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并非完全没有清醒者，吴宓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今日中国，自然已经不乏觉醒者，但清醒的却不是很多。本文作者算得上是一个在觉醒中已经清醒了的人。请读者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你会从其中看到真正的良心和良知，还有，就是比良心和良知更加重要的人格力量......。
一、
艾科说，"水果是结果"。（艾科《波多里诺》）这个话自有其哲学原则；一般而论，艾科的诠释学经常如此揭示词与物的关系。）
按照这样一个诗意诠释学来解读中国的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人们在反思1957年反右运动的时候，往往把此年代说成是以后假大空灾变的起因；这个解释有不完善的地方。因为，真正的灾变不是发生在57年，而是发生在49年。也就是说，1949年的中共易帜，是一切假、大、空诛心之论，毁灭之论的开始。一切谎言，假话和异化，开始于兹，而并非开始于57年──否则，57年鸣放以后，全国范围的大反击，大检讨，大批判，就似乎是无所由来，好象很突然；其实不然。这种大反击，大检讨，大批判；告密，揭发，兄弟倪墙，父子反目，老婆揭发丈夫，朋友出卖朋友......已经成就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部分内容。这个检讨和批判文化，成为所谓"事件发生两次"说法的应验──57年，大致上说，是中国人自虐和施虐的第二次表演──更是毛式文化侵入中国以后，第二次施行人性改造和人性毁灭。如果说，1949年以来的国民自戕和毛式迫害合谋，尚未达到57年的明晰观念，那么，那个初级观念，却已经产生且得到大致的"圆满"。
严格来说，这个人性改造和人性毁灭运动，当然不是从49年开始，而是从瑞金、延安开始，开始于整风，打ab团，杀第三党等等运动。若要更早追述，这个社会主义运动，则开始于"马列一声炮响"，开始于后来托名为54的所谓新文化运动，那种前文革式的大批判──诸如要毁灭汉字、烧掉孔孟、全盘西化等等，及这些运动的文化──反文化人物，和学衡派、会通派坚持国粹之精神，传统之原则的儒家学人如王国维，陈寅恪，梅光迪，吴宓等人发生激烈冲突。于是，中国的思想路线朝向了两个方向、两种命运。一种是，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阵地，以及蒋介石等人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加上他和宋家之皈依基督教；另外一种，则是毛化马列和革命道德的"崛起"。这个过程，成为一种正好和中国儒家学说之人则、原则完全相反的反文化和反道德──是礼仪廉耻，仁义道德之原则的反向原则。这就是"革命"扭曲道德，"革命"迫害道德或者说反道德之形成过程之一瞥。这个反道德论，在马列名号下盗用人民的名义，实行民粹主义加毛式独裁。这个历史，有二、三十年。这个二、三十年，竟然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道德基础和人伦起点。一切进入革命正确和杀戮正确说。一部毛式搅肉机，开始转动。一场战役，几十万，上百万中国人，就这样死在搅肉机下。"解放"，成为合法杀戮和毁灭的最好藉口。到了49年，搅肉机，变战争为镇压。其存在，就象马列腐质一样，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这个气味，贯穿全国。报纸媒体开始连篇累牍地宣传这个搅肉过程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在此意义上，我们说，57年，只是这个党文化铁链上的一环而已。这个"硕果"，其实是早先的"水果的结果"，而非无中生有和仅仅开始──绝对不是肇始篇。
这样，我们也才可以说，57年毛式镇压的到来，是伴随着全民的检讨和工农兵对于所谓右派的全国性批判，而呈现，而完成，而"正确"的。也就是说，毛在49年，甚至更早，业已铺垫完毕的检讨文化，人人自危文化和人人反对人人的极权主义文化，截至57年，宣告其完成，也就是对于国人驯化过程之完毕。
那么，证据何在呢？
证据不胜枚数。
我们知道，甚至林昭，也在1950年7月写出了自我检讨式的党文化文字，又何论其他！就不要说那些一直毛附于皮之辈（准确说，是皮（中国知识份子）附于"毛"──这也是中国字词的"活学活用"）。
所谓社会主义心灵大改造运动，统摄所有来自49年到今天的一切运动。其中尤其以文革和反右为甚！这自不必赘述。
那么，吴宓先生作为一个在1920年、即54运动发生不到一年时间，就激烈反对之的大儒，他的1949年和1957年，是不是反映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看法呢？完全可以由吴先生言行作证，以言此表。
二、
吴宓大师1949年日记被其友人"擅自焚烧"，付之阙如。只剩下几则。一则中谈及苏美抗争。以为美国是decadent imperialism即衰落之帝国主义，"文明覆亡，殆成定局"，云云（是其友人云）；宓言白璧德呈如是观。那是1949年12月日记（所援均见《吴宓日记》八卷本，从1949年──1975年）
