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25 23:05:12作者：曾伯炎
我在单位打成右派时，未满25岁，是年轻的了。到劳教营遇到川大化学系学生戴虞俊，还比我小3岁，当时，成渝那些大学，纷纷送学生劳教，重庆医学院送去的宋乃湘、成都地质学院送去的杨其智、罗先坦，雅安农学院送去更大批年轻学生，如秦成元等，都是17岁考进大学，18岁就被劳教了。
我惊异，想起1949年暑假，那时，也说有白色恐怖，我寄宿川大学生自治会主席马传利宿舍，他告诉我，学潮中，同学余天觉被捕，他正在营救，教授们也在奔走，校长黄季陆也在斡旋。怎么，现在的大学校长，竟充当起抓学生的帮凶，成批地协助当局抓学生去劳教呢？中国的大学，爱护学生是有传统的，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罗家伦等学者都从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营救过学生，怎么，那种校长都变形变质了呢？
不久，在劳教营我发现有不少比大学生更年少的中专生与中学生，叶文博这位中专生还戴着右派帽子被劳教，倪希真、朱自达这些中学生、中专生，也在劫难逃。后来，从读报纸与传闻获悉，这次反右运动，在湖北与四川的中学与中等技术专科学校也进行了肃清反革命的镇压，湖北汉阳中学初中毕业生，只是对升高中分配的升学指标识为低了，有的特权干部子弟校却很高，要求平等地一视同仁，就被镇压，有的担任领导的师长也杀了，学生被大批送劳改劳教。而成都的四川省第二师范校，也是学生一点生活中的诉求，在校中未得到解决，去上级衙门请愿上了街，即视作反革命活动，把1955年由反胡风运动开展的内部肃反，1957年竟延伸扩展到中学生了。对天真烂熳的少年，怎么忍心下得了打击的手呵！没想到这就是当局把一切反动因素要消灭在萌芽状态方针的滥觞，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都不敢做的，这凶狠十倍百倍的专制政权，竟敢做了，到了89年六四血洗天安门，冒天下大不韪杀青年与学生，更登峰造报了。
1958年在峨边劳教营，让我吃惊的，还有更残酷的事，派我进原始森林运输木料，遇见近两百10岁左右的小学生，也被押进山林，用他们运小木板下山，卖给重庆某纱管厂，没想到，这劳教营是大、中、小学生齐抓来做苦役，后来遇见作家杨禾与老报人杨钟岫，他们在大堡作业区担任那里数千被劳教儿童的教师，说是学习前苏联国内战争后大批孤儿流浪社会，由肃反委员会（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办收容劳教，用半工半读来“培养”新一代。在1957年这安定的和平环境，从人家父母的卵翼下，公安局也把孩子们拖到右派劳教营的小凉山来受苦受罪，还有点人性的忍心吗？就是野兽，也爱怜幼仔呵？他们给公安派出所下达任务与指标，谁家孩子不好管教者，可由家长交派出所送去半工半读劳动教养；有的工人子女多点，负担重点，听信这种宣传，就上当了。在大跃进后的大饥饿那1960—— 1962年，我看见大量饿死被埋掉的孩子——如挖红薯窖那么挖埋。参与埋葬的蔡鲤奎告诉我，他记下的数字是2600余个孩子。秦始皇在历史上创造了“坑儒”来灭杀知识分子，毛泽东及其四川爪牙李井泉竟创造了“坑孩”，难怪他不服别人批评他是秦始皇，认为自己比秦始皇更有“魄力”，秦始皇不过坑了460个儒生，他坑的知识分子，何止百万，秦始皇总还未坑孩，始皇乃小巫，他才是大巫了。
那年代，流行着对儿童的形容词：“祖国的花朵”，当人们以这美好的词儿去讴歌孩子时，有谁知道小凉山的峨边大堡山上，埋过上千的天真无邪的童心、童体与童魂呢？
1979年春，我由改正回到成都原单位，从作家贺星寒身世，才知他上成都九中正高中毕业时，也受到与反右运动同类的打击，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8年 1月，机关单位的反右运动，已在下放、劳教、劳改处理右派了，又把他们这些中学毕业生集中起来鸣放，畅所欲言，然后抓不叫右派的右派学生，在学生中按思想色彩分类，第四类学生，相当右派，不许报考大学，第三类学生，相当中右，考大学可报名，却不可能录取，第二类属中间派，划入第一类，则属左派了，其中多为党、团员。