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通讯市场能够起到引领创新潮流的作用。通讯业已经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中国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雄居世界之首，超过5.2亿户；同时中国的宽带上网用户数即将超越美国，在全球拔得头筹。在电信服务领域，中国企业已成功主导了国内市场。四大国有电信运营商几乎占据了国内移动电话和固定通讯市场的全部，尽管其业务增长主要靠的是政府照顾，而不是自我创新。
而在互联网内容方面，像百度(Baidu)、腾讯(Tencent)和阿里巴巴(Alibaba)这样由民营企业家创办的公司分别主导了中国的网上搜索、网络聊天和消费者电子商务市场。虽然中国对外资企业在这些领域的限制可能为它们的成功助了一臂之力，但获得了海外资金支持的中国企业家们在营销、分销以及业务模式方面勇于创新才是他们取得市场优势地位的关键之所在。
从这个角度看，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中国至少是存在的。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看待民营企业在互联网内容和服务市场的成长时却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因为这对其自身在大众传媒领域的传统主导地位带来了挑战。因此中国领导人更乐于看到科技方面的创新，他们希望中国能在新技术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创新成果。本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工程师出身，只有地质工作者出身的温家宝总理算是个例外。
中国的技术型官僚们还将创新看作是降低中国对外国供应商和知识产权依赖程度的方法。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升温。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其"科学发展观"理论时断言，创新"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而温家宝总理2007年3月5日向全国人大作报告时则多次提到了"自主"创新。在政府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包含有16个"重大项目"，涉及从无线宽带移动通讯到探月等诸多领域。温家宝在报告中谈到中国在第三代数字多媒体移动通讯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时，他所指的就是时分同步码分多址(TD-SCDMA)这一中国自主制定的第三代移动通讯(3G)技术标准。中国将TD-SCDMA定位为欧洲供应商主打的W-CDMA和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 Inc.)开创的EV-DO这两种3G标准的替代技术。
误入歧途的一步
得益于中国政府成功实施的"信息化"政策，中国消费者今天得以普遍享受质优价廉的通讯服务。2007年中国电信服务市场的规模将超过950亿美元，其中有 100亿美元来自无线增值服务。受惠于中国庞大的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基础设施，数字音乐和网络游戏等通讯领域的非主流业务也取得了快速增长，预计2007年时上述两项业务将分别实现收入23亿美元和14亿美元。
但TD-SCDMA标准的支持者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景象。过去10年来中国的通讯设备市场中基本上都是阿尔卡特(Alcatel)、爱立信(Ericsson)、摩托罗拉(Motorola)和诺基亚(Nokia)这样的外国厂商。当25年前这些西方企业最初进入中国时，吸引它们的并非中国国内市场，而是这里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它们当时只是打算将中国作为自己的出口基地。中国第二家移动通讯运营商中国联通(China Unicom)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后，中国通讯市场也开始起飞，而那些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生产设施的西方通讯设备制造商则惊喜地发现自己在正确的时候来到了正确的地方。
以爱立信为例，该公司今年11月宣布，它已在过去20年中从中国移动(China Mobile)旗下子公司广东移动(Guangdong Mobile)手中获得了价值超过人民币400亿元（合53.8亿美元）的合同。1987年，爱立信向广东移动建设的中国首个模拟移动通讯网络提供了设备，那是中国首个第二代(2G)全球移动通讯网(GSM)。
虽然中国消费者从本国通讯市场的大发展中获益良多，但外国通讯设备厂商在中国土地上取得的成功却使中国那些最不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电讯研究机构和设备制造商陷入了困境。那时中国不仅早就拥有本土电子产业，还有一批雄心勃勃的国有电信设备制造商。在1998年之前，这些企业都统归当时的电子工业部(Ministry of Electronics Industry)管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出于现实的考虑决定鼓励中国电信运营商从国外厂商购买第二代GSM设备，因为那时中国没有一家本土电信设备生产商在规模、资源和管理方面具备满足政府移动通讯发展目标的能力。
