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2-23 00:19:00作者：凡心撰文
即将实施的中国新劳动法不到半月，但近期引发包括工潮在内的多宗劳资纠纷却持续不断。继外企沃尔玛、中资的华为、香港上市的玖龙纸业等企业之后，上月末，国营的中石化河南分公司也决定花费735万元（人民币，下同），将旗下郑州石油总公司144名员工全部转为"劳务工"（即外包员工或临时工）。据了解，为规避新劳动法，现时不少企业都选择以“劳务派遣”形式取代正式工，对明年一月一日实施的新劳动法来个迎头痛击。
据《河南商报》12月15日报道，就在新劳法正式实施前夕，国企中石化河南分公司决定花费735万元，将旗下郑州石油总公司144名员工全部转为“劳务工”。此举被当事员工认为企业单方面解除与员工间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规避新劳法。然而，郑州石油总公司“清理整顿办公室”称，这是在进行正常的企业改制。
报道称，截至11月29日当天，在被涉及的144名员工中，只有十几个人填写了“申请转化劳务工人”的申请单。转成劳务工后，遣散人员可重新回公司，但要以劳务工的形式，其实就是临时工。该公司遣散小组负责人不讳言，中石化作为一家上市企业，必然要甩掉沉重包袱。
其实，最先引起人们关注企业规避新劳动法的，是深圳华为10月发生的“7000人集体辞职事件”，该公司要近7000名工作满8年的老员工先辞职，之后再签过劳工合同。之后，中国银行四川分行业也将工龄较长的员工合约，转成中介机构的合约员工，引起员工不满。然而，继华为“辞职门”事件后，据报道，在广东、福建、上海等省市，就不止一次发生类似事件。
来自广州《南方网》近期的追踪报道亦证实，新劳法实施前夕，航空、银行、石油、电信等行业的许多大型国有上市公司，纷纷在年底前突击，把一些老员工改为劳务派遣。这意味着，有更多员工将不再是所服务企业的员工，而只是由劳务公司派遣到企业工作的人员。
但只要看过中国《劳动合同法》规定都知道，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记忆犹新的是，在北京电视台临时聘用人员制造的 “纸馅包子”假新闻事件曝光后，中央电视台在7月尾就进行了一次“大清退”。据闻在这次清退前，中央电视台曾经拥有多达5000名这样的劳务派遣者，是正式编制职工的两倍。当中令人质疑的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国营单位，绝大多数的岗位都是“临时的、辅助性的或是替代性的。”
无独有偶，现在很多国有企业和其他性质的企业，都在将大量的高龄职工以不同的方式，或强制或半强制的转成“劳务派遣”人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跟中国的政策和法规有莫大联系。
据《通信新闻》12月20日引述宏碁（ACER）董事长王振堂称，“中国是全球PC产业的主要生产基地，明年初实施的劳动新法，将冲击到整个IT产业的问题。这将使台湾省笔记本电脑制造商的劳动力成本增加20%，导致税前利润降低7%至10%左右。尽管一些制造商已开始向生产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生产，但这并不能立即解决当前的问题。”
企业本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在如此前提下，“劳务派遣”的出现无疑给企业们提供了一次“逃亡的机会。”把原先企业该负责的所有责任中的绝大部份，通过这个方式转移到中介公司去了。而中介公司多是没有实体的“皮包公司”，真出了事情就算老板不跑，完全按照正常程序执行，恐怕也负担不了什么，最多宣告破产了事。最终埋单人还是劳动者自己。
其次，中国的财会制度也是个问题。在很多地方，企业为职工履行社会义务交纳各种费用的部份，是不可以纳入公司成本的。这样企业将交纳更多的所得税，然而通过“劳务派遣”却能对用工的开销纳入经营成本，交的税反而少了。这样的好事如果不做，反倒成问题了。
虽然，新《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后，被“规定”了劳务派遣工将与正式工实现同工同酬，但由于劳务工与正式员工机制不同，能否落实到位也只能看资方企业的“自主性”，劳务工终究还是被视为降低人工成本的最大“利器”。
应该注意到的是，其实中国的劳动力的特色，是技术低下，报酬很低。和这个对应的，是中国做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比如：纺织、玩具、电子、服装加工等等。在深圳有台湾造鞋业管理人向《亚洲时报在线》表示：“做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其实利润除去各项开销后并不算多。但只有低报价，才有竞争力。否则，人家就把东西放到相对廉价的印度和东南亚做去了。说得难听点，现在的工人虽然没有新劳动法规定的各种保险和福利，但是至少他们还有个温饱饭吃。一旦劳动法施行，企业成本增加，这些劳动密集性企业，就会更大规模的移出中国，造成大面积的失业。”
而得以论证这说法的，有《上海证券报》11月15日报道的，日本数码相机厂商奥林巴斯为应付新《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1月正式实施，将于2009年前将中国的两座工厂合并为一座，并投资约7亿元在越南设厂以减低成本的决定。报道指，该公司是担心无法轻易解雇员工和聘请临时工有所限制，以及新法规所导致的上升成本。另外，来自央视《经济半小时》12月10日，播出的 “珠三角上千企业倒闭调查中，亦证实由于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外迁，现时广东大概五六千家鞋厂当中，已有一千多家先后倒闭，情况堪忧。