贺星寒因极力主张民主自由，还登台去畅言自己的民主理念，当然被划为四类，在成都，做临时工也不派他，19岁即亡命走新疆，这种人当时有个贱名叫“盲流”，从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写这段流浪生活的《浪土》中，感到不似劳改，也像被流救了，那冰雪中苦熬的青春，使他丧失进大学去获取知识的机会，却在这社会大学里更深化了对人生的认识，以致后来在成都成为异军突起的文学与文化新星，北京作家戴晴读到他呼吁反对建三峡工程的文学色彩极浓，论证极佳的文章，以为是老年作家之老辣文笔，打电话到他家，一听，才50出头，十分惊讶，就像许多年后李慎之读到成都大学教师王怡的宪政文章，一听作者还不到30岁时，也惊讶与惊喜交识，感叹说“了不得”一样。如果贺星赛不遭反右运动续篇的中学生社教运动打击，享受少年那平等投考大学的人权，会是怎样的文化巨匠呢？
1980至1990年代，我发现在成都与全国文学与文化界活跃的实力作家，不少人都是这次桃李劫后复出的幸存者，除贺星寒外，还有一群体，如：
周克芹其《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长篇小说曾斐声全国，以现实主义风格使人们受文革那“高大全”实为假大空文风之灾后，感到视觉一新。但这周克芹在省中级农专校上学时，因常到省文联向编辑邱原请教与交往，邱原被打成右派，周克芹也成了四类学生，不分配工作，发配简阳乡下去做农民。
黄家刚成都七中五八级才子，16岁即有处女作小说发表《四川文学》，打成三类学生后，不许升学，后来在木材厂去做了工人，在圆盘锯、龙门锯、带锯的锯齿切割中，破碎了青春，却难毁灭他的文魂，他凭一支笔写入省作家协会，在《四川文学》任编辑，极有文学资质与敏锐艺术感觉的他，受反右运动那次沉重打击，使他形成犹豫的性格，想到了意难到，常塞于笔端，鉴到了又文思阻于顾虑，心不畅，语也难尽意，向友朋说了好多佩服贺星寒那胆识与生猛的话。他比契友周克芹多活了几年，过了花甲才被肺癌夺命，而周克芹亡于53岁，贺星寒夭于54岁，这种夭折，未必没有年幼就受57年那反右龙卷风之因吗？
周永严比57年这批受反右之灾的中学生年纪更小，当时，他还在上小学，似乎逃过此劫，但是，由于反右运动后，反右的那一整套整人的手法仍在运行，反右的文网仍未收，饥饿年月，严永严发现家中线装书里有流浪落魄文人写的一首感叹饥馑的骚体诗，引起共鸣，便抄写在墙上，这已是1962年了，竟招来公安局干警冒充教育局干部来家访，却只抄走这首古人的骚体诗，放进他档案，这就成了他13岁划进黑名单的开始，以致后来当知青下乡，才16岁，也被宜宾公安处只用“意识反动”四字就囚他去劳动教养，在劳教营受尽小会斗大会斗，小手铐大脚镣的折磨，脱离苦海回到成都，仍以小说《阴山女囚》《吉木尔》和诗歌活跃文坛，流沙河回到《星星诗刊》时，周永严也在相邻的文学刊物做编辑，却被劳教折磨的肺心病缠身，病榻挣扎了10年后，也在55岁夭折，这笔债，不是也该挂在反右运动吗？
反右受害中学生，在成都我认识尚健在的袁永庆（石室中学），崔显昌（树德中学）都只在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中用微薄工资拖到退休，才华全被那些运动埋葬了。他们都是成都这片文化厚土里孕出的文化良种，刚出土就遭这红色专制风暴的摧折，被挤压在歧视、屈辱与饥寒的艰困生存中，仍能闪耀出他们生命的光辉，如果他们有自由民主的环境，应是今日文化与文学界怎样的硕果呢，中共的毛式专制用优汰劣胜逆反规律，在文化界造成大量瞒与编的专家，在文学界收罗老中青的帮凶与帮闲，在大学则豢养了不少知识批发商与零售商，这不是用专政戕害青年学生所结的恶果吗？至今，他们的第二第三代权力继承者，仍在用党化教育、奴化教育把这文化劫、教育劫继续用现代进行包装来传承，其灾难将绵延悠远…
龙应台感叹她到大陆接触到的知识分子，口里尽谈的房子、车子、位子、票子……感到可怜与可悲，这不是中共这几十年教育不许谈自由谈民主与人权，甚至不许谈理想（除非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所造成的吗？不是他们从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就开始的专制教育造成的吗？
现任厦门大学教授的谢泳研究教育发现，1950年代的中共干部，比今天的干部更清廉，不像今天干部这么贪鄙，他说，1950年代干部，是民国教育制度培养的，今天干部则是中共教育制度培养的，这发现不令人信服吗？