此述始于1950年元旦。宓在学校庆祝节日。人们围绕俄籍教授高呼"史达林万岁！""毛主席万岁！"--"无事不富督促改造投降之意味者"。那时，对于地主的逼迫和经济压榨已经开始。宓叙述了他的亲属被逼缴出"退押"金无能力跳河自尽。其友"亲见某地主（其戚──原为小号字，这里代用括弧──笔者）无力缴款者，男女均褫衣，罚跪盛水之浴盆（木制），或更以冷水浇其身。又一人迫令裸膝跪在地面玻璃碎片上，而头顶木杠，两端系石。如此酷刑虐逼缴纳，不问地主有力与否。概令工商业存款一律冻结，于鬻宅虽价廉亦无人买，故地主咸苦莫伸--（笔以阶级为界，以报仇立义。......）。
第二天，宓参加学习会议。"勉强发言一次，以雅典、斯巴达之战为比，证美之必败。"
可见，宓大师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1950年1月4日，宓写下关于他对于女性革命化的见解。并且说明，"眼看婉娈成豺虎"，避之，厌之，俱之。事情是这样。时值所谓抗美援朝。学生对此必须表态。"此下为甲乙丙三女生，出身豪家名门，毕业教会女学者之忏悔供状。其中甲乙二生，虽淡妆毁容，涕泪交颐，声嘶力竭，仍可见其风神之美、容貌之秀，与昔年之服装风雅丽都，此真以美人为牺牲品矣！"
宓大为感叹！
他继续写到──
"夫爱容饰，美衣服，趋势尚，耽游乐，甚至广交际，重爱情，乃中西古今少年妇女一般习性，综有悖闺训，亦何伤乎大德。今必强行其在广厅当众自白，认为奇耻大辱，自悔自责其所犯极深且重之罪恶，几乎求死不得，无颜立于人世也者。又以种种悉归罪于美帝，不谈个人道德，（或性情）惟事政治宣传。"这个情形难道只是57年晚些时候发生之司空见惯之乎？否，那时是1950年。宓以为那种做法有些清教徒味道；但是和马列比较，"目的和主要精神则正相反。"
可见，宓知道马列之伪宗教和真宗教之异同。
此为第一则关于美女革命化的故事。第二则马上出现──
在逮捕一个所谓特务以后，师生开会声讨。"......发言者多为女性，明眸皓齿，燕语莺声，而做出狰狞凶悍之貌，噍厉杀伐之声。宓久恋女子，后感厌离，乃今乃叹为观止矣。"
狰狞貌，杀伐声，于是不绝于耳于整个49年后历史，含57年。我们略作回顾。57年，著名美女子批判著名美女子之事例很多。比如我们前此说明的，批判彭子刚（原大公报著名女记者）时候，就有同样著名女记者杨刚，说彭是资产阶级妇女和资产阶级右派妇女。也是噍厉之声，凶悍之貌。文革时期，这个女子野蛮更是有增无已。我们屡次言及之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宠幸世袭阶层女学生，就不单是噍厉之声和凶悍之貌了，而是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致死校长！毛在接见时候还说，"要武"──他们打死校长在66年8月5日，毛在8月18时候，就这样鼓励了杀伐──其实，当时死人，当局，北京市政府和周恩来办公室都是心知肚明，毛绝对知道。这就是女人在革命时代的故事。据说，妇女之解放是人类解放之前提──那么，妇女解放到兽行大发，又是什么意味呢？女性的野蛮，是不是也是毛研课题之一呢？也许，我们当另辟蹊径来言及这个课题。
短短几天日记，极权主义之"人民"概念──加上他们的妻子、女儿、情人、女生......这些慢扳乐章中的人物，都变得疾风暴雨起来，"革命海燕"之概念──已经似乎昭然若揭。人们在"解放"的蛊惑和诱导下，以消灭敌对阶级开始了消灭个人和自己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肇始于57年，或者仅仅肇始于57年。难道不是这样吗？
女人不仁/人。此其一。其二是，学生不学。谁说只有文革停课闹革命，不是啊，1950年就开了这个先例。宓声称，"半年只上三周课"（见其诗）。且课目还是经过筛选的──"今校中已无人读书。姑不论中西文史哲之学，敢有劝学生用功英文、数理化者，亦将犯‘阻碍进步，破坏团结，反对参军，援助美帝'之嫌疑矣！"（1951年1月日记）
其诗证如次──"参军助学议评频，依样葫芦坐夕晨。重矢忠诚仇美帝，未容惨死哭慈亲。窥书买桔皆为罪，破产无衣最乐贫。我已非人人性绝，专心服务向人民。"
其三则是，亲友不断被捕，被枪毙。使得宓，不甚其寒，恫彻脾骨。3月份日记记载，"约4:00宓访瑜询南京疯人院情况（为雪参考）。欧述昨见候风等骈诛实况。弹自后洞脑，脑浆崩逸，众复击碎其头颅。有命，暴尸三日示众，方许家人收敛云云。盖数月，或期年以来，中国人之一般习性，已变为残酷不仁，而不自觉。甚矣，移风易俗之易，而收功见效之速也！"
又说，"晚兰来，泣诉葬兄情形。尸颈上尚系铁链，用去百一十万元。（棺薄劣，值八十万元。连旬受诛者多，棺缺，价骤增。）
最后，援引宓揭示了毛化洗脑过程。他说，"......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党之道理，苏俄之制度，中国人民政府之政令而已。此中有绝对之分别，从我者生，逆我者死。同此为是，异此为非。**之政令与学校之教育，无非强迫改造，使老少师生、男女民众，悉合于此一陶铸之模型。其态度极严厉，其方法极机械。而世界古今之大，历史文化之深广，以及人性之繁复变幻，则不问。但以力服，以威迫，世人莫敢不屈从，莫取不就范。呜呼，生此时代之中国人，真禽犊之不若，悉为牺牲。"（7月11日日记）笔者看过，一是初觉吴大师之悲天悯人，凄怆寒苦；更觉他明澈此观，完全没有以后人们所云之，是不是要帮助整风一类犹豫──他还犹豫什么呢？他早就知晓──从/逆之间，生/死之间，诱/迫之间的强迫和改造之道（无道！）他完全知道此一模型之严厉，机械；更是知道，这个模型容不得世界历史之大，文化之深，人性之繁复；只是让人屈从，就范；国人实为牺牲──祭祀，就是那些玩弄国人情感和理趣的毛氏集团──常言说，人为刀殂，我为鱼肉，是也。在这个50年代初叶的探索与发现中，人们难道可以让宓来帮助这个党鸣放整风吗？反之，只是因为完全不知道宓之"秘笈"者，才会给卷入进去，进去了，又出不来。
