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的动怒，一方面突出了中共中央政令效度无法落实，出了中南海就变了调，即使上头三令五申，地方干部充耳不闻或另辟蹊径以对，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莫此为甚。另一方面，则突出了因为这种认知的断裂，让地方干部想方设法匀挪出逃避上级检查的空间，致使贪赃枉法、鱼肉乡民的事例层出不穷，甚至出现广东省阳江市被黑社会控制长达十年，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况。因此，胡锦涛所谓的管治危机，不仅发生在干群关系、官民议题上，更发生在中共内部的纪律检查、思想武装上。无怪乎「十七大」的欢庆与踌躇满志言犹在耳，胡锦涛此刻必须说重话，正视中共面临的执政压力。
更让人关注的是，在这个让最高当局都不满意的施政体制里，身处其间的中国人民们，是要隐藏心中的怨怼，去迎合执政者刻意塑造的形象？还是要挺身而出，诉求对现实生活环境的压抑与不满？当中国内部的群众抗争事件频率升高，维权人士动辄被公检法系统以泄密或其他莫须有罪名羁押，信访制度形同虚设，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好似一个压力锅，不断出现对体制冲撞、向外扩充的力量，却被各级党政机关蛮横地制止。这样的恶性循环，怎能期待一个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降临？当然，为了巩固执政合法性，中共编织了一幅和谐景象，要人民以大局为重，给执政者一个时间与机会；但是这个时间与机会的成本，是以人民的生活品质、身家性命当筹码，做一次幻想的投资，而投资获利所得，却不均衡地偏向于官僚体制内。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为名，即使现在罕有人信奉共产教条，但只要这个名称存在一天，中共就应该怀着近乎政治洁癖的规律，不与民争权，不向民夺产，利，要还诸于民。只不过，眼前的景况恰恰相左，党政干部坐享国家资源，普罗大众却要承受不公平的待遇；这种和谐，可为真？中国人民可想要？
因此，胡锦涛的动怒，显示这个坐稳执政大位的中国领导人面对中共执政绩效不彰的忧虑，已经提升至「危机」的层次。当他要求全党必须以执政能力为主轴、要有危机意识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大陆目前依旧欠缺营造和谐社会的条件。令人莞尔的是，破坏这个条件者，是提出和谐社会的中共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