如果，再添上这毛式专制要专到学校，还专到大、中、小学学生，其毒化人的良知，败坏人的良心，摧毁社会的良伦，所造成的中华民族魂的创伤，百年能恢复吗？
我惊异，想起1949年暑假，那时，也说有白色恐怖，我寄宿川大学生自治会主席马传利宿舍，他告诉我，学潮中，同学余天觉被捕，他正在营救，教授们也在奔走，校长黄季陆也在斡旋。怎么，现在的大学校长，竟充当起抓学生的帮凶，成批地协助当局抓学生去劳教呢？中国的大学，爱护学生是有传统的，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罗家伦等学者都从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营救过学生，怎么，那种校长都变形变质了呢？
不久，在劳教营我发现有不少比大学生更年少的中专生与中学生，叶文博这位中专生还戴着右派帽子被劳教，倪希真、朱自达这些中学生、中专生，也在劫难逃。后来，从读报纸与传闻获悉，这次反右运动，在湖北与四川的中学与中等技术专科学校也进行了肃清反革命的镇压，湖北汉阳中学初中毕业生，只是对升高中分配的升学指标识为低了，有的特权干部子弟校却很高，要求平等地一视同仁，就被镇压，有的担任领导的师长也杀了，学生被大批送劳改劳教。而成都的四川省第二师范校，也是学生一点生活中的诉求，在校中未得到解决，去上级衙门请愿上了街，即视作反革命活动，把1955年由反胡风运动开展的内部肃反，1957年竟延伸扩展到中学生了。对天真烂熳的少年，怎么忍心下得了打击的手呵！没想到这就是当局把一切反动因素要消灭在萌芽状态方针的滥觞，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都不敢做的，这凶狠十倍百倍的专制政权，竟敢做了，到了89年六四血洗天安门，冒天下大不韪杀青年与学生，更登峰造报了。
1958年在峨边劳教营，让我吃惊的，还有更残酷的事，派我进原始森林运输木料，遇见近两百10岁左右的小学生，也被押进山林，用他们运小木板下山，卖给重庆某纱管厂，没想到，这劳教营是大、中、小学生齐抓来做苦役，后来遇见作家杨禾与老报人杨钟岫，他们在大堡作业区担任那里数千被劳教儿童的教师，说是学习前苏联国内战争后大批孤儿流浪社会，由肃反委员会（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办收容劳教，用半工半读来“培养”新一代。在1957年这安定的和平环境，从人家父母的卵翼下，公安局也把孩子们拖到右派劳教营的小凉山来受苦受罪，还有点人性的忍心吗？就是野兽，也爱怜幼仔呵？他们给公安派出所下达任务与指标，谁家孩子不好管教者，可由家长交派出所送去半工半读劳动教养；有的工人子女多点，负担重点，听信这种宣传，就上当了。在大跃进后的大饥饿那1960—— 1962年，我看见大量饿死被埋掉的孩子——如挖红薯窖那么挖埋。参与埋葬的蔡鲤奎告诉我，他记下的数字是2600余个孩子。秦始皇在历史上创造了“坑儒”来灭杀知识分子，毛泽东及其四川爪牙李井泉竟创造了“坑孩”，难怪他不服别人批评他是秦始皇，认为自己比秦始皇更有“魄力”，秦始皇不过坑了460个儒生，他坑的知识分子，何止百万，秦始皇总还未坑孩，始皇乃小巫，他才是大巫了。
那年代，流行着对儿童的形容词：“祖国的花朵”，当人们以这美好的词儿去讴歌孩子时，有谁知道小凉山的峨边大堡山上，埋过上千的天真无邪的童心、童体与童魂呢？
1979年春，我由改正回到成都原单位，从作家贺星寒身世，才知他上成都九中正高中毕业时，也受到与反右运动同类的打击，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8年 1月，机关单位的反右运动，已在下放、劳教、劳改处理右派了，又把他们这些中学毕业生集中起来鸣放，畅所欲言，然后抓不叫右派的右派学生，在学生中按思想色彩分类，第四类学生，相当右派，不许报考大学，第三类学生，相当中右，考大学可报名，却不可能录取，第二类属中间派，划入第一类，则属左派了，其中多为党、团员。贺星寒因极力主张民主自由，还登台去畅言自己的民主理念，当然被划为四类，在成都，做临时工也不派他，19岁即亡命走新疆，这种人当时有个贱名叫“盲流”，从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写这段流浪生活的《浪土》中，感到不似劳改，也像被流救了，那冰雪中苦熬的青春，使他丧失进大学去获取知识的机会，却在这社会大学里更深化了对人生的认识，以致后来在成都成为异军突起的文学与文化新星，北京作家戴晴读到他呼吁反对建三峡工程的文学色彩极浓，论证极佳的文章，以为是老年作家之老辣文笔，打电话到他家，一听，才50出头，十分惊讶，就像许多年后李慎之读到成都大学教师王怡的宪政文章，一听作者还不到30岁时，也惊讶与惊喜交识，感叹说“了不得”一样。如果贺星赛不遭反右运动续篇的中学生社教运动打击，享受少年那平等投考大学的人权，会是怎样的文化巨匠呢？