面对西方厂商在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Huawei Technologies Co.)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ZTE Corp.)这两家中国企业决心向国外竞争对手发起反击，并走出国门。而到目前为止它们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今年以来，华为65%的合同收入来自海外，中兴通讯的这一比例也达到56%。这意味着两家公司今年在海外市场的合同销售额分别为72亿美元和41亿美元。中国电讯设备企业的海外扩张，特别是在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等地区的进展，是导致全行业利润率下滑及引发欧洲和北美同行相互兼并的一个关键原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厂商凭藉廉价设备和手机在国际市场取得的成功还加快了W-CDMA等3G标准在全球的普及。
用这种方式，华为和中兴通讯得以避免了像日本通讯设备厂商在上世纪90年代那样陷入自我孤立的困局。在2G时代，日本采用了自己开发的个人数码蜂窝标准(PDC)。这一标准虽然成功地将国外竞争对手挡在了日本市场之外，却也使日本电讯设备制造商沦为国际市场的边缘角色。直到3G时代日本才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对外开放国内IP，并推出支持W-CDMA标准的产品。
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华为和中兴通讯并没有试图对外输出中国自己的技术标准，而是像韩国同行们之前对待CDMA和GSM标准那样，推出顺应国际潮流的设备和手机。相比之下，中国另外一家通讯设备厂商──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Datang Mobile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Co.)面对外国竞争却选择以寻求政府支持和呼吁保护国内市场来谋得发展。而大唐是隶属于中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China Academy of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一家企业，后者是接受中国政府拨款的一家研究机构。
TD -SCDMA最初是由西门子公司(Siemens AG)在德国推广的一项技术，在与W-CDMA标准竞争国际主导地位而落败后，TD-SCDMA被西门子与中国方面合作包装成W-CDMA的替代品。后来中国将TD-SCDMA技术标准提交给联合国电信机构──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并使其正式成为全球三种3G标准之一。
但时至今日，大唐仍未准备好TD-SCDMA标准的商用化，而其他3G标准却在世界各地普及开来，到头来中国成了目前唯一积极认可TD-SCDMA标准的国家。目前W-CDMA技术标准的全球用户已突破1.4亿，EV-DO标准的用户也超过了7,000万。这两种技术标准正在实现巨大的规模效益，并形成了包括设备生产商和供应商在内富有活力的"行业生态系统"，相比之下TD-SCDMA 标准连商用化都还无法实现。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TD-SCDMA与各国际通用标准，特别是与W-CDMA标准的差距正越拉越大。被称为"W-CDMA加强版"的HSPA技术能使数据传输速率达到每秒20至40兆字节。正因为它有如此强大的带宽，现在瑞典人上网正越来越多地选择W- CDMA加强版，而不是固定线路的ADSL。从手机上传视频文件已经成为现实。而TD-SCDMA那种传输率只有2.8兆的手机到现还在商用化的道路上挣扎，预计这种手机最快也要到2008年夏季才能与大众见面。
虽然耗费巨大，但在中国的技术型官僚执意要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的局面下，看来中国还是要坚守TD-SCDMA标准。这与信息产业部前部长吴基传在90年的做法大相径庭，等于是竖起了推广本土技术标准和IP的大旗。
TD -SCDMA的支持者们垂涎于中国市场诱人的商机。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Reform Commission forecasts China Mobile)预测，中国移动(China Mobile)、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和中国网通(China Netcom)将花费34亿美元在2008年建起覆盖全国20座城市的TD-SCDMA试运行网络。然而这与W-CDMA及EV-DO网络在开发和建设方面已投入的数千亿美元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根本不足以形成能让TD-SCDMA成为实用性技术的规模经济。
TD-SCDMA的拥护者声称这 34亿美元不过是刚刚开始，他们盯上的是今年中国电信服务提供商将在基础建设方面（包括固定和移动网络）投入的310亿美元。但与电信服务提供商950亿美元的年收入相比，它们在设备采购上的支出却相形见绌。中国电信服务业的收入仍在增长，特别是手机业务方面。然而中国电讯设备采购支出的前景却不容乐观，今年的采购金额下滑了3%。激烈竞争导致设备厂商的利润率下滑，进而在全球范围掀起新一轮的并购潮。
特立独行的代价