今年的6月29日，虽然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劳动合同法是经过四次审议之后，以“145票赞成，0票反对，1人未按表决器”高票通过。但应该正视的是，在新劳动法即将“闪亮登场”的前夕，为什么会引发企业强烈的反弹？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很多地方的劳动法规如同虚设，尤其在一些私企更是如此，新出台劳动合同法固然有闪亮点，但在实践中有无利于劳动者的执行和落实才是问题。一般上，会为此新法担心的还算是奉公守法的守规矩“好公司”，更多的企业则是不屑一顾，作用不大。新法倾斜于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可以理解，但不该加重企业违法成本，矫枉过正。而目前的新法评定好坏，只能说法律的演变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据《河南商报》12月15日报道，就在新劳法正式实施前夕，国企中石化河南分公司决定花费735万元，将旗下郑州石油总公司144名员工全部转为“劳务工”。此举被当事员工认为企业单方面解除与员工间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规避新劳法。然而，郑州石油总公司“清理整顿办公室”称，这是在进行正常的企业改制。
报道称，截至11月29日当天，在被涉及的144名员工中，只有十几个人填写了“申请转化劳务工人”的申请单。转成劳务工后，遣散人员可重新回公司，但要以劳务工的形式，其实就是临时工。该公司遣散小组负责人不讳言，中石化作为一家上市企业，必然要甩掉沉重包袱。
其实，最先引起人们关注企业规避新劳动法的，是深圳华为10月发生的“7000人集体辞职事件”，该公司要近7000名工作满8年的老员工先辞职，之后再签过劳工合同。之后，中国银行四川分行业也将工龄较长的员工合约，转成中介机构的合约员工，引起员工不满。然而，继华为“辞职门”事件后，据报道，在广东、福建、上海等省市，就不止一次发生类似事件。
来自广州《南方网》近期的追踪报道亦证实，新劳法实施前夕，航空、银行、石油、电信等行业的许多大型国有上市公司，纷纷在年底前突击，把一些老员工改为劳务派遣。这意味着，有更多员工将不再是所服务企业的员工，而只是由劳务公司派遣到企业工作的人员。
但只要看过中国《劳动合同法》规定都知道，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记忆犹新的是，在北京电视台临时聘用人员制造的 “纸馅包子”假新闻事件曝光后，中央电视台在7月尾就进行了一次“大清退”。据闻在这次清退前，中央电视台曾经拥有多达5000名这样的劳务派遣者，是正式编制职工的两倍。当中令人质疑的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国营单位，绝大多数的岗位都是“临时的、辅助性的或是替代性的。”
无独有偶，现在很多国有企业和其他性质的企业，都在将大量的高龄职工以不同的方式，或强制或半强制的转成“劳务派遣”人员。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跟中国的政策和法规有莫大联系。
据《通信新闻》12月20日引述宏碁（ACER）董事长王振堂称，“中国是全球PC产业的主要生产基地，明年初实施的劳动新法，将冲击到整个IT产业的问题。这将使台湾省笔记本电脑制造商的劳动力成本增加20%，导致税前利润降低7%至10%左右。尽管一些制造商已开始向生产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生产，但这并不能立即解决当前的问题。”
企业本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在如此前提下，“劳务派遣”的出现无疑给企业们提供了一次“逃亡的机会。”把原先企业该负责的所有责任中的绝大部份，通过这个方式转移到中介公司去了。而中介公司多是没有实体的“皮包公司”，真出了事情就算老板不跑，完全按照正常程序执行，恐怕也负担不了什么，最多宣告破产了事。最终埋单人还是劳动者自己。
其次，中国的财会制度也是个问题。在很多地方，企业为职工履行社会义务交纳各种费用的部份，是不可以纳入公司成本的。这样企业将交纳更多的所得税，然而通过“劳务派遣”却能对用工的开销纳入经营成本，交的税反而少了。这样的好事如果不做，反倒成问题了。
虽然，新《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后，被“规定”了劳务派遣工将与正式工实现同工同酬，但由于劳务工与正式员工机制不同，能否落实到位也只能看资方企业的“自主性”，劳务工终究还是被视为降低人工成本的最大“利器”。
应该注意到的是，其实中国的劳动力的特色，是技术低下，报酬很低。和这个对应的，是中国做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比如：纺织、玩具、电子、服装加工等等。在深圳有台湾造鞋业管理人向《亚洲时报在线》表示：“做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其实利润除去各项开销后并不算多。但只有低报价，才有竞争力。否则，人家就把东西放到相对廉价的印度和东南亚做去了。说得难听点，现在的工人虽然没有新劳动法规定的各种保险和福利，但是至少他们还有个温饱饭吃。一旦劳动法施行，企业成本增加，这些劳动密集性企业，就会更大规模的移出中国，造成大面积的失业。”
而得以论证这说法的，有《上海证券报》11月15日报道的，日本数码相机厂商奥林巴斯为应付新《劳动合同法》将于明年1月正式实施，将于2009年前将中国的两座工厂合并为一座，并投资约7亿元在越南设厂以减低成本的决定。报道指，该公司是担心无法轻易解雇员工和聘请临时工有所限制，以及新法规所导致的上升成本。另外，来自央视《经济半小时》12月10日，播出的 “珠三角上千企业倒闭调查中，亦证实由于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外迁，现时广东大概五六千家鞋厂当中，已有一千多家先后倒闭，情况堪忧。
今年的6月29日，虽然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劳动合同法是经过四次审议之后，以“145票赞成，0票反对，1人未按表决器”高票通过。但应该正视的是，在新劳动法即将“闪亮登场”的前夕，为什么会引发企业强烈的反弹？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很多地方的劳动法规如同虚设，尤其在一些私企更是如此，新出台劳动合同法固然有闪亮点，但在实践中有无利于劳动者的执行和落实才是问题。一般上，会为此新法担心的还算是奉公守法的守规矩“好公司”，更多的企业则是不屑一顾，作用不大。新法倾斜于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可以理解，但不该加重企业违法成本，矫枉过正。而目前的新法评定好坏，只能说法律的演变是不断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