1980至1990年代，我发现在成都与全国文学与文化界活跃的实力作家，不少人都是这次桃李劫后复出的幸存者，除贺星寒外，还有一群体，如：
周克芹其《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长篇小说曾斐声全国，以现实主义风格使人们受文革那“高大全”实为假大空文风之灾后，感到视觉一新。但这周克芹在省中级农专校上学时，因常到省文联向编辑邱原请教与交往，邱原被打成右派，周克芹也成了四类学生，不分配工作，发配简阳乡下去做农民。
黄家刚成都七中五八级才子，16岁即有处女作小说发表《四川文学》，打成三类学生后，不许升学，后来在木材厂去做了工人，在圆盘锯、龙门锯、带锯的锯齿切割中，破碎了青春，却难毁灭他的文魂，他凭一支笔写入省作家协会，在《四川文学》任编辑，极有文学资质与敏锐艺术感觉的他，受反右运动那次沉重打击，使他形成犹豫的性格，想到了意难到，常塞于笔端，鉴到了又文思阻于顾虑，心不畅，语也难尽意，向友朋说了好多佩服贺星寒那胆识与生猛的话。他比契友周克芹多活了几年，过了花甲才被肺癌夺命，而周克芹亡于53岁，贺星寒夭于54岁，这种夭折，未必没有年幼就受57年那反右龙卷风之因吗？
周永严比57年这批受反右之灾的中学生年纪更小，当时，他还在上小学，似乎逃过此劫，但是，由于反右运动后，反右的那一整套整人的手法仍在运行，反右的文网仍未收，饥饿年月，严永严发现家中线装书里有流浪落魄文人写的一首感叹饥馑的骚体诗，引起共鸣，便抄写在墙上，这已是1962年了，竟招来公安局干警冒充教育局干部来家访，却只抄走这首古人的骚体诗，放进他档案，这就成了他13岁划进黑名单的开始，以致后来当知青下乡，才16岁，也被宜宾公安处只用“意识反动”四字就囚他去劳动教养，在劳教营受尽小会斗大会斗，小手铐大脚镣的折磨，脱离苦海回到成都，仍以小说《阴山女囚》《吉木尔》和诗歌活跃文坛，流沙河回到《星星诗刊》时，周永严也在相邻的文学刊物做编辑，却被劳教折磨的肺心病缠身，病榻挣扎了10年后，也在55岁夭折，这笔债，不是也该挂在反右运动吗？
反右受害中学生，在成都我认识尚健在的袁永庆（石室中学），崔显昌（树德中学）都只在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中用微薄工资拖到退休，才华全被那些运动埋葬了。他们都是成都这片文化厚土里孕出的文化良种，刚出土就遭这红色专制风暴的摧折，被挤压在歧视、屈辱与饥寒的艰困生存中，仍能闪耀出他们生命的光辉，如果他们有自由民主的环境，应是今日文化与文学界怎样的硕果呢，中共的毛式专制用优汰劣胜逆反规律，在文化界造成大量瞒与编的专家，在文学界收罗老中青的帮凶与帮闲，在大学则豢养了不少知识批发商与零售商，这不是用专政戕害青年学生所结的恶果吗？至今，他们的第二第三代权力继承者，仍在用党化教育、奴化教育把这文化劫、教育劫继续用现代进行包装来传承，其灾难将绵延悠远…
龙应台感叹她到大陆接触到的知识分子，口里尽谈的房子、车子、位子、票子……感到可怜与可悲，这不是中共这几十年教育不许谈自由谈民主与人权，甚至不许谈理想（除非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所造成的吗？不是他们从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就开始的专制教育造成的吗？
现任厦门大学教授的谢泳研究教育发现，1950年代的中共干部，比今天的干部更清廉，不像今天干部这么贪鄙，他说，1950年代干部，是民国教育制度培养的，今天干部则是中共教育制度培养的，这发现不令人信服吗？
如果，再添上这毛式专制要专到学校，还专到大、中、小学学生，其毒化人的良知，败坏人的良心，摧毁社会的良伦，所造成的中华民族魂的创伤，百年能恢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