中国是引发全球电信设备行业整合的关键因素之一。华为和中兴通讯对外国同行发出了有力挑战，特别是在发展迅速的新兴市场上。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政府推广TD-SCDMA技术实际上是在给这两家公司拖后腿。由于政府指派它们为TD-SCDMA技术的商用化提供帮助，这就分散了两家公司在与国际同行竞争时宝贵的研发开支和时间。尽管华为和中兴通讯提升了研发经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但由于公司规模小，因而其研发支出仍然远远落后于爱立信(Ericsson)、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和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Nokia-Siemens Networks)这三大巨头。
推出TD-SCDMA的初衷──帮助国内厂商赢得更大的国内市场份额──现在似乎显得有些多余。2006年，华为在华销售的国际标准设备夺得了22%的国内市场，占据设备合约的最大份额，也将爱立信挤下了市场排名的头把交椅。中兴则上升到第四位，排在诺基亚西门子通信之后。
TD-SCDMA 也没给中国的电信公司带来什么好处。中国政府通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成为了四大电信运营商最大的股东。因而它也有责任确保这些公司进行明智的投资。除了为中国客户和股东服务之外，这四大电信运营商的管理团队还要向两家上级机关报告：SASAC和中组部。
让SASAC 满意意味着要选择成熟的国际标准设备，但现阶段要得到共产党以及在许多经济领域推行地方标准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ational Development Reform Commission)的赞许则意味着应选择TD-SCDMA。由于中共指定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China Mobile)采用TD-SCDMA，而不是实现从GSM到W-CDMA的自然升级，该公司的失望溢于言表。但由于TD-SCDMA还不能大范围推广，中国政府决定禁止采用其他3G标准，从而延误了迫在眉睫的行业重组。
但能否让中国消费者满意则是TD-SCDMA尚未直面但却最为严峻的考验。中国消费者选择手机的标准是时尚而不是科技。成功的移动技术必须能有很多种手机可供选择，包括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品牌。诺基亚等国际厂商还没开始生产这类手机，因此待选的机型不过有限的几十款，而已有的W-CDMA机型则有几百种。
为了保护TD-SCDMA在中国的商机，中国政府简直无所不用其极，要求手机厂商砍掉在华销售手机的功能就是其一。比如诺基亚就被要求去掉其广受欢迎的N系列手机的3G功能。这样一来，中国在吸引国际厂商在华生产和设计手机上取得的成功就变得岌岌可危：现在全世界的手机中超过40%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除了机型的选择，中国消费者还希望实现全方位的覆盖。中国移动采用的GSM技术已经覆盖了中国98%的人口。为了确保覆盖率，TD-SCDMA需要提供同时支持GSM的"双模"话机。去国外旅行的中国消费者需要用GSM（在日本或韩国等地需要用W-CDMA)。在日本推行本国PDC标准的十年中，日本人以及赴日游客都觉得极为麻烦，机场不得不推出了临时租用电话的服务，而且人们还要忍受与家人、朋友或同事中断联系的不便。
双模手机的成本无疑会高过单一模式的手机。如果政府要有效地在TD-SCDMA手机中捆绑GSM功能，就必须付出极高的补贴。
最后，TD-SCDMA阵营还在努力铺设网络。虽然TD-SCDMA的工程师强调其"突破性的多极波束形成"技术，但目前这一创新带来的最终结果是需要大得多的天线和更多的基站。TD-SCDMA所需天线的大小据说是现有的GSM天线的三倍，重达两吨。《财经》杂志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大唐电信在广州和上海建设TD-SCDMA基站的计划出现了严重拖延，产能不足以及在获得发射站和光纤配线方面的困难致使其原定于2007年10月开通基站的计划搁浅。
如果中国要在TD-SCDMA技术上与国际厂商激战一番，并将其他3G形式的推出耽搁到2009年甚至2010年的话，那么消费者、厂商和电信公司将会付出巨大代价。仅从所需的数十亿美元手机补贴来看，采用TD-SCDMA技术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但中国面临的最大代价可能是贸易摩擦的加剧。虽然中国政府号称TD-SCDMA是本土技术，但TD-SCDMA的IP分配在海外还有争议，像高通公司这样的西方公司如果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市场之外，那么则可能会提出专利费方面的要求。
但随着"独立创新"的四字箴言成为中国国内研究院向政府要求资金和奖励的战斗口号，许多机构都想用若干地方标准将TD-SCDMA取而代之，比如移动电视、视听编码、数码之家和无线加密等方面的技术。
包括李克强在内的一些非工科出身的领导人进入中央政治局，表明随着对市场经济重视程度的加深，专家政治的色彩可能会有所冲淡。中国政府要做的不是去炮制"按需创新"，而应该着重满足那些使创新得以大量涌现的必要条件，包括坚持发展教育和进行资本市场改革等。如果国家政策、以及政治家们都去充当向特定科技领域划拨投资的背后推手，那么这样不但会抑制创新，还会阻止中国向前发展。
（编者按：本文作者Duncan Clark是投资顾问公司BDA(www.bdaconnect.com)的董事长，该公司重点关注亚洲的电信、媒体及科技领域，在北京和新德里均设有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