在另一个方面，宓追溯的历史，当然不会是所有民主世界之历史。他的历史观察，自然涵盖对于中国几千年无民主之历史的观察。那么，这个千年历史，是不是"悉合于此一陶铸之模型"呢？是，也不是。一个最为简单不过的区别是，政治（机构）和学校之区隔。古代书院也好，科举也好，近现代北大等大学也好，没有政令统一校方教学的模式。道统存在，学统可查，却不是正统之迫。蔡元培难道可以容忍"陶铸"吗？学校半独立的民间存在，几千年来，还是存在的。甚至在纯粹的政治介面，比如历史上，王安石和司马光等，还是可以发生争执和讨论的──苏轼流放，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发声、做事──彭德怀，就不可以，刘少奇，更加不可以。北大，是一个例子。我们以为，北大在49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宓所在的学校，即西南师大，也是北大一般的、存在中的不存在，不存在中的存在──那种批判老师，老师学习学生和工农的原则，已经使得校不其校，师道尊严扫地，文化死亡。
在一切文化樊篱被毛一举砍翻以后，学校不学，成为正常；学习本身，倒是不正常。这个状况的出现，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为了让学生学习王安石或者学习司马光，来一个大政治，大独立，大讨论呢？完全不是。正好相反，学生成为一个陶铸之陶品，千人一面，万调一律。你要不和谐，对不起了，就要扫地出门。于是，这个1957年的预演，极其成功。到了57年，这些陶品中人，就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可以今天榜上有名，明天就入枪毙簿──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吗？
有人说，反右是国际原因，是苏共20大；有人说，是引蛇出洞；也有人说，是阳谋/阴谋。但是，宓，于50年代初叶，既没有看到20大，也没有看到毛之谋略──但是，他早就大彻大悟，早就障目尽扫。到了1957年，只是迫于淫威和无道，宓大师一变而成了黑色幽默中人！
三、
在此之前，宓在其日记中自求速死，多达n次。多因为王国维式的绝望；绝望于中国文化道德的沦亡，人格和家和的尽丧，苟且为奴的悲哀。可是，他没有选择死，直到文革，造反派批孔，使他的确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从1950年到1956年，宓大师象所有中国人一样经历了很多运动。他多次提到的"二批"运动，就是批判胡适和批判《红楼梦》。又在以后新中国施行汉字简化字的运动里，看到宓自言之"大愤苦"！但是，人格的分裂和党文化、党官僚对他的逼迫，使得他只好躲进日记和古籍，以事隐遁逃逸──"但求速死"、"有迟早自沉嘉陵之心"、"宓但祈速死而逃之尔"、"惟祈早死，免为人民教师而已"......，皆为吴宓原话，日记于各时各地──这不能不让人想到王国维之死──但是，他却坚毅地活了下来。由于各种原因，宓未得到陈寅恪和毛泽东达成"互不干涉条约"带来的世外桃园──以后，六十年代，吴先生造访陈先生，才确实发现世界上果然有生活在毛秩序以外之人，不禁大为惊羡。言及于此，都是要说明宓大师的悲痛和悲痛中，他洞彻天地的智慧和明达；悲哀和扭曲，没有妨害他的人格和尊严。他的深厚而广博的才学和灵智，不可以、也不可能使他相信毛式运动发生的任何诱惑力，不管是龙的诱惑力，还是蛇的诱惑力。
在他看穿胡风运动本质以后，一言蔽之，凡是和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合者，都必遭其难。
至于批判胡适，宓则有更多的看法。因为他对于胡适的理解、甚至批判，要早于毛不知道多少年。在毛还是一个小人物的时候，宓就已经对于胡适之政治观点、文化观点和白话文之提倡，提出尖锐批判──并且连带否定了胡适观点的外国来源、杜威等人的实证主义哲学──他引述的、他的西方文化资源，则是来自其尊师白璧德这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这样，在宓看来，距离马克思主义较近距离者，是杜威和胡适，而不是他自己和白璧德。他说，苏联专家在重庆宣讲列宁--后涉及批判胡适。"宓由是方知，今中国批判胡适（以及俞平伯、胡风思想之风靡全国之运动），亦由苏联之所发纵指示，攻诋胡适，实攻击美国而已。"他说，"若以学术之异同、典籍之考证，吾先师白璧德先生五十年前早已攻辟之；胡适之狂妄，吾友梅光迪等及宓三十余年前亦已绳纠之。然我辈之所恶于詹姆士、杜威、胡适者，正以其学说主张有近似于马列主义唯物论社会主义等尔。"
他还做了一个比喻，"其父杀人，其子行劫"，"子之攻诋其父，嫌父之但杀人而不行劫，故不满意。若宗教、道德、法律，于杀人者犹必严科其罪，则于行劫者更将如何？彼行劫之子，虽恶其父，固不若其痛恨宗教、道德、法律之甚也。噫嘻！此宓所以艰于成篇，不能做出批判胡适文也！"他还说，"顷闻冯友兰又攻击梁漱溟。......今后若攻击至宓，只求速死一法。"
