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家我更多地关注经济环境与政治因素的分析，早在2007年四月份，我就发表短文（在《议报》）分析中国股市必有大跌乃至崩盘的可能。当时，在著名的网络空间《中国与世界》我也发表论点，告诉股民：2007年中秋到2008年春节，必有股基二民难以承受的下跌。结果，某位上海女网友（中年人）对我破口大骂。虽然从那天起，我就不在到各式各样的房间去发言，但我从那个细节上了解到：中国股基二民的赌博心理太重了，几乎没有理性。这样说，不是自诩。《中国与世界》房间主持人康巴斯与现在已经系狱的著名维权人士李国宏（--我和国宏对话的要点不是股市而是如何操作全民公决入宪），都是我发表"高论"的见证人。
中国股基二民的思维体系大多还在毛时代的"农村有赤脚医生"的状态下，认为股市大熊后，政府一定能救市。换言之，政府是"救世主"--既能救世，必可救市。
如此荒谬的论调若仅出自中下收入阶层的"草民"（如银行小职员、水果摊主、买断工龄下岗者等），情有可原，甚至一些知名媒体的大牌记者都在发牢骚，称"经过一周的暴跌，财经官员们无一出面，往日的权威学者也集体失语"。
就市场经济的本质而论，救市措施越多，市场越难以正常发育；只有市场机制健全之后，政府在市场上微调，才能给市场打"帮衬"。如果中国股市不经过一场彻底的崩盘，不惟股市不能成其为"市"，而且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之间将永远不可能溶为一个有机协调的市场。
不救市，是政府公平职能的初步体现，因为毕竟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之绝大多数不是股基二民。所以，从政府的角度看，牺牲只占社会不到10% 的人炒股买基的利益是合适的。并且，这10%左右的群体并没受到70%那一大部分的胁迫--拿菜刀逼着你去买股了吗？。其次呢，这10%的人炒股买基并不是每个人都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收入（--靠借贷炒作虽有之，但不多）。
我既不是站在政府角度，看股基二民的"笑话儿"，也不是说"反话"挑动股基二民起来"反政府"，而是说，任何一个市场机制的成熟，都要由一批不幸的人去为多数人"垫背"。十七世纪欧洲金融中心荷兰的郁金香事件、十八世纪英国伦敦的南海事件，无不是历史证明。杰出的科学家牛顿在南海事件中损失两万英镑（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尽管它不是牛顿财产的大部分），他悲叹道：我能算出天体运行数据，却算不出股票趋势。（大意如此）
没人指望银行小职员、水果摊主、下岗买断者都懂得宏观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研判，也不用与南海事件中失算的牛顿相比。但是，中共十七大的核心权力层面的构架，确实大大地打击了大投资者的信心。没有人能否认巴菲特有一个情报系统能够提前知悉或预测"中国的变化"，也没人能否认李嘉诚以其显赫的政治身份获得了"政治股市"的内幕消息。这两个人在中共十七大以前的迅速减持，实际上说明了股市的未来变化。
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政策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影响，比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曾劝中国政府"不要过多干预股市，应放手让市场按自身轨道发展"。
对于目前股市暴跌状况，中央政府泰然处之，显然是听进了格老的建言。
中国股市虽然现在惨跌不止，但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与奥运会之间，会一个强劲的反弹。可以预见，下届政府，不管温家宝还当不当总理，肯定会搭建比较强档的金融工作班子，甚至人大财经委员会方面也会做出重大调整，来与政府方面协调。这样，会抵消十七大寡头政治格局带来的经济方面的负现影响。
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明政府有救市的打算，而是说在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相对封闭的条件下，避免经济总体崩盘要比避免股市崩盘更重要。换句话说，如果股市崩了而整体经济没崩，也是政府高级智囊已经作出估量的预期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