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说，今年除夕前，湖北襄樊失业女工李冬梅（化名）一直没有察觉物价在一路狂飙。
除夕下午，这名妇人在肉摊前徘徊半小时，最后摸出三张十元人民币，买下两斤猪肉。她已经记不得上次买肉的时间，只记得当时一斤肉才六元。
为了买肉，李冬梅放弃囤积十包盐的念头，这是一九九四年中国物价飞涨遗留的经验。盐可以不囤，但肉不可以不买，年不可以不过，尤其是她家里两个上大学的孩子只有过年才回一趟家。
报导指出，这个贫困的中国城市家庭，曾撑过八十年代末与九十年代中的两场恶性通膨，但在去年「结构性通膨」时，受到的冲击已经减弱。这不是因为生活质量提高，而是生活几乎完全与外部社会消费脱节。
李冬梅家的客厅放着两个瓦缸，腌着酸菜和蒜头，每到吃饭时间，她就从缸里夹几筷子，和丈夫两口人就着稀饭或面条，一吃吃到年底；还有两个水缸，每到周末，她就到对面一户好心人家打水，储在缸里，能用上一个星期；全家的衣服、裤子和鞋子，则出自李冬梅的双手。
公元两千年，李冬梅的大儿子考上大学，因为没钱读书自杀，她的丈夫为此精神错乱，这个本已不堪一击的家庭因此背上巨额医药费。二零零四和二零零六年，李冬梅的二女儿和小儿子分别考入大学，李冬梅朝不想去念书的孩子扇了一耳光。
一九九七年失业后，李冬梅获得低收入户补助，补助款从每个月人民币三百元到四百八十元，再到五百二十五元，但与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以及丈夫每个月一百二十元左右的医药费相较，实在是杯水车薪。
李冬梅在自家阳台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只卖两元和五元的东西，这是她丈夫仅认识的两个数字。去年中国小商品批发价陆续上涨，康师傅方便面从原本每箱二十九点五元涨到三十六元，她不得不把零售价从两元涨到二点五元，每包多赚两毛钱，但买的人少了，每个月收入反而略为降低。
报导说，李冬梅卖过血，送过报纸，如今帮人拆洗衣裳、清洗抽油烟机；洗一条裤子一点五元，一床被单三点五元，一个抽油烟机十二元。
去年，洗衣粉、洗洁精涨了好几毛钱，但她不敢加价。李冬梅说，「我不做，还有很多人等着做。」
所幸，李冬梅的孩子都申请到银行贷款，小儿子汪志鹏（化名）还得到一名女企业家的爱心资助。
汪志鹏说，去年，学校餐厅全面涨价，八毛的素菜涨到一元到一点二元，荤菜涨到三元到三点五元，每个月伙食支出至少多出三十元。他和姐姐都没有告诉母亲，而是分别找了家教和超市服务员的兼职工作。
报导说，去年记者在李冬梅家采访时，她家唯一的电器电视机，只能当收音机用。今年春节，汪志鹏花了三十五元，让这架电视机重新出现襄樊电视台的影像。
襄樊电视台的春节节目谈到通货膨胀，以及通膨对中国社会「金字塔结构」转向「橄榄球结构」的影响。
汪志鹏对身旁的母亲和姐姐说，「无论是金字塔的底座还是橄榄球的底尖，好歹是金字塔和橄榄球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家自从掉了队，越来越远地落在后面，连金字塔的底座都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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