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劳工是被大陆的中介公司骗来的，说是来新加坡一年能赚十万人民币。花了三万块中介费，签了两年合同。结果到这儿一个月才挣新币一千多一点儿，怕跑，统一扣压了护照，家里有点什么事也不让回。没有周末、周日，没有公共假期，春节那两天一停工就没钱。
“代价很大，撇下妻儿老小，背井离乡，大热天的，苦啊！如果钱挣多一点还可以，太少了！”劳工们摇头叹息。
有个姓李的山东人，三个孩子，前两个是女儿，最后是儿子。当年老婆怀孕，怕被抓去打胎，东躲西藏的，好一顿折腾，总算母子平安。因超生，罚得倾家荡产。据说，现在政策有松动，有些地多的农村，让生第二胎，不过要交一万块钱的名额费。弄来弄去，就是要钱。他拿儿子照片给我看，小宝宝虎头虎脑的，很可爱。他笑道：“在北京工地搬运砖头，一天得背五百块；在这里为了赶工，干到晚上九点钟，都苦。尤其是被包工头子扣发工资，心里难受的呀！再过一个月，就到期回去了。你看这楼盖得一个比一个漂亮，哎，希望儿子比我强，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江苏的老王，四十六、七岁，沉稳实在，他常到超市买菜。他讲：“自己做饭能比外面吃省一些，一个月吃饭二百块就够了，攒下一千块，过两三个月就往家里寄一次。孩子学习好，要考大学了，想着供他上好一点的大学。老婆在服装厂干活，很累。每次家里收到钱都很高兴。省吃俭用，多攒点钱才值得这么老远的出来一趟。出门在外不容易，抽烟喝酒，消愁解闷。有的熬不住，上红灯区，就攒不了多少钱。”
分发报纸时，老吴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是乡镇企业家，炼法轮功的，抓进去没几天，就说自杀了。“谁信呢？好好的人，那么开朗，老婆孩子都那么好，怎么会自杀？！活活打死的。江泽民太过分了，共产党做得太绝了。”
大刘浓眉深眼，高壮爽朗，写一手好字。他关心国内的发展趋势，每周都看《大纪元时报》，晚上还到附近的图书馆看《明报月刊》。他说：“出国一大收获是知道很多国内封锁的消息，不闭塞了，长见识。《九评》写得非常好。”他用真名退了党，还为妻子儿子退团退队。“人算不如天算，天意不可违。挣的钱有限，也就一两年宽裕点儿。能保家里人平安，最重要。”
烈日下，工地上，劳工们汗流浃背、挥汗如雨；午休时，他们在组屋楼下，疲乏地席地而卧，酣然入梦；晚上，他们坐在公用电话旁，与远隔千山万水的亲人话家常，熟悉的乡音，殷切之情，令人动容。
祝福这些朴实而可贵的中国人！
清风送爽，明月高挂，遥寄相思和问候。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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