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2-14 02:30:31作者：曾铮
十二月五号，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为死於癌症的澳洲人班顿（Bernie Banton）举行隆重的州葬，所有州政府部门下半旗致哀，新当选的总理陆克文丶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丶总督等政府要员都出席了葬礼。盛大隆重的葬礼可说是「备极哀荣」。
因为自发参加葬礼的民众多达三千，没有任何一个教堂能容纳，所以葬礼选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体育馆里举行。总理丶州长丶反对党领袖丶死者家属等都发表了极其感人的讲话。
总理陆克文称班顿为「国家英雄」， 他说：「班顿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决心成为一位不平凡的人，也因此在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成为一名时代英雄。他打动了澳洲人的心……班顿，我怀念你，澳大利亚怀念你。」
班顿是一名怎样的澳洲人，能享有这样的荣耀呢？
套用一个来自中国的流行「术语」，班顿其实可以被称作一名「维权人士」。他原是一名普通工人，今年六十一岁。近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这六年间，曾在澳洲大建筑材料公司哈迪（James Hardie）工作过，在没有足够劳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直接接触过石棉。一九九九年他被查出患上由接触石棉引起的间皮癌，从而走上一条向哈迪公司索赔的漫漫「维权」路。
与班顿有着同样遭遇的不只一人，当时与他一起在哈迪公司工作过的工人共有一百三十七人，到二零零四年，这一百三十七人当中只有十个还活上世上。仅哈迪公司的受害人就有七百多人，全澳洲则大约有三万人可能在以後患上石棉引起的致命疾病。
由於癌症的影响，班顿的肺部工作能力只剩下20%-40%，走到哪里都需要带着氧气瓶。但他没有躺倒在患病的悲痛中，也没有只为自己奋斗；相反，他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组织起来，与澳洲总工会一起，发动强大的攻势，要求哈迪公司赔偿损失。
他们组织过万人规模的大型集会游行，多方游说，寻求媒体曝光等等；媒体对这批「弱势」受害人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以至有段时间，班顿在电视上露脸的频率比总理还高。到後来连州政府都表示，如果哈迪公司不赔偿受害者，州政府也将抵制哈迪的产品。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州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处理这起索赔案；而哈迪公司则在二零零一年将公部迁到荷兰，据说就是为了转移财产，逃避责任。但是，到二零零四年，在媒体丶政府丶公众和受害人的四方压力下，哈迪还是不得不同意在未来四十年中拿出高达四十五亿澳元（约合二百九十五亿人民币）的赔偿金，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每年的赔偿额与公司收入挂钩，最多不超过当年可支配现金流的35%。这是澳洲历史上金额最高的一起个人赔偿案。
因为这起金额最大的索赔案，班顿成为了许多澳洲人心目中的英雄，总理陆克文在发表当选演说时专门提到了他。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悉尼家中去世，有关他的报导再次牵动了澳洲人的心。
其实在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都享有公费医疗，医疗费可以报销。哈迪公司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成为上市公司，现在拥有两千五百多名员工，年收入达十五亿澳元。与「有钱有势」的哈迪比，班顿作为一名个体真所谓「势单力薄」，要证明近四十年前所受伤害也不是一件易事，但他不畏艰难与哈迪对峙，为的就是一个社会公义。他不屈不挠寻求公义的精神感动了澳洲社会。事实上，在班顿最後的日子里，他表示已经原谅哈迪公司。
陆克文在葬礼上说：「他有着坚强的意志，那就是要为工人们寻求正义。他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相互关爱，让所有的人，而不只是一部份人享有公正。」
也可以说，班顿的「维权」之所以能够取得与中国的维权人士大相径庭的结果，与整个澳洲的社会公义感以及对於生命的珍视密不可分。
因为自发参加葬礼的民众多达三千，没有任何一个教堂能容纳，所以葬礼选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体育馆里举行。总理丶州长丶反对党领袖丶死者家属等都发表了极其感人的讲话。
总理陆克文称班顿为「国家英雄」， 他说：「班顿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决心成为一位不平凡的人，也因此在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成为一名时代英雄。他打动了澳洲人的心……班顿，我怀念你，澳大利亚怀念你。」
班顿是一名怎样的澳洲人，能享有这样的荣耀呢？
套用一个来自中国的流行「术语」，班顿其实可以被称作一名「维权人士」。他原是一名普通工人，今年六十一岁。近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四年这六年间，曾在澳洲大建筑材料公司哈迪（James Hardie）工作过，在没有足够劳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直接接触过石棉。一九九九年他被查出患上由接触石棉引起的间皮癌，从而走上一条向哈迪公司索赔的漫漫「维权」路。
与班顿有着同样遭遇的不只一人，当时与他一起在哈迪公司工作过的工人共有一百三十七人，到二零零四年，这一百三十七人当中只有十个还活上世上。仅哈迪公司的受害人就有七百多人，全澳洲则大约有三万人可能在以後患上石棉引起的致命疾病。
由於癌症的影响，班顿的肺部工作能力只剩下20%-40%，走到哪里都需要带着氧气瓶。但他没有躺倒在患病的悲痛中，也没有只为自己奋斗；相反，他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组织起来，与澳洲总工会一起，发动强大的攻势，要求哈迪公司赔偿损失。
他们组织过万人规模的大型集会游行，多方游说，寻求媒体曝光等等；媒体对这批「弱势」受害人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以至有段时间，班顿在电视上露脸的频率比总理还高。到後来连州政府都表示，如果哈迪公司不赔偿受害者，州政府也将抵制哈迪的产品。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州政府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处理这起索赔案；而哈迪公司则在二零零一年将公部迁到荷兰，据说就是为了转移财产，逃避责任。但是，到二零零四年，在媒体丶政府丶公众和受害人的四方压力下，哈迪还是不得不同意在未来四十年中拿出高达四十五亿澳元（约合二百九十五亿人民币）的赔偿金，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每年的赔偿额与公司收入挂钩，最多不超过当年可支配现金流的35%。这是澳洲历史上金额最高的一起个人赔偿案。
因为这起金额最大的索赔案，班顿成为了许多澳洲人心目中的英雄，总理陆克文在发表当选演说时专门提到了他。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悉尼家中去世，有关他的报导再次牵动了澳洲人的心。
其实在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都享有公费医疗，医疗费可以报销。哈迪公司早在一九五一年就成为上市公司，现在拥有两千五百多名员工，年收入达十五亿澳元。与「有钱有势」的哈迪比，班顿作为一名个体真所谓「势单力薄」，要证明近四十年前所受伤害也不是一件易事，但他不畏艰难与哈迪对峙，为的就是一个社会公义。他不屈不挠寻求公义的精神感动了澳洲社会。事实上，在班顿最後的日子里，他表示已经原谅哈迪公司。
陆克文在葬礼上说：「他有着坚强的意志，那就是要为工人们寻求正义。他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相互关爱，让所有的人，而不只是一部份人享有公正。」
也可以说，班顿的「维权」之所以能够取得与中国的维权人士大相径庭的结果，与整个澳洲的社会公义感以及对於生命的珍视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