胡适是不是接近马列？要到54时期去找证据──起码不可以在胡适1948年自由主义演说中去找。至于白话文课题，自然起事于新诗讨论，完结于政治遮蔽。虽然不敢说吴宓之于胡适之轩轾理尽在宓，但是至少笔者在关于54运动课题上，在白话诗争论问题上，都是为宓大师所是从。白话无诗，至少无歌，拆散了诗与歌的有机结合。这些话题，以后，闻一多、朱光潜等人多有论及，不便悉说。只是我们在这里考量白话何以为宓所厌恶，痛恨和鄙视。多者不言，只是言及新中国之文体。所谓新华体和毛体，本是宓日记问题自觉抗衡之的东西；不单如此，他尚有卓见如次。他批判了中国报纸上扭曲汉语的丑陋文字，说它们是苏俄式的句法结构，生硬地套用在汉文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说："宓近年半读俄文，方知今日中国流行之语句，如‘英明的领导'‘......和......是分不开的'‘为......创造了条件'以及奇异荒谬之文法修辞，如以‘坦白'‘明确'‘了解'作动词，不曰‘演讲'而曰‘报告'，不曰该篇而曰‘社论指出了'等，其例不胜举，全悖汉文文法及中国一般人民之习惯。"
是故，"宓读之大愤苦。夫汉字改革之谬妄，吾侪言之已数十年。"他列举出汉字改革之谬。在举例说明何以文字改革之谬以后，他说，"昔日胡适自诩为教育部长，俾得以白话文着为功令，通行全国各校。"遭宓反对。"呜呼，吾侪今方受命批判胡适、攻诋胡适，宁思今政府所主持公布之方案、厉行之办法，乃为胡适所未曾为、所不敢为、所不忍为者耶！亦为赵元任、黎锦熙所未能企及者耶！"是啊，当年叱吒风云者，如今夹起尾巴者，何止宓大师。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就说，......这是不把我们当人啊！（指毛要知识份子"夹尾巴"）。所以，吴宓说下去，当年吾侪可以骂胡，"在今则如何者，吾侪乃如犬之摇首摆尾于主人之前，主人指某人为盗，犬即向之狂吠......"。然而，这难道不是一种悲观主义的大彻大悟吗？虽然，宓称己为犬，王芸生说，毛不把我们当人。都是大彻大悟──就是说，没有自以为是当家作主之人，还要鸣放和提意见乎？！
四、
白璧德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和宓大师关系如何？
这首先要从关于科学和民主谈起。白璧德说，"民主"和"科学"不好；──这是笔者的苟简之复──何以如此？并不是一般性而论可以解决。这里只是指出关键。上述字词带了引号，是因为关于白璧德之说，不可以一般而论。他的民主＝卢梭。他叫做滥情主义。（这个滥情就是白璧德批判的浪漫主义。"由卢梭到柏格森的这场运动的一个特点......旨在怀疑分析智性（analytic intelligence）"。"获得结果的偏面焦虑，导致了我们看到的那些过度行为。"）他的科学＝培根。他叫做"科学（扩张）主义。（他在精神上的"无法无天"，导致了培根虽然放弃了全知全能的欲望，但是，却"用一种想象的方法将其转化为整个人类的行为。"（均见段怀清《白璧德与中国文化》）这样，德先生和赛先生，被白老师给批判了。白老师的学生陈寅恪和吴宓，则坚持老师的主张。这里的奥秘何在？我们说，白璧德超前，但是并不荒谬──陈独秀不超前，但是其科学、民主之未来，却刚好被白璧德言中──而且言中的是一个大革命、大灾难、大破坏、大荒唐。
事情是这样看法──在20世纪初叶，中国和美国国情不同；一个是正在崛起，一个是行将覆亡。覆亡的，要振兴；崛起的，要保守──这是两家不同。所以，中国人要学习科学民主。美国人要抑制科学民主──或者说要抑制滥情、浪漫和自然主义──都是培根、卢梭产物。科学异化，被西方人逐渐看重，实行科学指涉的工具说，以区隔道德本体论。在中国，情形完全相反。科学不单是本体，而且是万能，差一点就是科学＝上帝。马克思主义者说的生产异化，其实，差一点就是科学异化，却被置若罔闻。也许，时间差，在回避这个问题。在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早就指出，中国人的科学热，与其说很正确，不如说很不正确。俾斯麦告诉李鸿章，你们不搞政治改革，不搞人的教育，......你们的改革不成功──日本的改革成功──这个话，好象是说给21世纪中国人听的。
在民主和滥情之间，卢梭是一个明确的指标。卢梭的社会平等说，是以招致法国革命为"实践经验'的。这个经验来自其"总意志说"。总意志说，根据罗素的说法，就是在革命登场后，人民退场──那种游戏。理论上不必较真。看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看看毛和史达林，就知道何谓"总意志"──就是人民＝独裁者之意志。这个人民翻身得解放，就是滥情主义的开始。战争和断头台时期，如此，革命后文革和肃反时期，更是如此。一个独裁者挥手，下面是人对人的屠杀。
白璧德以什么方式驱除这个德先生和赛先生呢？就是他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道德本体论和文化历史本体论。虽然，本体论，这个说法，已经不再时兴，自现象学问世以来──在中国，道德本体论，则一直以来，和"庄生晓梦"之概念冲突──谁为本体？蝴蝶、还是庄子？──但是，宓大师的道德追问，却是发现中共更加不容道家（见其日记）。
