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首先从称呼说起，乃基于中国人重视"名正言顺"。钱虽以力学和应用数学驰名于业界，但其实他在中文方面造诣亦甚高，可能受其叔父`国学大师钱穆影响之故吧。所以，对关系"正名"的称呼一事，钱绝对不会掉以轻心。
当日我赶到候机大厅时，钱夫妇已先抵达。面对一位心仪已久的大科学家，我自然毕恭毕敬。而他的态度也很随和，给我平易近人的感觉。得知我同属57另册中人，其话语更显得亲切。他说我能回到香港工作，算是运气较好的一个；他的学生至今还有留在北大荒的，那处境就差得远了。我肃然聆听，似乎没有问他的学生有无向他求助，或他是否能伸出援手拉他们一把。
接着，不知怎的，他忽然主动提到，海外有人批评他无所作为，认为他在推动大陆民主事业方面，不能向当局大胆建言，据理力争，有负民望。对此，他颇为激动地辩解称：有些话是此刻说不得的，这是现实，必须正视。如果按照外面那些论者所言那样做，则自己势必无法留在目前的位置。那样的话，以后将会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了，或者说，可能再也别无他人可以（在建制内）说话了。
讲到这里，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位姓杨的副秘书长来了。差不多同时，霍英东的两位公子也联袂而至。他们都恭谨地向钱氏伉俪致候。
钱随口向杨说了句：你也今天动身去开（全国政协的）会？杨答称：我是例行公事，坐在底下听钱老在主席台上作报告。
钱又转向霍公子问道："你们二位陪令尊到北京？"霍回话道："父亲年纪大了，由我们陪他去好一点。"
这时，霍英东挂全国政协常委衔，杨是委员。一个乃香港顶级富豪，一个贵为中共驻港高层人员，但政治地位均在钱之下。所以，如同众星拱月般，霍公子与杨无不对钱尊敬有加。
回想起这件往事，联系"六六六"事件中钱的发言，深感其左转，不为无因。
"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钱57年6月6日说的这句话，无疑反映出其心声。出身于贫苦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的他，艰苦奋斗20年，虽然名成利就，但与其学识才干相比，应说要求"更上一层楼"毫不过分。但在其学生蒋南翔等"一二九"学运领袖管辖下，即使学问再多，名气再大，也难望有出头超越这些"延安干部"的一天。
好不容易在深渊中熬了近30年，80年代中期的政治气候，当局需要一批具影响力的老知识分子为其所用之际，钱自然不会错过机遇。他看准时机，亮相露脸，以求一己的最佳出路。果然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他既可以大展宏图，发挥固有的优势，施展本身的才干；又能够青云直上，身居要职，大体享有《聊斋》所描绘的"官威"："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例如，上述机场的一幕，就很能满足当事者的虚荣心。
因此，钱之放弃几十年前追求民主自由的初衷，转而与当局合作，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归根结底，愿意为某种专门利人的崇高信念牺牲自己，或者说像耶稣似的背十字架的人，只是极少数。从这个意义上，对钱大可不必过多的指责。笔者自问，处于类似钱的境况，恐怕也不见得一定比他高尚很多。
至于费孝通，家庭条件异于钱伟长，故其奋发努力所含的翻身欲望，相对较弱。成名后对出路的考虑也有别于钱。鸣放时期，他"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他认为，"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也就是说，民主与公平的观念促使他对当局不满，但其本身的名利要求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态度。他感到"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这应是他作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切身感受。
沧桑巨变，拨乱反正。费得以步步登高，出任民盟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以非党知识分子而言，说得上位极人臣。虽然他肯定知道，"太黑暗"的事多得很，比57年有增无减。但以其所处的位置，在他面前不会有"党团员作威作福"。并且他终于明白，事实上他一直"在吃共产党的饭"，这是他不可能改变的那个"制度造成的"。于是，他也"识迷途而知返"，努力与当局"保持一致"。我甚至猜想，他可能早已彻底改变了当日信誓旦旦的"不参加共产党"的"态度"，只是由于中共权衡利弊而婉拒其入党要求罢了。
临末，就上述钱自明心迹的话，联想起鲁迅有过类似的说法。那是"左联五烈士"30年代牺牲后，鲁悲愤之余奋笔写下一篇《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与前驱者的血》，请史沫特黎转发海外。史称这样做对鲁可能构成危险，鲁答称：中国总得有人说话！可见，鲁迅为了替国人说话，置自己的生命安全于度外。而钱则大异其趣。他首先顾全的是自己的官位，为此绝对不说触犯当局的话。
最后，对名利需做一些说明。正常社会中，求名求利，公平竞争，只要不是损人利己，均无可指责，应不涉个人操守。但是，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尤其是极权社会，由于当局以名利为诱饵，名利与操守往往发生矛盾，难以两全。即所谓"时穷节乃见"。对此，林则徐曾慨叹："青史凭谁定是非"，实际上，公道自在人心。不必需要像钱`费这样的大学者才能作出判断。俗语云："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便是这个意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