫生，管教训话，开工，干活，再搞卫生，直到中午吃饭。 12个人，一天24小时呆在那个8平方米的牢房里，日光灯24小时照着，吊扇24小时扇着，就这样过着。身体非常差了，头经常性地眩晕，手上被烟头烫的四 个大泡十分疼痛，又不能沾水，十分不便。但我的心慢慢地在静下来。
下午2点，被提审。又是似乎一样的审讯室，一样的四个人。仍然是被钉在 地下。我说你再打我，我要喊了，钉在这里我也受不了。他们又说着和前两次一样的问话：“受不了，就快说杨茂东住在那里。”“这是轻待你，到了沈阳搞你方法 多得很。”“小子，你?信不信我们可以把你搞消失，你消失了，就不知是怎么消失的。”——这是他们对我使用的最严重的威胁，意思是可以让我不明不白地死 去。我对此并不在意，要么说一句“我是打工的，别的不知”，要么干脆不说话。他们多次声称要把我弄到沈阳去，那意思好象是说，我现在在天堂，沈阳可是地 狱。
前后用了两个小时。这次也没做记录。我要求他们放一些钱在这里，但没人理我。到了监仓，文书问我搞到烟没有。我说他们还在整我，怎么会给我烟。
晚上我仍没吃饭，菜是没削皮的东瓜，饭象是用最差的米做的。我看着他们吃，自己一点食欲也没有。
到了8点多，外面送进热水，这时仓内的人都拿出小灶食品，用冲的粉、方便面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