于是，一场开始于20世纪初叶的白璧德主义追问，被国人忘记，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一切发展，于是真的科学和滥情了。文革模式和57模式，正好是这样的民主变成民疯的悲剧大试验──总意志指导者，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呵呵，这可真是怕甚，甚来也！而且，这种滥情，只是据说在发掘原始人祭祀仪式的基础上，成就了吃人和杀戮的现代版──笔者并不完全认可此说。但是，卢梭的四肢主义，确乎变成了小学生和中学女生之四肢野蛮的格杀勿论主义。道德本体说，在这个基础上，成为道德毁灭的合法依据。在科学方面，"社会主义科学"夹杂在自然科学里，成为一对"无法无天"（培根的、加上毛的，共成两个"无法无天"！）──科学扩张的无法无天和文革集权的无法无天。那么，科学无法无天和政治无法无天，是不是一对孪生伙伴？回答：是。
我们看到白璧德引用爱默生的诗歌说法──
"天地有二法，彼此相分离；
一法是为人，一法是为物；
后者铸城池，港湾与河流，
但其有野性，反主人为奴。"
也就是说，"如果这种道德的无政府状态与不断增长的对于自然法则的掌控捆绑在一起，或者与此相当的不断增长的机械的物质的功效捆绑在了一起，那将更为危险。"（《白璧德与中国文化》）我们看到，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罗莎．卢森堡，曾经在选择革命涂炭道德，和革命是否成功二者上，说，即便革命失败，也不会选择以扭曲道德为前提的革命成功。（见阿论特）其实，白璧德对于欧美的担忧，应该转移到对于苏联和中国。道德的无政府状态，正好是革命道德趁机而入之机会；不断增长的对于自然法则（包括毛对于人性法则）之掌控，正好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革命需要和杀戮需要──他们说，是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这样，人法和物法（"法"该带引号！），二者得兼，用之很爽。在中国，什么不是与天斗、与人斗呢，其乐无穷也？叫做人定胜天，天毛合一 ── 天人合一也！美国不可能无法无天到这个程度，他们是有上帝和宪政看守的──在中国，情形就是"天翻地覆慨而康"了。革命时代，可以讲人则，叫做造反有理；在和平时期，可以讲物则，叫做铁姑娘精神，王铁人精神......现在，叫做什么精神，科学发展观精神──这些人，当然不懂白璧德。
那么，吴宓大师又是如何承接其师长之遗教呢？
他首先就对54运动展开批判。他在会通精神的含义上，对54引入马克思和易卜生，颇为不满。说，为何不引入西方主流的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为什么要批判孔子而不批判法家......我们多次援引过吴宓此据。他的看法在今天，还是一目了然，就是要中国结合西方主流文化和接受普世价值，也就是源自希腊罗马之民主法治元型，且接合中国之孔教，实行法、教分治，文化承传，道德复兴。其间，很多课题繁复艰巨，却是一指明辨，大儒若星。换言之，儒家文化，只要接合民主宪政的制约机制，反对超越文化的政治主宰和民粹、集权领袖思维，还儒于民，犹如还政于民，儒家复兴，不可说无望也！这就是他至死不批孔之要害所在。
二是，他主张白璧德的反对培根和卢梭主义，但是，却并不反对施行西方主流文化和中国儒学之相容──这个前景，却一百年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统治方面，反其道而行之──以至于到了57年以前，宓几乎完全绝望。
重复而言，吴宓追求的白璧德主义，并不完全显示其正确性，因为，他在显学上，批判了美国当时之科学和消费主义。但是，美国人发明的宪政诀窍，正好弥补了白璧德发现的不足──而中国革命带来的全盘苏化，使得不但美国文化被批判，中国传统，也被尽扫一空。难怪吴宓几乎痛不欲生也！所以，在他的多卷本日记中，他只能以嘲笑和自责的态度，施行对于文化邪道的、几乎是逐日的反思和批评。这个日记写作本身，也就成就为他的一种伟大仪式──对于毛氏时代文化凋敝、人伦堪羞的日子的三醒和独慎──几十年、一辈子不曾中断。这该是多大的胸怀和多大的毅力方可支撑啊！他的阅读，上至罗马历史，四书五经，下至人民日报和熊复、柳悖等人的文章。读写听，也许不太和谐，他厌恶政协委员的帽子和任何官位......而对于尚可在传统中漫步倘佯，时时莫名以喜！这许是他坚持生活之一大庇护所。但是到了他的晚年日记，进入七十年代，他这个文化巨擘，也只好日日毛语录，夜夜语录毛了。我们和宓大师一样，见此闻此嗅此，也只好欲哭无泪，欲笑无颜，绝望，必然走向幽默──我们在吴宓1957年的日记中，也许因为极度的荒诞而破涕为笑。
（补之。日前又读德国人君特．格拉斯之《我们的世纪》。那种有意的幽默，和吴宓之甚至是无意的幽默，并构成为东、西方两大人文奇观──一个是绝望后的嘲讽和希望；一个正好相反，是嘲讽和希望后的绝望也！
但是，君特可能不知道，他的德国文学，虽然几经嬗变，却不能想象出来一个文字割断、质变、蜕化的过程。简化字和白话带来的中国文学的堕落，是西方文学界无法了解的文化涂炭运动。他们循序渐变的文字，和54戛然而改，完全不同。这是德国人和西方人很少了解的。这是他们的世纪和我们的世纪，表面趋同，实质有异之处。）
五、
