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国外，富人捐赠财产的事情根本不是什么新闻了，以美国为例，教育机构，文化设施等公民社会的基础，很大一部分就是靠这些捐赠奠定的。致富者回馈社会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机制。这样的机制我们当然也期待着会在中国生根发芽，我们也期待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富阶层能够开始形成回馈社会的习惯。然而，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中国的有钱人开始有捐赠意识了，但是他们的捐赠对象不是国内几千万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同胞，却是拥有世界上最高外汇储备的政府！我们成天讲中国国情，这大概真的算是特殊国情了。这种捐赠政府的心态，听起来有点令人啼笑皆非，但是它反映的却是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那就是中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的问题。
按照一般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产阶级的兴起必将带动民主化诉求的产生，这不仅是西方对中国前景的普遍预测，也是国内很多不愿面对政治变革的人自我的心理安慰。但是这样的观点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中国的特殊道路中，这样的理论可以说既正确又不正确。
说它不正确，是因为相对与西方发展理论中的市民阶级的定义，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并非完全独立于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国家力量的一部分，至少是外围部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可以说是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王元山要捐赠巨款给政府，表现出的正是中国富裕阶层与国家机器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让这样的中产阶级支持以分割国家权力为重点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完全是与虎谋皮。事实上，政治改革威胁到的不仅是当权者的利益，也是这些中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不仅不可能成为民主化的鼓吹者，实际上只能成为民主化的阻挡力量。
说它正确，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崛起会导致民主化的理论真的要在中国变为现实，前提条件是中国出现真正的中产阶级。这样的中产阶级，不再依赖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致富，面对政府充分独立。他们背靠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们的利益与社会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中产阶级，才有可能提出社会变革的诉求，他们的捐赠才有可能流向民间社会，而不是政府或者单纯的慈善事业。当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敢于讲话的媒体，甚至是反对运动开始得到这样的中产阶级的经济支持的时候，中国的民主化才有可能真正启动。这样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正在出现，这是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的重要原因。同时，新兴的真正的中产阶级也肩负着推动民主化的历史使命，我们对他们充满期待。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