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柬头子乔森潘被捕，三十年前的种族灭绝案，清算终于有期。好好一个国家，推翻"殖民统治"之后，由民族主义政权上台，只为了一种偏激的信仰，屠杀了本国一百万人口。赤柬第一号人物波布死前毫无悔意，告诉记者，如果有第二次选择，他还会这样做。二十世纪是偏激的时代。
世纪初欧洲的抽像画派和达达主义作品，已经在暗示一个不安时代的降临。十月革命和纳粹德国，是在欧洲交替迸发的两大偏激病毒，两者都以慷慨激昂的理想诉诸情绪的极端，一个要建立人人绝对平等的乌托邦，一个要建立日耳曼的顶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偏激病毒的火并，其一惨胜，留存下来，另一种被征服，装进棺材，加几口钉子，但今日新法西斯的幽灵还在欧洲若隐若现。赤柬是幸存的那种偏激病毒的遗传，散播到东南亚，瘟情越演越疯狂──几个在法国留学的高棉知识分子，为了一种激越的"理想"，不惜把他们的民族做最残酷的实验，去过金边的赤柬罪恶展览馆的游人，都难以忘怀噩梦般的骷髅展览。
赤柬几个头子，无法杀戮一半人口，他们的指示须要无数刽子手执行。在参观赤柬罪恶展览馆的时候，最令人狐疑的，是人性的一个盲点──把婴儿向墙壁上摔得头迸浆烈、剖开妇女的腹腔，往自己的同胞的后脑钻螺丝，这些刽子手与死难者毫不相识，如何下得了手？
答案也许在南非一位黑人民权领袖比库（Biko）的名言。比库说：暴政之所以建立，往往不因为暴君，问题出在被压迫的人身上。时机成熟时，奴臣演变为打手，时机再成熟的时候，打手蜕化为刽子手，他们先受到偏激思想的自我洗脑，继而在一种虚无的信仰之下自我催眠，首先说服自己：自己在"替天行道"，今天的屠戮，是必要的手段，为了清洗一个罪恶的世界，建立一个洁净的天堂。在极端滋生的社会，必先相信他们的国家需要一位"强人"来领导。"强人"崛起，"魅力"颠倒，全国像了魔一样，盲目追求这位伟大领袖的神谕。
希特拉以德国的最高领袖（Fhrer）自居，从此这个字只限他一人称号。希特拉专权的时候，举国上下的文武官员，都认为自己在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而无私奉献。当权力的各阶层完成此一自我催眠，魔咒由上而下，层层延伸，谁有不从的，即自动成为异类，为了免成屠戮的对象，最基本的生存法则，是令自己也成为刽子手，寻找周围最方便的屠戮对象，灭族的罪行，有如核弹的核裂变反应的原理，当理想化为仇恨，仇恨迅速裂变，血腥无限蔓延，指顾之间，屠杀就是慈善，战争即是和平，血腥就是博爱，撒旦就是上帝。赤柬得势，高棉人民丝毫不反抗，任由杀戮，因为其文化影响。在高棉古老的传说之中，相信末日降临之际，将有一群从天而降的天兵，穿黑衣君临世间，此一传说，与澳洲土著的信仰相似──澳洲土著相信世界末日之际，天神重临人间，他们的脸孔是白色的，因此白人登陆澳洲，土著畏若神明，不像北美洲的印第安红人一样奋力反抗。
赤柬穿黑衣，颈系红巾，诉诸高棉人民的神话心理心层，令他们接受"命运"安排。国际政治也很现实，当赤柬中出现了一个叛徒的洪森，像吴三桂一样迎接越南侵略军，帮助越南推翻赤柬政权，只因为越南的幕后势力是苏联，中、英、美和欧洲，都纷纷支持流亡赤柬，拒不承认洪森的新政府，成为国际分担耻辱的一页。
赤柬在一九七五年"执政"，一九七八年覆没，其时香港正逢麦理浩的经济起飞；廉政公署确立了权威，九年免费育推行，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开动，香港的下一代在海外留学，纷纷回流，在工业和文化创意产业都协力开创了一个盛世。香港电影出现了新浪潮，香港电视剧集在东南亚开拓了跨国的市场，就在那个今天有许多人咬牙切齿诅咒的"殖民统治"时代，香港的宗主国，在伦敦有一个古老的民主议会监督，每年都有国会的议员代表团来香港视察。
打开电视机，香港人看见柬埔寨如何在"文革"病毒的变种之下沦为炼狱，在两个钟头的飞行航程之内，柬埔寨的华侨成千上万死在屠刀之下，我们爱莫能助，反而能参加"见闻会社"的旅行团，今天游星马，明天览日本，过丰衣足食，创作才华迸发的黄金日子。赤柬余孽的就捕，提醒香港的新一代：偏激的病毒，原来曾经距离香港仅箭步之遥。不要以为太平盛世是生活的常态，董建华先生就曾经呼吁港人要居安思危，保持忧患感。爱惜我们长久享有的自由和法治，必须抵制偏激的思想，偏激来自当初自我洗脑而催生的仇恨，而仇恨永远不能缔造和谐。圣诞节快到了，普天同庆，正是以基督的仁爱抵制偏激的仇恨，当年高棉举国的浩劫，也许因为他们相信民族神话黑衣天神的君临归降，而听不见从雪地远处传来的鹿车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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