我好象走到一座圣山面前，只有敬畏和仰望之则，之情，之志；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大师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但是，对其文化关怀，我们额手称庆，高呼很好──持有绝对支持的态度。简单而言，宓大师关于他"赞成一种开明专制"制度的说法，是很有道理和根据的──在政治理念里，他提出了"先秦为希腊，汉为罗马"的看法（均见其日记──"宓按先秦中国如希腊，汉如罗马（晋如东罗马，佛教如基督教）。罗马之取于希腊而传于后世者，固亦是综合各家而归于实用也。近读希腊、罗马史，觉其可与中国史比论之处甚多，惜无暇秉笔抽思。"（55年6月6日日记））"
"宓惜固主张开明专制。按古今国家，专制之极，而形式上极端民主，未有如今*****（原为空格──笔注）者也。"（57年7月4日日记）
──说明，他排除了秦制与法家，主张封建和百家－儒家；同时并不认为希腊、罗马的民主、（有限）宪政制度对于中国文化的异质和区隔。这一点我们不同意。原因很简单。西方文化中，一个耶稣，一个民主，并未出现在中国之先秦和汉；中国更加不具备1200年代英国之大宪章以来发展之系列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制度和理念结构。
而西方近代、现代哲学对于极权主义和柏拉图之哲学王的关系，也多有中肯的分析和反思。哲学王中，关于一切可以操纵和了解之说法，也不啻是培根全知主义类型的根源。所以，给予了批判。人之存在，全知主义对峙之，欲望之，桎梏之。全赖所谓人民代替真理和领袖命名真理。到了史达林、毛，这些个"哲学王"施行帝师合一，君临天下，就变成"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种亘古未有主义和亘古未有思想。这就是吴宓无法容忍的现实；也是毛氏时代和几千年孔孟伟大，君王次之、之历史秩序迥异之处。换言之，任何帝王或可以存师，存文，存人；毛帝王，却是要废师──他自己才是师，废文──一本红宝书，废人──他把吴宓，废到欲生不得，欲死亦不得之地步！这个现实迄今不改。中国人好象也很习惯。他们的对应之道就是有学人所言，施行装傻文化，装聋作哑，恶搞一切，既不要哲学王，也不要哲学家──但是，这种一无所有的精神财富，并不能启动吴宓大师心中的开明化和古典化──相对于浪漫主义和全知主义。一个丧失了历史感的民族，竟然有着三千年古代文化。这个消灭文化的党文化瞬间，难道真会持续发展乎？吴宓心中只有孔子──但是，他也许不知道，中国特色们已经挟孔子以害文化──这个招术，宓已不知。他说，你们可以打死我，孔子，不能批──现在，他们开始不批；非但不批，还要待孔子为上宾呢。因为他们现在需要孔了，需要孔子文化中--那些需要抛弃的东西。
这个现象，刚好对比西方的文化，君主和革命。在英国，革命既要君主，又要宪法的框架下，和在法国，革命后，既不要君主，又不要革命的主张下，西方民主之母体，在美国民主的启示下，席卷全球，使得中国文明之一极，迅速落寞和式微。但是，这并不等于可以枉顾我们的文化承传和文化精神──这不是一个批判传统说，可以简单结局的。其中缘故，中外学者多有讨论。雅斯贝斯之文化历史"轴心说"，涵盖千年前，包括中国文化之孔孟在内，波斯文化查拉丝图拉在内之文化主流组成的多元文化，形成上、下结构，古今结构的文化辐射说。这个观点，不可能还原西方文化（加其"东方学"──一个中心主义，而是还原多中兴，多复兴主义，中心，上、下，古今，都是在哲学的相对论中发展和变化的。其中，就包含宓大师之上述，汉－罗马；先秦－希腊──这样一种思考结果──这个水果，是嫁接于全球化文化效应的。其中，宓和中国保守主义如辜鸿铭等人的革命排除论，警惕民主变民疯论，正好是企图继承英国式建构，来一个慈禧新政如英伦，而不成。但是，他们反对痞子运动，却是板上钉钉，不可更改。而且，这种政治主张，从反面证实了痞子运动带来的"证伪"──暂用我们并不同意的用词。旧制度和大革命之关系，本来十分明确。中国是不是适合革命，现在看来，不适合──毛氏革命，已经证明了一切──而且，完全是从反面证明之。
一切宗旨，唯此唯大，是要排除和批判马克思主义和苏俄体制。宓大师在1919年以后不到一年，就对这个"炮响"，施行炮轰了。他说──
"......今新文化运动，自译其名为new culture movement是固以文化为culture也。mattew arnold所作定义曰：‘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论之最精美者也。'（原文略──笔者）按此，则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学术、德教、文艺、典章，亦当研究之，吸取之，译述之，了解而受用之。若谓材料广博，时力人才有限，则当分别本末轻重，大小精粗，择其尤者而先为之。中国之文化，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文化。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熙育而成，非无因而遽至者，亦非摇旗呐喊、揠苗助长而可至也。今既须通知旧有之文化矣，则当于以上所言者四者──孔教，佛教，希腊罗马之文章、哲学，及耶教之真义，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
"......吾之所以不慊于新文化运动者，非以其新也，实以其主张之道理，所输入之材料，多属一偏，而有害于中国人。如言政治经济，则必马克斯；言文学则必莫伯三、易卜生；言美术则必rodin之类也。其流弊所在，他日当另详之。总之，吾之不慊之新文化运动者，以其实，非以其名也。"（《会通派如是说》/《论新文化运动》（1920年）徐保耕编）
