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认为，外国的风俗人情与中国不同，“不必猜忌”，如与他们搞好关系，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因为唐朝的强大，不仅统治者以以博大的胸怀看待外国，唐朝的百姓也充满着民族自信心，不像清朝那般锁着国门不让外国人进入，唐朝的长安等城市里住着大量的外国人。他们享受着李唐王朝开放与平等民族政策带来的自由生活，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婚姻习惯和葬式葬仪等，外国人在唐朝丝毫不受歧视。
“终唐之世近三百年间，在长安留住的外国人似乎始终相当多。留寓长安的外国人因追求不同的目的而异其居处。”“寓居长安的外国人不少有自己的房舍，子孙世居，几可看作当地人。”（武伯伦《古城集》）据向达先生统计：贞观初（631年），突厥“降人入长安者乃近万家。……其数诚可惊人。”787年唐朝政府检括长安胡客田宅，共有四千家在长安置有田产，“由此推测，在长安的胡人应在五万人以上，甚至可能超过十万。”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大诗人王维对唐朝这一宏阔气象，曾有诗句言：“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如此多的外国人在唐朝，这些外国人具体又是哪些国家的呢？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唐朝的？
唐代载籍中对汉族以外的人们多笼统称作“胡”，如胡人、胡雏、胡儿、胡兵、胡贾、胡僧、胡客等，主要是些来自北方的突厥人和西方的回鹘人、吐火罗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和天竺人。另外，亚洲的每个国家几乎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但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僧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来中国的目的不一而足，有出于猎奇的，有心怀野心的，有为了经商谋利的，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厚兴趣。这些外国人具体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唐朝的呢？
唐朝的外来人中，大多是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这主要包括使臣、质子、贡人等。他们有的是王室成员甚至是国王本人，有些是身居高位的外交使臣，还有的是打着使节旗号的商人，更多的是作为物品贡献给唐朝的各色伎艺人或奴婢等等。
使臣和质子大家都理解，所谓“贡人”，则是将人作为“方物”，即地方土产的一种献给唐朝廷，供皇室或贵族官僚玩赏。他们一般有所特长，比如精通歌舞等。
使臣、质子和贡人的身分悬殊，在唐朝享受的待遇也各不相同。比如唐朝将有贡使关系的国家分为五个等级，不同等级国家的使节有不同的待遇。使节初至，先由典客署“辨其等位”，确定不同的接待礼节。对使节的食物供应有不同的名目，“常食料”之外，还有“设食料”和“设会料”，都按使节所在国不同等第配给。陆路使节有“度碛程粮”，海路使节有“入海程粮”，程粮的供应主要依据路途远近，根据旅途所需时间的长短来供给，武周证圣元年（695年）颁发的诏书称：“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而且，据唐代政书记载，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曾向唐朝朝贡，即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近四百，其中“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三百余国，开元年间尚存者还有七十国。
再比如，贡人大都作为“方物”，与马、狗、鹦鹉、生犀以及异香名宝等作为特产进献的，社会地位一般较为低下。
唐朝廷富有而强大，甚至临时买外国人当兵。后来边疆上逐渐都换成了外国兵。安禄山、史思明，名字虽取的都是中国式的，且是中国边疆大吏，被赋予国防重任，其实他们都是外国人。打平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也是外国人。由此可知，唐朝的对外民族政策，确实是十分的开放。
但唐朝对外国人是否没有任何限制呢？是否每个唐皇帝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和政策都是一样的呢？当然不是的。例如代宗大历四年（779）时，“回纥（即回鹘）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针对这种情况，唐朝政府颁布诏令，规定“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不得效华人”。
但不管怎么说，唐代的对外政策确实都是中国古代最平等、最和谐、最融洽的，也是成就最辉煌的。唐代的开放，迎来了四方宾朋，繁荣了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经济，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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