也就是说，吴宓之主张西方主流，不主张西方偏流，不主张中国马克思化，是"炮响"之反，很伟大、很及时的呼吁和论证；可惜，中国人施行反对，施行负筛选，选择了毛和民疯。悲哀与荒诞齐飞，赤俄与共产一色。"托名54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就是一股邪流，冲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一个恶之花运动为结局，荼毒国人一百年。所以，宓大师前言成谶，全部言中。他的立论，还涉及这个运动和后来革命，文革之关系──却几乎是百年前言──
"近年国内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其取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鸩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其行文则妄事更张，自立体裁，非牛非马，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其初为此主张者，本系极少数人，惟以政客之手断，到处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权柄，值今日中国诸凡变动之秋，群情激扰，少年学子热心西学而苦不得研究之地、传授之人。遂误以此一派之宗师，为唯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审辨，无从抉择，尽成盲从，实大可哀矣。"
说57年以后，一切就假大空了，不对。54前后就假大空了。文革有54遗风，却无54之多元化。人们这样说。多元化问题，要看如何发展，内在结构如何演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54产物── 一下子，变成共党一家，一花，一鸣；57年，如法炮制，二百，成一毛，悲剧变笑剧，变闹剧，混蛋王八蛋统治百花、百家──这个逻辑，难道还要如何解释吗？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早就从54开始解构。我们现在反观吴宓，真是觉得所言皆中，又所言全部落空！就象孩子不幸违逆和背判父教，只好听从谗言和毛惑，深入骨髓，毒不可拔也！我们看到莎士比亚的名言，所谓"父亲的尸骨已成珊瑚，不可辨识"；国人文化传统，业已不可辨识，是也！我们只有看看宓大师的言词、文字，才有如梦方醒之效──但是，走到街上，一看，还是假大空，就以为假大空是真实和本质。这个极权主义氛围，很是有点感染性！于是，就象我们说过，用荒诞，不可能解释荒诞。整个20世纪，在世界，在中国，都变得不可理喻──从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史达林到毛，疯狂，象是现代查拉丝图拉，更象安伦．斯皮戈尔的恶作剧，且所谓20世纪之知识份子，如德国弗来堡的海德戈尔们，为虎作伥──加上中国的57年勇士们，都一股烟，跑到毛主席中南海。难道这个荒诞，只是在解释民主之多少、有无之问题吗？不是，他们是数典忘祖，完全忘记了吴宓、辜鸿铭警惕"德莫克拉贼"的警告──于是，很可悲，警告无效，到了57、58年，荒诞，已经不是说说而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现实。"再过若干年后，来源已绝，彼时真成沙漠荒田，只能联系步伐、口令（借喻）所谓教育云乎哉？学问云乎哉？"（55年2月23日日记）
六、
名言曰，"宁鸣而生，不默而死"──但是鸣而死，默而生，则是1957年或者58年，或者文革，或者文革后时期的生活政治写照，也是国人存活之法律和原则。其中国之活色生"臭"，不堪其辨；就是说，细则一下，连宓大师，也不能免俗，免毛，免共。是为一。默而生者，不是心中不鸣；鸣而罪者，则是心中已默──他们鸣了，放了，遭罪了，甚至死掉了；默者如吴宓辈，却生活下来，生如活尸，如行走地狱之人，之诗人，之维吉尔──但丁说的，地上的天堂，确乎存在在毛主席国家里。那么，鸣、默之间的辩证法，究竟有些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也没有。因为，鸣，不是鸣，是鹦鹉学舌──那个声调，调性，曲式和结构，甚至命名，都是毛陶铸，毛坯子，毛试验室产物。鸣，不鸣也，没有什么本质可言，异见可言，都是毛式党阀早就言过，食言过，欺惘过言。就象一个大师对待暴君的牛弹。不要说是塞内伽对待尼禄，就是伯悖对待夫差的可能性，都没有，况论伍子胥乎！默模式，又当如何？我们看到，宓，就是默模式。这个模式，叫做阳奉，阴不为──岂止是不为，不配合，不服从（心灵不服从），不效忠，甚至，象他一直以来祈求速死一样，他的也许超过萨特的"大愤苦"──变成了大厌倦，大厌恶，就象跑到索多玛，在那里度过违背耶稣之日，实在痛不欲生也！于是，他日记里，又出现了祈死录几则──
《学衡》已成死老虎，辨无可辨，于是宓言，"‘知我罪我者，其为春秋乎？'；......今固不敢自以为功，然若以此科宓之罪，则宓只有一语作答：‘我在1958年死，或1963年死，或1968年死，在我看来皆毫无分别，毫不足轻重矣！"（1958年6月27日日记）
此为一则。
另一则──
宓在57年一则日记中遵命学马列，废汉字，苟工农，‘不偶语，无私议，'苟全，免难，"残年枯生，何益何乐？......生已如死"，优生乐死。（57年7月27日日记）
用当时的语言来复制之，就是说，吴宓对于毛式模式，看得一清二楚；有诗歌为证──
阶级为邦赖斗争，是非从此记分明：
层层制度休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
政治课先新理足，工农身贵老师轻。
中华文史原当废，仰首苏联百事情。
唯其一清二楚，才会表露出幻觉的死亡彻底性──不是什么期待党内有一个包青天或者胡青天什么的。他在极其明确和清楚的情形下，为了活着，就要实现一个玩偶和假面的各种功用。于是，这个一清二楚之人，就滑翔到最高的地狱境界和最低的天堂境界里，成为20世纪五十年代，知道索多玛之义，却不可以有任何抗辩的信仰、精神和文化之奴隶。这个奴隶唯一的价值，就是把他的一清二楚，在世纪半过后，还给我们这些基本一不清，二不楚之集权人民群类──这个东西，成全了毛、从人肉战争到战后搅肉的全部过程。
但是，宓大师做为一个智商高企，知识结构和儒士气度，大大大于和高于毛者，也许在不自觉中，还是可以玩玩他忽悠毛的政治文化游戏的──只是他本人，对于此中无规则游戏，并无多少用心。何以这样讲法，有据如此。一则日记写着，政治学习时，宓发言，"略谓......毛主席讲话未印布前，宓鸣放之内容，犹能暗合于其中六条标准，未尝越轨。"也就是说，他后来批判了毛的前后扬抑，云雨为祸──他说过，毛如如实讲出标准，当时"戈，鸟"局面，不会如是──但是，他的真实心迹，却不是玩毛、鼠游戏，他说，"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结与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57年6月24日日记）又，此前几日，他说，人间何世！"政治、道德、文学、皆不容我等稍参末议矣。"
也就是说，共党对于吴宓这样的大师和大才，必搁置，抛舍和整死而后快也。正经事情不让作，但是，改造之役，免不了。这个改造之役，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体力劳动。一种，是毛式操演之逼迫仪式──写大字报。宓写大字报，不是1957年，而是58年年中。那时，是要进行又一轮思想改造或者什么改造。于是，彻悟之人，并不能逃脱做为一个笑面人和玩偶之人的滑稽悲哀愤苦之命运。思想，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只有物质是存在的──伟大的无神论者开始遥控吴宓的身体，使之转动起来。这个转动是什么呢？看看宓之自告。58年中，当局开始要求写大字报。"全系会。......每人写1000张（大字报），500张问题，多快广透。""晨续写大字报五张，连续昨晚共得十二张，8.a.m.派桂送往史系。"（6月10日日记）"晨写大字报三四张，上午，在教研室共写大字报"。（6月11日日记）"下午3－5:00史系写大字报（no.81-96）十六张。......
"会散后，章又责劝宓必完成500张之指标；宓牵章臂曰：‘宓唯有投嘉陵江而死，请君陪伴我往可也'，云云。平、章一路同行，又再三责劝宓必完成500张指标，宓答如前，即‘尽力为之而已'。
晚饭前，宓告豫：宓实欲自杀，投江而死。"（6月13日日记择）
"阴，雨。凉。夜3：20起写大字报，至今晨7时，写成no.97-111十五张。上午，雨。在教研组8－12a.m.写成（no.112－122）十一张。......宓以123张居最末。"（6月14日日记）
"下午3－5复在教研组写大字报（no.152－160）九张，今日共交人三十八张"。（15日日记）"下午1－2：30教研组写大字报至no.200。"（16日日记）"......晚在家写大字报至少30张。......十五日内，每晚写30－50张（每张80字）。"（18日日记）
6月21日日记，"晨5.am.起，写大字报no.260－270凡十一页；合昨晚所写，共二十二小页，足昨日应写之数。"
6月22日，"阴。晨写大字报no.271－274凡三张......以宓写大字报......凡三册，交付整理室"。
宓共写大字报274张。大师都了写什么呢？！
9月22日日记，"5：40－6：40史系劳动。宓同托（吴宓同事──笔者）共抬粪尿一巨桶至同人所营田，然后随众寻除莲花白中之食叶小绿虫。"
这是毛式仪式完成以后，宓又被劳其筋骨之证明──58年秋，他参加了劳动惩罚──被加入中文系"石粉研磨组"。58年10月11日日记，"今夕宓破大石块，一时不慎，砸右手四指尖，未破，但内有淤血，血管破裂矣。又石粉入眼，微痛。"
10月22日，"上午会议后9－12劈柴、并烘柴使干，宓专做运输，并接洽分配。"
诸君，看到这里，我们难道还要分析和辩论什么问题吗？
难道古今中外，有过这样对待名家和教授的施虐游戏吗？
上帝惩罚的索多玛，难道，变成了宓大师所居住之城市乎？要对他实行霹雳般之打击！
......呜乎，默乎；此时此刻，我们回顾宓大师悲剧至此──尚未写到文革之更加"幽默"──却已和宓大师一样，感叹之──若国人不思改革，前途无着无落，文道愈涂愈黑，亦惟有速死之祈乎？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黄花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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